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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巩固和发展边区经济

任学岭 谭虎娃

    
  (一)开展查租保佃斗争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其中指出:今冬明春,必须在1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解放区。9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秋收与减租》的社论,指出:“今年的秋收和减租工作,不仅为了支援前线,而且也是为了巩固解放区,奠定解放区和平建设的基础”;在秋收时节中,必须注意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工作,在老解放区,“要检查过去减租的情形,如减租不彻底的地区,要重新发动群众进行减租。”11月7日,中共中央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强调:“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争取胜利”。②12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党内指示指出除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外,老解放区应普遍开展减租减息复查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解放日报》根据上述指示于11月16日发表了题为《减租与生产》的社论。1946年3月26日,又发表了《减租减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的社论。中共西北中央局与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领导陕甘宁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结合普选运动与生产工作,比较普遍地开展了以“查租保佃”为主的减租减息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
  陕甘宁边区属于老解放区,历经土地革命时期的分配土地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尤其自1942年以来,普遍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在一些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工作进行的不认真、不彻底,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当时,边区内土地分为分配过土地和未分配土地两种类型,由于减租减息运动发展不平衡,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土地问题。在已分过地的地区仍然还有一些土地纠纷,时常发生一些地权纠纷及少数地主非法收回土地和重租剥削现象。而在未分过地的绥德、陇东、关中这三个区域,虽然减租减息成绩较大,但还较普遍地存在着减租不彻底或明减暗不减的问题。有的根本没有减,有的减租不保佃、不换约,或今年减明年又加;有的用大斗收租;有的借更新丈量土地来扩大原租地亩数以增加租额;有的改定租为活租以提高租额;有的把减的租作为欠租,用此等方法对抗减租,使农民得不到减租的果实。
  根据上述情况,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各县,主要是在绥德、陇东和关中这三个分区的广大未分过土地的区域(其中也有部分县区、乡分过地)以及延属分区、三边分区的一部分未分过地的区域,开展了“查租保佃”(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情况与保障佃农的佃权)为主要内容的减租斗争。
  边区各级领导都比较重视查租保佃的工作。绥德分区地委在1945年秋季选举运动开始时,就指示各县要结合选举开展查租保佃工作。经过调查,发现本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减租之后未能及时换约,没有把减租与保佃很好地相结合起来。如绥德县延家岔地主延振华变卖土地转营高利贷剥削;子洲县双区四乡地主霍云台卖地放帐,并借口“自种”把租给佃户王文金的地抽回让其荒芜;更严重的如葭县石板村的租额从1940年到1945年冬从未减过。1945年11月14日,绥德专署向各县发出指示,详细地规定了减租保佃办法,确保佃农利益,同时照顾地主生活。
  在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三县减租不彻底的情况比较普遍。据庆阳驿马关区5个乡队104户地主的检查,其中有43户明减暗不减。陇东分区专署和地委在1945年10月上旬即已针对本地区遭灾歉收、减租普遍不彻底的问题指示庆阳、合水、镇原三县,在“秋收后应普遍复查减租,务使减租达到彻底,今年应按歉收或灾年酌情实行再减或免交,各县已订之临时减租标准,经试行若有不合适者,须根据具体情形予以修改”,③并特别强调指出:“在减租工作中,必须组织群众自己去进行,并切实保障佃权;华、曲、环三县,则应切实保障群众已分得之土地,若有人侵犯其既得利益,应依政府法令处理”。④陇东分区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实地指导解决租佃等问题,如庆阳县30里铺四乡开乡代表会时,分区专员马锡五亲自到会指导,广泛听取代表意见,最后作出了全乡秋田歉收免交地租的决议,受到群众的欢迎。
  在关中分区也较普遍地存在减租不彻底的问题。1946年5月,关中地委根据上年秋冬普选运动中群众提出的880个地权问题与308个租佃问题(占选举运动中提出的全部问题的12%强),召集有关干部进行研究,对这些问题分类提出了处理的方针与详细的办法:地主夺回租地的应立即归还;地主强要租子的要无条件退回;对于典当土地、管理荒山、租赁地基等也规定了具体处理办法。在未分过地的区域主要存在租佃问题,要继续彻底复查减租,发动农民清算,追回地主以各种方式多收的租子,并切实保障佃权。
  延属分区各县也结合普选检查,进一步处理了当地的土地问题。1946年3月初,延川、固临县参议会作出了有关土地、租佃、借贷的决议案。如延川县参议会关于土地、租佃、债务的决议规定:今后应重新登记土地,确实统计公地;不许讨要旧社会的债项(有人还暗中讨要);农村贷款月利不能超过10%,粮食借贷春借1斗夏还1斗3升,秋还1斗5升,全年以5升行息。
  新解放的安边县(1945年11月解放)也于1946年3月初举行了首届临时参议会,作出了立即在本县实行“二五减租”的决定。安边县的佃户集会成立农会,向地主算帐,要回多交的租子,到5月该县在东滩区5个乡开展了减租运动,为在全县普遍开展减租运动创造了条件。
  陕甘宁边区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和查租保佃活动,消弱了封建剥削和改变着封建的生产关系,使广大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帮助贫苦农民克服了困难,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保护了现有的生产力。为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并在必要时及时转入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也为边区的和平民主建设以及武装自卫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抗灾救荒,发展生产
  抗战胜利后,为了恢复边区人民的元气,稳定陕甘宁边区社会秩序,发展边区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再加之边区风沙、虫蚀、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频侵袭,生产建设的任务已更加突出地提到解放区军民的议事日程。故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也更加倾注对生产这个根本环节的工作力度。1945年12月15日和1946年1月17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抓紧冬季生产》和《要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论1946年解放区生产运动》的社论,提出了:“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1946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⑤中共中央指示下达后,陕甘宁边区迅速部署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1946年1月19日,边区政府召集了边区30多个机关、1000多名干部参加的生产动员大会,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号召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精简机构,健全制度,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2月10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前进一步》的社论,专门论述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号召各地干部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上来一个极大的转变,克服以往满足于老一套的思想,努力寻找和学会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与方式方法,以保证本年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真正为全国和平民主建设树立了一个更好的榜样。1946年3月,中共西北局召集专员和地委书记举行了春耕座谈会,习仲勋在会上强调要改进春耕领导,各级干部要下乡解决春耕中的困难与问题,建立核心,推动群众。5月间,中共西北局还先后发布了夏耘指示和关于坚持具体领导、除虫防灾与防止自满松懈的指示。6月中旬,边区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夏耘、夏收、防灾工作的指示。
  为了使1946年生产运动取得成绩,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和困难。在农业方面,采取发放农贷、兴修水利、组织互助合作、改进生产技术等项措施;在工业、矿业、商业方面实行扶植奖励和劳资两利等政策。经过边区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加上1946年夏秋雨水较足,大灾之后的1946年在工农业(特别是农业)生产量方面取得了接近历史上最高年份水平的好成绩。
  1946年,农业生产工作上的最大成绩是在春耕时解决了春荒问题。此外,1946年农业共耕地1500余万亩,产细粮180万石,比1945年的120万石增产50%。本年全边区共植棉35.1万余亩(其中足苗26.5万余亩),约收棉花200万斤。部队、机关和学校的自给生产也取得新的成绩,仅5个厅干部个人生产总值就达到870多万元。蔬菜大部分也能自给。伙食费和办公费方面,据延安16个机关的统计,自给率达到47%。
  工业方面到1946年3月份工业生产开始恢复秩序,1月至8月的生产计划都已胜利完成并有所超过。从数量上看,假以全年计划为100,某兵工厂到9月份已提前3个月完成了全年任务,石油厂已完成86,难民纺织厂已完成92.4,火柴厂已完成95.94,都超过了计划;振华造纸总厂完成70.7,振华全厂完成60.3,均完成了计划;从质量上看,一般都已达到过去的水平,有些产品有所提高,如肥皂和报纸都达到原有标准,火柴达到根根管用,汽油比过去有所提高,兵工生产质量都保持原有水准。
  民间纺织业方面边区政府曾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和支持民间纺织业的发展,边区银行发放了1.8亿元的纺织贷款,边区贸易公司供给了26万斤棉花。到1946年9月,原有民间纺织业不仅已全部恢复且有大的发展。如延川全县1万余妇女中参加纺织者达到8000余人,占总数的80%;已纺纱6.2万余斤,织布10万余丈,除足供全县用布外,尚有部分可供外销。绥德分区的民间纺织发展更快。
  边区农业、工业、军工以及商业等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粮食产量的急速提高,增加了边区的物质财富,加强了边区的经济建设,改善了人们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保障了军队的供给。也为粉碎国民党对边区发动的全面军事进攻准备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陕甘宁边区史稿/任学岭,谭虎娃编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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