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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胜利后边区军事部署和准备

任学岭 谭虎娃

    
  (一)边区的军事部署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接受日伪投降,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紧急行动起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力支援前线部队胜利反攻,同时加强边区自卫武装以有效保卫后方。遵照中共中央指令,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部队骨干纷纷从延安启程奔赴东北、华北、山东、江淮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合当地人民军队和抗日武装,向日伪发起猛烈进攻,并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挑动内战的企图。
  为顺利展开大反攻和迅速扩大解放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人民军队实施由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正规战转变的战略方针,并对各解放区人民军队战斗序列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其中,长期负责陕甘宁边区防务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也有所变动。
  为适应新的形势,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分出(贺龙任司令员,下辖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分区),另以晋绥军区主力部队4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二者均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承担自晋西北向日伪发动进攻并配合晋察冀等部队创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新的基本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晋绥野战军仍由贺龙担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李井泉任副政委,许光达任代参谋长,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黄新庭,政治委员余秋里)、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独立第二旅(旅长许光达兼,政治委员孙志远)和独立第三旅(系1945年9月组建,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总兵力3万余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晋绥军区分离出去后仍保留原番号,继续担负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贺龙任司令员,高岗任政治委员,徐向前、王世泰任副司令员,谭政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张仲良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6个旅和4个警备区。其序列是: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员兼旅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张德生,副司令员汪锋),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兼旅长贺晋年),第三八五旅兼陇东警备区(司令员兼旅长王维舟),教导第一旅兼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旅长兼政治委员王季龙),教导第二旅(驻延属分区),新编第四旅(驻关中分区,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新编第十一旅安边起义后,奉命归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仍称新编第十一旅(曹又参任旅长)。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辖4个警备区和7个旅,总兵力约3.2万人。
  1946年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贯彻政协有关决议和国共整编军队的协定,决定对各解放区军队实行精简和部分复员,同时也要求全军提高警惕,继续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进一步提高部队的素质、效能和战斗力。3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实行精简缩编,将教导第一旅和教导第二旅合并为教导旅,第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裁撤10个团、12个营67个连的编制,复员战士2700余人。
  至1946年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辖5个旅和5个警备区,总兵力降至2.8万余人。王世泰任联防军代司令员,习仲勋任代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下辖:教导旅兼延属警备区(司令员、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员、旅长兼政治委员高锦纯),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吴岱峰,政治委员白治民),新编第十一旅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兼旅长曹又参,政治委员高峰),警备第三旅兼陇东警备区(司令员兼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李合邦),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
  (二)部队练兵与武装群众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就命其嫡系将领胡宗南率领数十万精锐部队以陕甘宁边区为主要目标,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断对边区进行挑衅、骚扰、袭击和蚕食等破坏活动,甚至几度扬言要攻占延安。日本投降以后,胡宗南仍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长期坐镇西安,更加顽固执行反共的方针,不断地侵犯边境,抢劫财物,打死打伤边区军民,派飞机袭扰边区上空,随时准备挑起内战。1946年1月至6月,胡宗南军队越境侵犯达29次。半年之内,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兵力最高竟达到18个军(后改为整编师)、3个旅及12个保安团,合计约20万人。为应对时局,陕甘宁边区开始加紧武装人民,加紧正规军的练兵,并加强民兵的训练,提高战斗力,以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关于如何进行练兵问题,要求“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⑥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3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敌人破坏。西北局据此,提出“保卫延安,反对内战”的口号,加紧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1945年边区部队的冬训,从11月中旬到1946年1月中旬,掀起了练兵热潮。
  1.部队大练兵
  这次练兵正式开始前各部队作了充分的物质准备与组织准备。在秋收时就修筑练兵场,制造各种练武器械,砍柴,织毛衣、毛袜、毛手套还屯积了白面、蔬菜与自己喂养的猪羊,以保证部队在练武时的需要。每个连队和班排都订了练兵计划,各自根据原来的基础,拟定了练兵中的奋斗目标。为了搞好训练,练兵前边区各部队还成立了培养练兵骨干的组织,如“红星”部的教导大队,五旅的轮训队,警一旅的干训队等。这批练兵骨干经过紧张的苦练,不仅掌握了军事技术和战术,同时也学会了练兵中的领导方法,增进了部队团结,强化了部队的战斗力和组织管理力度。
  这次练兵本着群众路线的原则,认真执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训练方针。各部队的首长首先以身作则,亲自参加练兵。如“胜利”部的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每天的早晨都参加直属队的早操,有时在天亮以前就出发去检查数里或10里外的营连练兵情形,营连干部普遍参加早操和直接指挥操课,总支书记也亲自喊口令指挥部队早操,因此战士们更加起劲,天不亮就相约起床,燃起火堆练武。练兵场上,无论职务高低,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会成为大家学习和追赶的榜样,受到拥戴。如“战卫”团“前卫”连的战士于英和张文明的劈刀技术很好,连部就叫他俩担任劈刀教练,于英根据他几年来劈刀的心得并吸取过去刀法的精华,另编了一套新刀法,操课时,指导员和排长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特别是警三旅的“练兵联手”运动成了“兵教兵”的好榜样,战士们各找相好的对象,根据各人的特长和缺点实行互帮互助。通讯连四班的牛世良和王荣华结成联手,由牛世良教要领,王荣华教文化,早晨互相叫起床,互相帮助勤务公差,一起锻炼身体,共同研究战斗时的互助办法,掀起了联手之间的竞赛和整个部队的练兵热潮。边区部队除了在冬季集中时间练兵外,平时在劳动生产的空隙中也不忘利用时机温习练兵所学的技术。
  这次练兵坚持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为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养提供了重要保证。为了提高练兵的实际效率,在练兵运动中大约有1/3的时间用于学政治和文化,学习解放军的建军宗旨与原则,学习时事政策以明确形势与任务。如警二旅在1945年9月间就编写了《时局与任务》的教材,组织战士学习与讨论中共对时局宣言。同时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在连队宣讲一些有关敌人的破坏活动,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当局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在部队中牢固树立起“提高警惕,时刻备战”的思想,从而加固部队对练兵必要性的认识。
  边区部队是一支有文化教养的军队,军营也是一所学校。部队官兵利用课余时间练歌、演戏、画画、读报、写通讯、办黑板报甚至自己办报纸。各旅的宣传队、剧社也常深入连队开展部队文化工作,带动了基层的文艺活动。
  由于创造了上述这些条件,采取了得力的措施与适当的方法,调动了指战员们的高度的积极性,因此,在短短的两个月的冬季练兵中就取得辉煌的成绩。1946年1月,边区各部队在军事技术与战术方面举行测验、检阅、竞赛。“战卫”团演习实弹射击,“前声”连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全连机枪射击百发百中,平均打了21环,神枪手曹玉春3枪打了29环,胡思德等4人各打了28环。警七团的技术、体育测验结果是:优胜的5连投弹平均43.45米,全团有5人各达60米以上,最高纪录的八连刘进高竟达68.8米;九连的郭仲义、贺世仲以22秒钟武装通过全部障碍。他们还有大三套翻铁杠、武装并腿或分腿过木马等精彩表演。警九团六连举行了擂台比武。优秀的投弹手成绩均在50米左右。警三旅各团先后进行的夜间袭击或防御的演习,则充分地表现了指战员们的沉着、迅速、勇敢、机智的战斗精神,他们熟练地把苦练出来的技术应用于各种战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武装民众
  在这一阶段中,边区的15万普通自卫军和3万基干自卫军也开展了练兵运动,进行了冬训。训练内容以投弹、射击、爆破三大技术和参战演习等为主,同时训练了与正规军配合作战的协同动作,以及支前、运输、抢救等方面工作的组织能力。自卫军在帮助正规兵团维持治安、转运粮秣和伤员以至配合作战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946年春夏以来,随着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规模越来越大,边区进一步加强对自卫军的整顿和训练,边区各地都开展了群众性的练武运动,各分区,县多开办过爆炸训练班。关中各县学员大都学会了装埋地雷、造黑包炸药以及制造雷管拉火线等技术;子洲县发明了用子弹头制造雷管和埋飞雷等技术;志丹县学会了造铁雷与瓷雷;子长县学会了造石雷。子长县在年训中还成立了教员研究室。绥德分区的基干自卫军组织了轮战队,以便随时配合正规军作战。三边分区的基干自卫军还掀起了献枪和献金购枪的热潮。他们不论在南线或北线的自卫反击中都曾很好地配合正规军作战。
  边区部队及自卫军的练兵,统一了全军的战术思想,提高了军事技术,密切了军队内部的关系,加强了政策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提高了军队政治军事素质。同时也加强了军民之间的团结,为迎击来犯边区的敌人作了重要的军事准备。
  

陕甘宁边区史稿/任学岭,谭虎娃编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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