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边区社会教育的发展
　　为提高边区民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激发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帮助和培养他们掌握抗战建国和建设边区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号召并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教育运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边区的成年农民，他们在人力、物力上是支持抗战的主体，也是边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直接承担者。对他们进行教育，充分发挥他们在抗战和边区建设中的作用，对建设和发展边区的各项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边区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边区90%以上的儿童，没有上学。因此，大量的失学儿童也成了边区社会教育的对象之一。边区社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扫除农民中的文盲，破除迷信，改变其不良的习惯，尤其是扫盲任务十分艰巨。99%的边区农民不识字；80%～90%的学龄儿童失学，也成了新的文盲。消灭这样数量庞大的文盲群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对边区当时的条件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边区政府把消灭文盲集中在40岁以下的农民身上，他们是边区抗战和建设的主力军；只有使他们摆脱文盲状态，才能进一步发挥其抗战和建设边区的积极作用。
　　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开展识字运动，并开办了冬学，总计创办了619所冬学，学员10337人。这次冬学运动，以国防教育为中心内容，同时也开展文化课的学习。至1941年，社会教育在边区广泛地发展起来，主要形式有：(1)民众教育馆，它既是一种教育形式，又是一种组织领导社会教育、宣传和服务于民众文化生活的教育机关，设立于各个地区教育中心所在地。(2)俱乐部。它是用各种不同的娱乐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宣传教育。它既是边区政治、军事、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机关，又是宣传、鼓动、讨论、布置工作的场所。(3)读报组。它是利用群众的空闲时间，将群众组织起来读报，宣传时政、灌输生产和抗战等方面的知识。(4)识字组。它是将社会中的文盲和半文盲组织起来，3—5人为一组，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扫盲工作。(5)夜校。它是把白天生产忙不能学习的人组织起来，进行夜间教学。(6)半日校。它是以工作或生产较忙不能进全日制学校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为对象。一般附设在小学里，采用单级复式教学，学期一年。(7)午校。它是以妇女为主要对象，利用午间休息进行教学。(8)冬学。它是利用冬闲时间进行教学，学期为一冬或两冬。(9)巡回教育或轮学。它是无固定校址的巡回学校，对几个村或单位的学生，特别是对偏远地区的学龄儿童与成年人，分班组选择适当地点与时间由教员去轮流教学。(10)文化棚。它是利用群众赶庙会等集会机会，设宣传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和生产、生活、抗战等方面的知识。另外，边区各地还创造了读书会、民革室、自乐班等多种教育形式。
　　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1938年边区有识字组5834个，组员39983人；夜校208所，学生1917人；半日校61所，学生919人。1939年，夜校、半日校和冬学发展到1558所(组)，学员人数达到25063人。同年冬又发展到5232所(组)，学员53266人。1940年进一步发展，达到5469所(组)，学员59953人。到1941年，民教馆达25处，剧团10个，读报组3371个(平均每450个人有一个读报组)，板报668块，出版各种报刊六七十种。
　　1941年，由于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边区政府在社会教育方面采取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发挥群众力量的“民办公助”的办学原则。在经费上，群众能全部解决的由群众解决，群众不能全部解决的剩余部分由政府拨给。在师资方面，采取边区政府培训和选派、群众兼任两种方法。兼职有多种形式，或有小学教员兼任，或动员当地的知识分子兼任，或聘用附近机关、部队的同志担任，或采用“小先生制”——由小学生担任识字组的教师，或开展民教民的办法(夫教妻，子教父母，兄教弟，互助学习)，特别是“小先生制”，在边区的扫盲中起了重要作用。
　　边区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于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从抗战和边区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把教育、生产、生活、抗战纳入一个统一的机构中，一起推进。这样就使社会教育适应了边区分散的农村特点和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适应了边区人民的生活习惯，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办学和参加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使社会教育直接为边区建设服务，为抗战服务；另一方面又为社会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推动了社会教育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