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在困境中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困难局面的出现
　　一、皖南事变及其形势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顽固派面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其政策的重点也由对外转向了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于1941年1月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第一、二、三纵队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军部驻地出发向长江以北转移，在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袭击。北移的新四军经过八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时被扣压，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阵亡，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在转移隐蔽后被叛徒杀害。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均遭残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叶挺交付“军事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皖南事变以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虽有所觉察，并提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方针，即“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这样做的目的是“缓和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蒋介石)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①。194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南方局、东南局分别向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及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同意国民党当局的要求，指令新四军迅速北移。
　　皖南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认为当前的形势十分严重，表示国民党顽固派“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并指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②。1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又提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③皖南事变后，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同时发表军委发言人的谈话，要国民党当局“取消17日的反动命令”，并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等12条要求，以“平复”事态扩大。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在中共中央表示强硬立场和采取各项措施以后，又受到了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政治上输了理。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也有所收敛，军事反共事实上就此终结。中共中央认为，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抵御日军进攻。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指出：“反共浪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故我之方针：“政治方面，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军事方面，八路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并提出“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2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关于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策略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并提出了对于国共关系的八字方针，即“政治攻势，军事守势”。只有实行“政治攻势，军事守势”才能使国共靠拢。因为，“只有军事攻势才能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自此以后，中共一直坚守“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政策，在政治上坚持“十二条”，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咬住不放”；军事上，坚持自卫原则，不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报复措施，终于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其打击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许多对其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中共的坚定立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及顾全抗战大局的思想，赢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同情，扩大了在全国民众中的影响，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皖南事变后，虽然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表面上并没有破裂，但是双方关系却由此发生了逆转。在政治上，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活动下，开始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在军事上，国民党顽固派公开派遣大批军队包围封锁解放区，企图用武力“剿灭”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因此，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自然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重点打击范围。此外，正在华北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准备乘机突破黄河防线，进攻陕甘宁边区，造成陕甘宁边区处于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军事包围之中的不利局面。在经济上，国民党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既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也严令禁止国民党统治区的货物输入边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在边区附近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经济稳定。在对外交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则对来往边区的人员进行严格限制。一方面，在沿边区各县实行乡民连环保结；另一方面设立许多盘查哨岗，对进入边区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扣留。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间，仅在交口、碑亭、中部(今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咸阳等地盘查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④在社会生活方面，从1939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1941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此外，由于抗战以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日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所以，仍然有大批革命青年和海外侨胞，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毅然来到边区。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共中央又陆续从前方调回大量部队，这样生活在边区的脱产人员的数量就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灾荒和战争也导致大量的移民和难民纷纷涌入边区，这样就极大地加重了边区的财政支出。
　　严峻的军事形势，加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自然灾害，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页。
　　④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