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共与非党人士民主合作制度的初步形成
　　建设“三三制”政权，必须正确处理中共党员与非党人士民主合作的问题。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必须学会同党外人士进行真诚的民主合作。在实施“三三制”以后，如何处理好党同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是关系到“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同非党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关键是处理同中间分子的关系。因为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与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合作共事比较容易；中间分子同共产党，除了抗日和民主的共同点以外，从阶级关系上说，在根本利益上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所以合作起来比较困难。这样，“政府机关中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解决问题”①，因此，边区党与政府在与非党人士合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民主合作的制度。
　　第一，充分尊重和信任党外人士，保证他们在政权中有职有权。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立以后，对政权中的党外人士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任，要与他们真诚合作，使他们有职有权，真正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决不能把他们当成一种摆设或者是凑数，否则就完全背离了“三三制”政权建立的初衷。为了充分发挥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日常工作中多谈心，多交换意见；边区政府各厅、处等要定期向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汇报工作；边区政务会议召开之前，要向党外人士通报会议内容，并征询他们的意见等。由于边区政府和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参加政权的党外人士，一般都能做到有职有权、职权相符。
　　第二，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于党外中间分子，既要对他们作适当让步，同时也要作必要的斗争，这是中共的一贯方针。因为中间分子大都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或者是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边区主要是商人。中间分子参加到政权中，必然要关心本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的阶级说话办事。为了团结中间分子共同抗日，在合作共事中适当向他们作出一些让步，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进而影响到全民族的抗战事业。但是，必要的让步不是无原则的迁就，无原则的迁就不但不能团结中间分子共同抗日，而且还会影响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抗战的形势下，在同中间分子的合作共事中，必须正确把握和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第三，充分照顾和保证党外人士的日常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边区政府以及所属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因此，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中的共产党员享受供给制，除了吃饭穿衣，只有少数的零用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不例外。但不能以共产党员低水平的供给制来要求中间人士，他们在参加政权机关工作后，多数人还会影响到家庭生活，为此，边区政府特地为他们实行薪给制。虽然薪水不多，但比起共产党员已有很大的提高。除自己吃用以外，还能补助家庭生活，不这样做，就会影响他们出来工作。同时，对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与政务无关的陈规陋习，也不必计较，更不要随便指责，使他们无所适从，要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充分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四，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要发扬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实行“三三制”初期，有些党员干部一时不大理解和习惯，缺乏与党外人士商量解决问题的意识，个别党员干部甚至公开表示不在党外人士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许多党外人士参政以后，本来就缩手缩脚，不敢发表意见，更不敢放手大胆工作，遇到个别党员干部的不民主作风，就只能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这对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是极为不利的。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以后，边区政府抓住了党员干部中的民主作风问题，进行了深入整顿，使大多数党员干部转变了作风，在工作中以平等的民主作风对待党外人士，密切了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高了党外人士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促进了“三三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由于共产党对非党人士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方法，从而改善了共产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双方真诚相见，平等相待，民主合作，心悦诚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
　　①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合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