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边区党政军机关进驻西安
　　1949年春，随着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中共的工作中心迫切需要转移到城市建设上来，需要完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转移。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同样面临着这一战略转移的任务。
　　随着第一野战军外线作战的节节胜利和关中地区许多城市的解放，为了有效及时地巩固战争成果，加强对支前、接管城市等重要工作的指导，更好地配合第一野战军早日解放大西北，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军区于西安解放之前作出决定，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应及时南迁、进驻西安。为给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性转移做准备，必须进一步加强陕北老区的领导工作。边区高级党政军领导经研究决定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正式设立陕北行政区。1949年5月5日，边区政府举行政务会议，讨论行政区划分问题，决议通过即日成立陕北行署，该行署辖黄龙、三边、绥德、榆林四个分区，直辖延安、延长、延川、安塞、子长、志丹、甘泉七个县；延属专署同时撤销。任命曹力如为陕北行署主任，李景林为第一副主任，崔田夫为第二主任，并任命了行署各机构负责人。同日，原延属专属、中共延安地委和延安军分区机关奉命撤销。老区行政区划和机关干部的重新规划和部署，既稳定和巩固了老区，又为日后进驻西安预留了人才和解决了后顾之忧。
　　5月20日，西安解放。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决定成立西安市人民政府和宝鸡市人民政府，均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任命贾拓夫为西安市市长，方仲如为第一副市长，张锋伯为第二副市长；任命张毅忱为宝鸡市市长，江洪为副市长。还任命了两市各局、处、院、行负责人。同时正式设置宝鸡、渭南、咸阳、彬县、三原五个分区，成立宝鸡、渭南、咸阳三个专署，原西府分区专署改称彬县分区专署，原关中分区专署改称三原分区专署。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政务会议，讨论边区政府机关南迁西安办公等问题，决定领导中枢机关即日南迁，除留秘书长王达成、民政厅副厅长章白夷、教育厅厅长贺连城、农业厅厅长霍子乐、边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乔松山五人组成留守委员会，负责向陕北行署移交工作和留少数干部处理在延未结束之工作外，其余人员一律南迁办公。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机关同日出发南下。两三天后，贺龙、刘景范、习仲勋、杨明轩、贾拓夫、甘泗淇、赵寿山、马明方等相继进入西安城内，随即在止园(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处办公。
　　6月8日，中共中央电令，由彭德怀等23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9人为常委，彭德怀任第一书记，贺龙任第二书记、习仲勋任第三书记，马明方任副书记，由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解放区党、政、军、群等各方面的工作。6月14日，边区政府发出通知，从即日起边区政府机关正式迁入西安新城办公。在此前后，西北局、西北军区、民盟西北总支部等机关，也都在西安开始对外办公。6月下旬，边区留延干部也在预定时间内处理完善后工作赶赴西安，在各自的岗位开始工作。
　　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从延安迁入西安办公，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从战略地位上来说，西安地处关中腹地，便于巩固和开辟新的解放区；第二，从政治影响力来说，过去十数年间西安是胡宗南集团的大本营，如今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局和西安军区的所在地，扩大了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震慑了国民党残余部队；第三，从获得城市管理经验来说，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历来是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而对西安的成功接管以及恢复生产，将标志着西北革命和建设进入从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