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边区文化建设的领导和指导
　　中共中央和中共领导人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边区的文化建设。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难当头的日子，一大批进步青年从上海、北平、天津、武汉、西安、太原等大城市来到延安，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如何掌握革命文化的武器为抗日战争和人民大众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很清楚的。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陕甘宁边区文艺界的问题也投入了很多精力来加以解决。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一个月时间里，中央分别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召开了三次座谈会。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各种文艺主张，中共的领袖们以坦诚和信任的态度，同文艺家们敞开心扉，促膝恳谈，平等辩论。毛泽东结合座谈会的情况，经过深邃的思考，写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他在5月2日座谈会开幕式的《引言》和5月23日座谈会闭幕会的《结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明确地提出文艺工作必须服务于政治，面向工农兵，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总方针。朱德也在座谈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多写反映前方的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针对“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说法，他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①毛泽东、朱德等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延安和边区文艺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与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分不开的。
　　在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导和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文化人和当地的文化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文艺宣传队伍，他们贯彻中共关于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活跃在机关、部队、学校、农村、工厂，深入到抗战第一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在延安上演的新剧目有189个。②对民众进行宣传动员，启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成了群众文化工作的最突出特点。
　　通过创作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但为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而且也为繁荣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组建文艺团体和培养艺术工作者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长远发展。中共在延安时期专门建立艺术院校，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文艺工作者。这支在延安文艺运动中陶冶和培育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大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开赴东北、华北，发展到全中国，投身于文化建设的主战场，为繁荣中共的文化事业提供了人员保障，成为人民文艺建设事业的主力军。中共在边区的文化建设，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着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提高人民思想认识水平的作用，也为以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夯实了根基。
　　① 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6页。
　　②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