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据地开创前中共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陕甘宁边区是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和发动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这支起义部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的“八七”会议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的决定。在这两次武装起义和中共的“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陕西发动工农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12日，陕北井岳秀部队中受共产党人影响的1700多官兵，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的领导下，发动了清涧起义，一举占领清涧县城，并迅速打下了延川、延长和宜川等县城。12月底，起义部队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的红旗，成立了总指挥部(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次年1月，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西北地区竖起了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1928年5月1日，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在陕东发动了渭华起义。5月15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总指挥，刘继曾任政委，王泰吉任参谋长，并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时近两个月，给陕西的军阀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了配合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当时还在旬邑、礼泉、淳化和澄城等地发动了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于提高陕甘宁地区人民的觉悟，积累革命斗争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起义失败之后，陕甘宁地区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共产党的活动也更加困难。中共陕北地下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于1928年4月在米脂县苗家坪附近南丰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别委员会，陕北党、团组织和革命运动有了新的领导中心。1929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陕北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讨论了1929年陕北特委工作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此后，在1931年到1933年7月，由于白色恐怖的加剧和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陕北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活动特别困难，但共产党的干部和大部分党团员仍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的秘密工作，并领导群众逐步走上了武装游击活动的道路。同时，中共陕北特委还派遣党团员利用社会关系，打入陕甘军阀或地方武装内部开展兵运工作，为红26军和红27军的建立，为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二、红26军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渭华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曾多次发出指示，并派遣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奔赴陕北和陕甘地区，从事创建革命武装的活动，刘志丹、谢子长就是执行省委指示开展武装斗争的代表。他们曾先后打入陕甘地方实力派苏雨生、谭世林部，从事兵运工作，准备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因当时客观条件尚不成熟，曾多次遭到失败。后来，谢子长到中共北方局和省委工作，刘志丹在几经挫折之后，辗转到了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收集赵青山、杨沛盛和贾生财等部，成立南梁游击队，活动于深山老林之中。不久，由杨仲远、阎红彦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在南沟岔收编了师储杰护烟武装后，改称陕北游击支队，前往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壮大了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这时省委又派谢子长来加强部队的领导。1932年1月上旬，根据省委决定将部队暂时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杨仲远为参谋长。下辖两个支队，师储杰和刘志丹分别任支队长。根据省委指示，部队开赴甘肃省正宁县三甲原进行整顿。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成立了以谢子长为书记的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实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时三原地方党组织派了大批优秀青年来三甲原，加入了陕甘游击队。全队共有300多人枪。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阶段。
　　陕甘游击队建立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首战阳坡头并取得全胜。接着攻克照金、占香山、夺宜君、攻山河(镇)。1932年3月22日，占领了甘肃正宁县的四村原。并在这里建立了陕甘地区第一个根据地政权——四村原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敌人不断进攻，游击队不得不撤出四村原，这个革命政权仅存在了20多天。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他一到部队就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
　　谢子长离开部队以后，杜衡以省委的名义将陕甘游击队划分为3、5两个支队，刘志丹任3支队队长，阎红彦任5支队队长，分别到陕西西部的永寿、礼泉和三原县的武字区一带活动。1932年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正式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于是部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袭击马栏镇、占领吉字岘、夺取英旺镇、进攻临真镇，取得了很大胜利，陕甘游击队发展到1500多人。这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共陕西省委却命令刘志丹率领部队向陕东韩城进发，试图建立平原根据地，威胁西安，夺取大城市。但部队一到韩城即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轮番攻击。由于游击队弹药不足，寡不敌众，因此战斗失利。刘志丹乃率部突围，边战边退，以四昼夜的急行军，过白水，经蒲城，越桥山，跨合水，回到了甘肃正宁县之梁掌堡，部队只剩下200多人。这时，阎红彦回到部队，被选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率领部队迅速收复了五顷原和盘克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斗争，接纳高鹏飞、曹胜荣、苏杰儒等率领的敌新编11旅一个连170多人的起义队伍，使部队扩大到400余人。
　　正当游击队顺利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又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领导”，并于1932年7月下旬派李艮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由于李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不到一个月，同敌人打了3次硬仗，全部失败。李艮的错误作法，引起指战员严重不满，而他却认为这是阎红彦等人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竟然通过省委撤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这样，就在部队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加之敌人三路包抄，使陕甘游击队又陷入困境。为了改变陕甘游击队的困难局面，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8月30日重新任命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就任以后，以退为进，沉着应战，照金一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三原县民团总指挥谢党芳，俘获敌耀县民团团总蔡子发，打击了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
　　照金战斗后，敌人动员了大批正规部队和地方民团疯狂地进行报复，使游击队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严重困难，队委会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由于发挥了各分队的积极性，很快摆脱了困难局面。1932年11月各路游击队重新集中，准备向旬邑、淳化一带出击，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游击队和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任命杜衡为红26军政委。1932年12月下旬，杜衡到陕甘游击队执行中央决定。但他一到部队就搞过火的党内斗争，召开军人大会批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直至将谢、阎排挤出部队。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第26军，并宣布自己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因部队人数较少，暂不设军部，只成立红2团作为军的主力)。为了排挤刘志丹、杨仲远，杜衡提出民主选举团、连干部，排以下干部没有选举权，选出的干部要由政委任命。选举结果，王世泰为团长，郑毅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处处长，白雪山为经济处处长。刘志丹等被排斥在领导之外。由于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所以在郑毅牺牲之后，才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红26军一经诞生，就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12月27日，宜君一战，旗开得胜。接着又攻照金、打雨原、占香山，连战皆捷，使红色区域扩大到以薛家寨为中心的整个照金地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杜衡被军事上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头脑，竟强令红军攻打与自己有互不侵犯默契的庙湾民团，偷袭不成，转为强攻，敌人凭险据守，红军伤亡很大。庙湾战斗结束后，敌孙辅成带领3个团的兵力与当地民团联合向照金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杜衡不顾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命令红2团死打硬拼，结果军队损失过半，不得不撤出照金根据地。
　　1933年3月3日，照金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在红26军的帮助下，赶走了敌人，恢复了照金根据地。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秦武山、习仲勋等到达照金根据地，筹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与陕甘边后方游击队指挥部。红26军也抽调了一批干部，帮助地方工作。3月8日建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金理科任书记。
　　陕甘边特委建立后，首先领导当地群众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将各阶层的群众组织起来，并对群众进行建立政权、武装斗争和分配土地的教育，群众的觉悟程度有了提高。在这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1933年4月5日，在薛家寨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了临时性的政权机关——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出身的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同时还建立了陕甘边后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为总指挥，张秀山为政委。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建立之后，领导根据地人民广泛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的革命斗争，使群众得到了物质利益。同时革委会发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包括戒烟、禁赌、除奸、放足等内容。军事方面，在后方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建立了23支游击队。红26军在照金根据地还建立了红军随营学校、红军医院、红军被服厂、红军修械所、红军仓库等后方机关。照金根据地初具规模。
　　这时杜衡提出放弃照金根据地的错误主张。他起先主张北上打通“国际路线”，把照金根据地同苏联联结起来；后来又提出南下渭华，在商雒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与红29军会合。他不顾指战员的反对，也不听省委的劝告，强令部队南下，使新生的红26军几乎全军覆没。
　　在红26军南下之后，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等率领游击队仍坚持原地斗争。1933年7月底，王泰吉率领的耀县骑兵团起义部队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余部退到照金地区。8月，黄子祥等率领的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4团也撤退到照金地区；另外张秀山等率领的耀西游击队，张邦英、张仲良等率领的耀县游击队都先后到达照金根据地。这几支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机构，影响战斗力的发挥。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各部队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由于总指挥部的成立和军事指挥的统一，部队战斗力显著增强，而且新建立了1、3、5、7、9、11等6个游击支队，巩固和扩大了照金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的建立，在西北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党在西北地区第一次建立的山地游击根据地”，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是陕甘边地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
　　照金根据地的扩大，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恐惧和不安。国民党陕西统治当局调集几个团的正规军和泾阳、三原、高陵、富平、淳化、耀县等6个县的民团共6000多人，于1933年10月13日对照金根据地的中心村庄——薛家寨进行突然袭击。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上三水游击队龙王寨游击队领导人叛变，李妙斋、周冬至等领导人在战斗中相继牺牲，根据地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不得不于15日撤出照金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失守以后，当地群众遭到很大损失，部队遇到极大困难。红军失去了立足之地，甚至连伤员也无处安置，难以连续作战。1933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建制为红26军42师)和建立以南梁堡为中心的陕甘边工农革命政权。
　　为了建立南梁根据地，首先要扫除南梁地区周围的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为此，王泰吉和刘志丹等率领红42师，兵分两路，主动出击敌人。红3团在甘泉之葡萄沟门击退敌人一个营；骑兵团在荔园堡和阎家洼歼灭敌人两个连，在赵家沟门歼灭敌民团一部，红军在南梁地区初步站住了脚跟。同时，红26军42师还成立了以刘约三为首的后方工作委员会，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一方面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后方游击队。不到一年的时间，地方游击队发展到五六百人枪。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红26军42师粉碎了敌人的九路“进剿”，取得了九战九捷的光辉胜利，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斗争开展起来后，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来到南梁地区开展党、政、群工作。他们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进而平分土地的革命斗争。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基础上，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二将川以及保安的五堡川、义正川等地建立了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以后又逐步建立了南区、庆阳、淳耀、富西、定边、合水等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和安塞、赤安、华池等县一级的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1934年5月1日在荔园堡召开南梁地区工农代表会议，重新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李生华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红26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南梁阎家洼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规定要“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务必于十月革命节成立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即以华池苏区为陕甘边中心苏区，向四外发展”。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11月1日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苏维埃政府委员会主席为习仲勋，副主席为贾生秀、边金山(一说为牛永清)。政府委员会下设秘书长(先后由蔡子伟、张文华担任)、民政部(部长蔡子伟)、财政部(部长杨玉亭)、教育部(部长赵耀先)、粮食部(部长胡自录)、军事部(部长边金山)、土地部(部长李生华)及政治保卫队(队长白天章)。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刘志丹担任，委员有吴岱峰、焦家训、杨载泉。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为朱子清，副总指挥为郭得明、杨生贵。11月7日在荔园堡召开了五六千人的群众大会，热烈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成立。
　　南梁根据地的建立，把二路游击区和三路游击区联成一片，根据地范围东到临真镇，南到淳化、耀县，西到庆阳、环县，北到定边、靖边，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区三个行政单位。中心区包括华池、赤安、庆北、合水、安定、安塞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旬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
　　南梁根据地是刘志丹、习仲勋等把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和陕甘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吸取了渭北和照金根据地建设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把陕甘边政权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它成了长征后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之一，奠定了陕甘宁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三、红27军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陕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较陕甘边地区稍迟一些。1930年底，在神木驻军高志清骑兵营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高学孔、常相逢领导手枪连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营”的红旗。1932年3月12日，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延川县共产党员刘善忠、高朗亭等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夺取清涧县怀宁湾民团的6支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18日，他们又消灭了永坪镇的民团武装，缴枪17支，并在当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公推刘善忠为司令员，高朗亭为政委，仍旧活动于延川县一带。但因部队成分不纯，哥老会分子叛变，刘善忠被害，使游击队的活动受到挫折。1932年10月1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又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9支队，任命高朗亭为队长，艾龙飞为政委，在延川、延长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后因高朗亭负伤离队，加之敌人重重围攻，9支队曾一度散队藏枪，停止活动，1933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以原9支队为基础，重建游击队，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强世清为支队长，李成荣为政委，由原来的五六个人六七支枪发展到十六七个人十七八支枪，并领导延川、延长、安定地区的群众，公开进行抗粮抗款(税、捐等)和摧毁反动保甲制度等革命活动。
　　游击队的恢复和发展引起敌人的仇恨和恐惧，驻安定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勾结地方反动民团对游击队四面围攻，使游击队无法立足。因此，1支队曾于1933年的5月和9月两次南下陕甘边，同红26军会合。红26军曾先后派遣杨仲远和魏武担任1支队的政委，使1支队有了很大的发展，装备也有了改善。但部队返回陕北之后，又遇到反动军队的包围进攻，杨仲远、魏武、强世清等领导人在战斗中先后牺牲，游击队又转入隐蔽活动。
　　在白色恐怖特别严重和革命处于异常困难的时刻，1933年7月22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村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放手发动群众，逐步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会议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马明方为组织委员，崔逢运为宣传委员，王兆卿为军事委员，并任命毕维舟为1支队政委，加强了1支队的领导工作。会后王兆卿、毕维舟等在赴安定1支队的途中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12月，谢子长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领导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谢子长回到陕北后，首先恢复和重建1支队。任命李胜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刘志清(后叛变)为政治委员，以安定西区的李家岔为活动中心，开展游击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红1支队由原来的六七个人发展到30多人枪，连续进行了李家岔、梨树台、石湾三次战斗，取得全胜。随后，游击队在一些村庄发动群众，建立少先队、妇女会、赤卫队、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并开展打土豪、分牛羊、分财物的斗争，一些村子开始建立起人民政权。
　　在1支队恢复和重建的同时，崔田民、高朗亭、王聚德、崔正冉等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根据高起家坬会议的精神，于1933年8月5日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罗永宽为支队长，高朗亭为政委，活动于绥德、清涧交界地区。在这些地区建立贫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摧毁了反动的保甲制度，于1933年9月间在清涧东区的王家山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村庄，并以此为中心波浪式地向外发展，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游击根据地。
　　1933年7月，陕北特委派张达志去神木南乡开展武装斗争，原来在红26军工作的王兆相于9月回神木探亲时接受了陕北特委的指示，留在家乡参加了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中共神木南区区委决定在温家川成立神府特务队，李成兰为队长，王兆相为政委，共六七个人，四五支枪。1933年11月，特委派马万里、马佩勋等到神木南乡帮助工作，并在特务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3支队，王兆相为支队长，马万里为政委。经过几个月的活动，红3支队发展到100多人，开辟了以温家川、尚家峁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3年冬，郭洪涛、李铁伦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派遣到陕北特委工作。他们同特委派到佳县、吴堡一带工作的马佩勋联系，研究成立革命武装的问题。1934年2月上旬，以原来活跃在吴堡宋家川和山西军渡之间的一支烟商武装为基础，成立了“抗日义勇军”，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义勇军成立后，发动了佳县木头峪暴动。2月1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4支队，薛俊山仍任队长，马佩勋仍任政委。支队成立后，发动武装摧毁了基层反动统治，初步建立了佳吴根据地。
　　1933年冬到1934年春，还在绥德、米脂一带成立了“红5支队”；在佳西、米东成立了“红6支队”；在神木，府谷成立了“红7支队”；在安定西区成立了“红8支队”；在延川、延长成立了“红9支队”。整个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为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陕北地区武装斗争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陕北特委于1934年5月在佳县王家畔召开了游击队和根据地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将陕北游击队1、2、5支队统一起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会后，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率领2、5支队和赤卫队到达安定地区与谢子长率领的红1支队会合，于1934年7月8日在安定杨道峁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为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建立之后，首先攻克安定城，打开监狱，释放了政治犯，扩大了影响。
　　陕北军阀井岳秀为配合陕甘军阀对陕甘边根据地的进攻，于1934年五六月部署并发动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为粉碎这次“围剿”，谢子长和郭洪涛率领陕北游击队主力南下。于7月23日到达南梁堡，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会晤。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召开了陕甘边、陕北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研究了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的战略协同等问题。会后，谢、郭返回陕北。同时，红26军派王世泰率领第3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的围攻。陕北游击队第1、2、5支队联合作战，于8月17日取得了进攻横山县石湾敌人的胜利，接着又战安定井武塌，歼敌一个连，缴枪百余支，取得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以后最大的一次胜利。8月23日，在清涧县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人、枪各80余)。26日，袭击清涧县河口镇守敌，迫使敌人退到清涧县城。至此，黄河沿线全部解放。河口之役后，红军游击队北上攻打横山县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经过这些战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为了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制定新的方针政策，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1934年8月28日(又说9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解家沟乡寺墕里(又叫直墕里)举行了扩大会议，决定把陕北游击队第1、2、3支队扩编为陕北红军独立第1、2、3团。会议还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原则，制定了陕北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组织法令和土地法令，决定在根据地逐步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决定把佳、吴、绥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苏维埃政府。随着寺墕里会议精神的贯彻，陕北根据地许多分散的红色村庄联成小块根据地，几个小块根据地又联成三大块根据地，县、区、乡的革命政权纷纷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其大致情况是：安定根据地，1934年8月25日在西区之李家岔召开了代表会议，出席代表40多人，选举产生了陕北地区第一个县一级的革命政权赤源县革命委员会，白占玉当选为主席，杨林为副主席；根据地面积东西约80多公里、南北约60多公里，人口约5万余。神府根据地，1934年9月18日在温家川成立了神府县革命委员会，乔钟灵当选为主席；不久又成立了神府地区苏维埃政府，呼子威任主席，王恩惠为副主席。到1935年，先后建立了神木、府谷、佳芦等3个中共党团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根据地面积南北约200多公里，东西约70多公里，人口在18万以上。绥清根据地，1934年9月12日在清涧县袁家沟成立了清涧县革命委员会；9月，在吴堡县宋家坡成立了吴堡县革命委员会；10月，在佳县牸牛沟成立了佳县革命委员会，全区面积南北约70公里，东西约100公里，人口在22万以上。总之，到1935年初，陕北地区已建立了赤源、秀延、延水、延川、延长、安塞、清涧、佳县、佳芦、神木、府谷、米东、米西、靖北、吴堡、横山共17个县的革命政权。经过土地革命，地主阶级威风扫地，贫苦群众扬眉吐气，革命政权得到巩固。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中共陕北特委于1934年9月18日，在安定县西崖窑沟将原红1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1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辖1、2、3连和骑兵连，共200多人，100多支枪；1934年10月底，在清涧县大马家山将原红2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2团，团长郭育仁(即任三)、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下辖1、2、3连和少年先锋连，共300人，百余支枪；1934年9月18日，在神木县南乡王家庄将原红3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3团，王兆相任团长、杨文谟任政委、刘洪飞为参谋长，下辖1、2、3连和学兵连，共300多人，100多支枪。同时，在佳、吴地区将原红4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4团，王士杰为团长，王国昌为政委，樊文德为参谋长；1935年1月12日，在佳县下墕村将15支队和6支队合编为红5团，副团长李启贤，政委慕生忠。后来神府红3团改为神府独立师，红4团和红5团又合编为新的红3团，团长王士杰、政委王国昌、教练李启贤。
　　陕北游击队5个主力团建立之后，根据中共北方代表会议的决定，中共陕北特委于1935年1月30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授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以84师为主力)。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的推荐，任命杨琪为红27军84师师长，张达志为政委，朱子修为参谋长，下辖1、2、3团(神府红3团改为独立师，未到安定集中)，共500多人。
　　84师成立后的第二天，在安定县南沟岔歼灭敌高桂滋部一个连，并击溃了由老君殿开来的援兵。接着，红军乘胜东进，于清涧县的阎王砭歼敌一个连，又在清涧县城南贺家湾一带歼敌一个连和民团一部。红军三战三捷，共缴获轻机枪8挺，步枪167支，俘敌官兵百余人，使高桂滋部全军震动。红军的节节胜利，使红色区域得到迅速扩大，陕北根据地向南发展到延长、延安和宜川一带，并把清涧、安定、安塞、靖边4个县联成一片。
　　红27军成立之后，还推动了各地武装斗争的发展，除原有5个团的建制之外，又建立了23支游击队。其分布情况大体是：3、5支队在神木东南，7、8支队在府谷地区，11支队在神木高家堡附近，21支队在佳、米、榆三县之交界处，4、6支队在佳、米、吴—带，2支队在清涧、延川一带。此外还有1、8、9、10、12、13、15、16、17、18、19、20等支队，均活动于安定、延川、延安、安塞、横山、靖边、定边、米西、绥西一带。
　　为了统一领导陕北地区的革命运动，1935年1月29日(古历腊月二十五日)，在定安县白庙岔举行陕北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陕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选举了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大会一致推选马明方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为副主席，刘约三为内政部长，惠子民为经济部长，辛兰亭为土地部长，高旭光为粮食部长，齐明珍为劳动部长(后由王子文担任)，艾楚南为财政部长，陈鹏飞为教育部长，刘锦如为优红委员会主任，罗成德为省工农检查院院长，吴志渊为秘书长；同时，还选举了陕北省军事委员会。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之一。
　　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
　　1934年4月，陕甘边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八路围攻，取得了九战九捷的光辉胜利。同年秋，陕北根据地也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伟大胜利。不久，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已部署就绪。形势的变化，迫切要求统一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以便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把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双方约定于1935年1月下旬在陕北根据地中心——赤源县举行联席会议。1月20日，刘志丹等由红26军第2团和鄜(即富县)甘游击队护送，到达陕北特委机关所在地——赤源县周家崄。21日刘志丹到赤源县的水晶沟看望正在疗养重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周家崄附近一个小山村刺儿圪塔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惠子俊、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任书记(在惠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崔田夫为组织部长，张秀山为宣传部长，郭洪涛为秘书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亦说谢子长。谢于2月21日逝世)。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实现了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北方经过红军游击战争创建起来的一块相当大的革命根据地，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一个范例；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宁、晋4省的统治；它解放了陕甘宁边界广大地区的人民，在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把汉、蒙、回各族人民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下，以自己的榜样给当时处在黑暗中的北方各族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道路，并为他们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后方基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以至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同时，它把一批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周围，对南方各路主力红军向西北的战略转移起了有力的配合和支援的作用。
　　(二)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3月，蒋介石令陕、甘、宁、晋4省军阀集中兵力5万余人，对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围攻，妄图彻底摧垮这个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敌人的兵力布置是：井岳秀的第86师在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定边、靖边一带，从北边包围红军；高桂滋的第42师先由东向西包抄，然后由南向北压来，占据陕北根据地的绥德、清涧、安定、延长、延川一线；宁夏马鸿逵十几个团在陇东曲子、环县、合水、庆阳一带，由西向东包抄；冯钦哉部在关中、洛川、黄陵一带，由南向北围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61师在正宁、宁县一带，由西南方向扑来。敌人共计6个正规师33个团，加上地方民团，约有5万人，妄图四面包抄，步步进逼，把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一口吞掉。
　　当时，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的总兵力，加上游击队也不过五六千人，不及敌人总数的1/10，反“围剿”的任务异常艰巨。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态势，制定出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根据西北军委的决定，1935年4月15日，张秀山、吴岱峰、黄罗斌率领红26军第3团，郭宝珊、任浪华率领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到达赤源县黄家峁、王家渠一带。26日，红26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在长胜湾、寺儿畔一举歼敌第256旅第511团一个连。5月1日，红26军第3团和义勇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与红27军第1、2、3团胜利会师。5月2日，刘志丹以西北军委主席的名义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战勤动员条例以及处理土豪劣绅的规章。5月4日，在玉家湾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红26军和27军的作战行动。
　　反围攻开始，陕甘边的红42师首先在龙场镇歼敌两个排，接着在柳村原击溃了马鸿宾的主力；陕北红27军1团在红26军3团未到之前，先后在安定的南沟岔、清涧的阎王砭和延川的贺家湾三战三捷，击溃晋军高桂滋的3个连。红26军和红27军会合后，即于1935年5月上旬进行了杨家园子战斗，歼敌7个连1500余人。杨家园子战斗胜利后，安定守敌弃城逃跑，红军又进攻绥德张家圪台，击溃敌人两个营，歼敌一个连。尔后，红军又长途奔袭，挥师南下，在延川歼敌一个骑兵连，延川、永坪之敌，不战而逃，甘谷驿民团全部投城。红军占领延川和永坪后，乘胜再克延长，向西挺进，打下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和豪绅地主聚居的李家塔，又北上攻克靖边和保安县城，全歼高双城部一个营。7月，红军打开保安后，又东向清涧，在老君殿的高家塌战斗中，全歼高桂滋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打死团长艾捷三，使阎锡山的晋军不得不撤过黄河。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共缴获长枪3000多支，轻机枪200余挺，迫击炮3门，子弹30万发，俘敌官兵2000多人，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地区的工作，把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的30多个县，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三)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斗争
　　敌人失败后，又部署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为了消灭西北革命根据地，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井岳秀、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高桂滋、李生达、李步正、傅作义、李贵清等部队，加上毛侃的参谋团，共10万多人马，分五路实行“围剿”。
　　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加在一起仍不超过1万人，仅及敌人的1/10，而且未能很好地进行休整。据此，西北军委决定集中主力红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并决定先打东线和北线的晋军和井岳秀的第86师。反“围剿”战斗打响后，刘志丹率主力红军出师吴堡，在宋家川附近歼灭晋军一个连，又采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在吴堡慕家原歼灭晋军两个连。这时晋军2500余人由宋家川渡河向红军进攻。红军为了避敌精锐，保存力量，待机歼敌，乃转战绥德，途经延家畔，击溃阻敌。当晋军追击部队到定仙墕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长途行军、孤军深入等弱点，用伏击和迂回包围的战术，将敌人全部歼灭，缴获“八二”炮2门，轻机枪66挺，长短枪1980余支，骡马80多匹。定仙墕战斗后，主力红军回到延川文安驿，稍事休整，又出师横山，打击北线之敌。
　　这时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25军，经过河南、湖北、陕南、甘肃后，于1935年9月中旬到达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红26军、27军乃停止对横山的进攻，南下到永坪与红25军会师。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解决统一领导和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3人组成)决定改组西北工委的领导机构，除代表团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之外，还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为了统一两支军队的指挥，会议决定将红25军、26军和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下辖3个师，原红25军改称第75师，张绍东任师长，赵凌波任政委；原红26军42师改称第78师，杨森任师长，张明先任政委；原红27军84师改称第81师，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共计7000多人，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9月18日，在永坪召开欢迎红25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庆祝红15军团成立的联欢大会，徐海东、刘志丹和程子华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两支红军亲密团结，并肩战斗，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而英勇奋斗。
　　正在此时，东北军7个师分别由洛川、富县一带向西北根据地进犯，敌第110师、第109师已进抵延安，第107师和67军也到达洛川。新组成的红15军团为挫伤敌之锐气，决定南下打击东北军。红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以少量部队围困甘泉县城，将主力布置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一带，设伏歼敌。甘泉守敌被我围困以后，东北军主力110师急忙从延安出发增援，途经劳山，进入红军预伏阵地，红军乃将该敌一举歼灭，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生俘敌官兵3700余人。接着又挥师南下，在富县的羊泉原、榆林桥两战，消灭东北军107师5个营。但敌不甘心失败，重新组织力量，由董英斌带5个师分两路向根据地猛扑过来。
　　在这严重的危急关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却在西北根据地内进行所谓“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错误的肃反。他们以“右派”、“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张策等大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逮捕起来，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此同时，他们还枉杀了根据地党政军干部200多人，使红军力量遭到削弱，也严重地影响了红25军与西北根据地军民之间的团结，外加蒋介石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造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