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兵简政政策的制定
　　(一)边区“鱼大水小”矛盾的产生
　　精兵简政是中共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项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提出和实行，接着，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为全国抗战担负着特别重大的责任。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边区的军队数量和政权机关也日益增加和扩大。但是，边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民力、财力、物力都很有限，加上日寇的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相对缩小，财政经济也发生了严重困难，出现了“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矛盾。当时既要供应边区军政机关人员的生活费用，还要支援前线的抗战急需，只得增加边区人民的负担。1939年边区征收公粮只有5万石，1940年征收9万石，到1941年就增加到20万石。同时，还发行了救国公债600万元(规定一年内还本付息)，以弥补财政赤字。加之边区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在干部作风方面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毛病。这种矛盾能否得到及时解决，是关系到抗日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以至整个抗战能否坚持的严重问题。
　　(二)边区参议会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与决议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与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及一系列条例条令，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会及参议会常驻会。广大参议员本着抗战救国的目的并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就军事、政法、财经、文教等各项建设事业提出了大量提案。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来的。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提案。
　　李鼎铭等在提案中称：“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还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5)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对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在参议会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在酝酿这一提案时，就有一些议员不赞成，有人奉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提案，认为一来参议会不一定能通得过，二来共产党不一定会接受。提案提出后，有的议员说：“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实行精兵简政，不是叫我们束手就擒吗?”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认为李鼎铭等提出这一提案的动机不良。但是，大多数议员认为精兵简政是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在大会表决时，得到通过(到会议员共219人，得165票)，大会并作出了“交政府速办”的决议。大会决议还指出：“希望政府本开源节流之原则，实行精兵简政主张，加强生产，发展经济，厉行节约，避免浪费，推广土产出口，争取出入口之平衡，平抑物价，调剂市场，提高边币，巩固金融，并须经常检讨工作，确实执行计划，以期达到收支平衡，不超出预算。”参议会还决议由常驻议员组织小组委员会，负责设计并监督政府此项方案之彻底实行。
　　(三)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
　　精兵简政这一提案提出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重视。毛泽东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后来毛泽东还说过，李鼎铭提的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为了克服困难，巩固敌后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初向全党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这样，深入贯彻精兵简政就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中普遍地实行起来了。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指出精兵简政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为了总结与研究精兵简政问题，要求各地深入调查、收集材料，并将执行精兵简政的经验教训及时电告中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通知，对各地贯彻精兵简政政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精兵简政在边区的贯彻实施
　　(一)精简编整的初步实行
　　陕甘宁边区最早提出和实行精兵简政。边区实施精兵简政的要求是：兵要精、政要简、减轻民负，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在精兵方面，要缩小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加强整训，达到短小精悍，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在简政方面，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总之，就是一切为了坚持抗战，度过难关、积蓄力量，准备胜利的反攻。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边区政府在林伯渠主持下，先后举行了第一次政府委员会和政务会议，专门就参议会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及决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李鼎铭副主席就精兵简政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和说明，边区政府为贯彻精兵简政，确定了一系列实施的具体步骤。首先，成立了以刘景范为主任，周兴、周文、高自立、南汉宸为委员的编整委员会。接着，边区政府给各分区、专署及县市首长发出了《指示信》，给边府各厅、处、院等机关发出《训令》，要求切实贯彻精兵简政，及时拟订计划与编整方案。
　　边区政府在《训令》中指出：“‘精兵简政’为第二届参议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决议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是今后彻底实现五一施政纲领的最大保证。把目前边区政府的各级机构检讨起来，有如下两大弱点：第一是头重脚轻。上级的组织庞大，有分工太过琐碎或人浮于事的现象，以致周转过多，太不灵活。下级则感到人员缺乏，质量又差，而事务却非常繁重，常有不能完全或彻底执行的现象。第二是正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各级机关常有因突击工作而松懈了经常工作，而经常工作也常常因某些分工太不明确，责任的划分太不严格，以致在某些关系上显得混乱。”训令还指出：“精兵简政是补救以上两大弱点的主要方案。在这新选政府开始施政的时候，应坚决执行，为今后的一切工作奠定坚固的基础。”根据编整委员会核定，边区一级各机关应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1/3到1/4。并且，规定凡调整出来的所有人员，一律由编整委员会计划安置，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须休养的、须学习的、须参加生产事业的，都给以合理的解决。此外，大部分人员则用以加强县区乡级行政机构。
　　边区经过第一次编整，裁并了一些骈枝机构，缩编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至原有人数的76%，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是，边区政府各部门在机构和制度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缺点，人员也未达到充分合理的调剂，因此，有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的必要。
　　1942年4月，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作了精兵简政情况的报告。经过会议讨论后，决定进一步实行编整。为了加强领导，边区政府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西北局等单位成立了边区总编整委员会，决定以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等7人为委员，并由林伯渠、李鼎铭主持会务。同时决定各系统成立分会，要求各系统做出编整方案交总会讨论。同年6月，边区召开第22次政务会议，明确规定边区政府是以“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导行政，培养干部”为基本任务的政务领导机关，并拟定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分开，合署办公”4项办法，确定了实行第二次精兵简政的方案。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向边区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党政系统做到精简上层，加强下层；军队力求减少非战斗人员以充实连队；学校团体亦求精干有力。1942年秋，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缩减了边区一级机关和人员，逐步实行合署办公制度，加强了县政府的权力，健全了区乡政府的组织，同时还整训了边区自卫军。
　　(二)精兵简政的进一步深入贯彻
　　陕甘宁边区在10个月内经过两次精简，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部分干部认识不足，推行不力，还存在着某些和精简不相容的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因之，边区的精简工作距离要求还很远。
　　1942年9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阐述了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与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毛泽东用人们穿衣服必须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换的比喻，生动地论述了当时实行精兵简政的重要性。他说：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人们都要变换一次衣服，如果有人在这时不会变换衣服就要闹出些毛病来。当时在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就好像是八路军新四军到了春夏之交要脱冬衣穿夏服一样，如果这时不轻装，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那就很不适于作战。但是只要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精兵简政，及时脱去冬衣换上夏服，虽然身子变得小一些，却变得更扎实更精干，就会成为无敌的力量。这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根本理由。
　　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指出：“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核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如果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中央要求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兵简政，已经实行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必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而不是小小的，不痛不痒的)，军队原则上不再补兵，做到量小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1人兼做2人3人4人之事。把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派到接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提倡干部降级使用，到基层去接受锻炼。
　　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边区政府为了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又召开动员大会，开展了工作大检查，并于1942年9月1日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纲领指出：边区精兵简政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达到“统一、少而精、提高效率”。为此，必须把边区范围内的行政、地方武装、财政等完全统一于边区政府领导，才能保证思想行动更能一致与有效；必须组织简单，脱离生产的人员减少，才能保证不甚富庶的边区能够供给长期抗战以人力、物力而不致匮竭；必须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提高每个军政人员的战斗力与工作效能，不使有任何物质的浪费，才能充实力量，准备反攻。还明确规定，脱离生产的部队应不超过边区居民总数的2%，脱离生产的政民工作人员应不超过边区居民总数的1%。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行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并且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要求把精简和整风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就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为深入贯彻精兵简政扫除了思想障碍。12月，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年3月3日边区政府明令公布施行)，明确规定简政是精兵简政政策在政权工作方面的贯彻，要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这五方面的目的。同时，规定边区政府首先要集中力量抓好发展生产和办好教育两项基本任务。为此必须克服干部中的“百端俱举”、“缓急不分”、“平分春色”等错误思想，克服政权机构中叠架骈枝、头重脚轻、职责不明、权限不清的现象，克服工作中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政纪不严等现象，以及领导作风上的事务主义、官僚主义倾向。还具体规定了这次简政，除地方武装外，要把政府系统(包括学校)的脱产人员缩减到7500名。
　　1943年春，边区政府先后明令颁布了专署、县、市、区、乡政府的《组织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和《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等文件，对边区各级机关、学校、事企业单位及民众团体实行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措施，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保证了精兵简政在边区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从1941年底到1943年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促进精兵简政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先后发表了社论、专论20余篇，经验介绍及情况报道100余篇，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1944年1月7日，李鼎铭副主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简政总结》报告，对贯彻精兵简政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做了全面的总结，宣告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的成功。
　　三、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成效与经验
　　“兵精粮足以胜敌，政简负轻而安民”。陕甘宁边区从第二届一次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施精兵简政指示以后，接连在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工作，有些地方和单位还进行过第四次精简，改变了兵不精、政不简的状况，出现了兵精粮足、政简民便的新局面。
　　(一)精兵方面，正规军暂停发展，加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民兵，使部队人数不超过边区居民总人数的2%。在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骈枝机构。一部分人员充实到战斗岗位，主要加强战斗部队；一部分人员到学校去学习与深造；一些老弱残疾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去工作，或由地方作适当的分配与安置。例如：留守兵团在第一次精兵简政时，精简了3000人，转入生产战线；1943年，留守兵团直属队又缩减了1400人。又如：原有自卫军指导员1000多人转入农村生产，即由完全脱产变为不脱产。与此同时，在部队内部又加强了军事政治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这样精简的结果，不但没有因为部队人员减少而削弱力量，相反却使部队更加机动灵活与精干，易于适应战争环境的变化，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二)简政方面，首先是精简了机构，调整了干部。边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1/4，边府直属机关从35个减少至22个，专署及县府内部机构从原来的八九个减至四五个。这就避免了头重脚轻的积弊，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
　　1942年第二次精简后，边区政权系统(除地方武装)减少了1.3万多人的经费与粮食的预算，但吃公粮人数尚有1.15万人。到1943年，按《简政纲要》规定，边区政府系统人数总额减至7500人，边区各厅、处、院及直属机关人员都已如数精减。特别是边区建立合署办公制度，各厅合署办公，不仅加强了统一领导和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而且节省了干部。合署办公前，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共有人员469人，合署办公后，减至279人，只占原有人数的59.4%。各专署、县市机关都按规定实现了精简编整。在编整中按照精干上层、充实下层的原则，做到合理使用干部，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责任心与创造力。先后派赴充实下层机关的工作人员达数百人，从而加强了县区乡的领导力量。
　　其次是加强了统一领导，转变了工作作风。为了克服过去工作中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干部管理不统一、政纪不严明等现象，加强了各项制度的建立，加强了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从而做到了事权统一、职责分明，避免了以党代政、以上代下的情况，有力地促进了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
　　精简后克服了过去机关中存在的工作不深入、缺乏调查研究、强迫命令、推诿拖拉等官僚主义习气，干部作风大为改观，党政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
　　再次是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由于实行精兵简政，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与浪费，收到了明显的节约与减轻民负的效果。拿民力的动员来说，延安在1941年动员民力6万余人，1942年只动员2.8万余人，减少了52.4%；绥德在1941年动员民力7.5万余人，1942年只动员900人，减少了98.8%。由于精简节约以及生产运动的开展，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公粮负担，1941年边区征收公粮总计为20万石，以后做到了逐年减少，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为16万石，1945年减少到12万石。
　　总之，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达到了精简人员与机构，加强边区党政军民组织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统一领导，提高机关工作效能，节约与改进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从而使中共的抗日民主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陕甘宁边区贯彻精兵简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原因和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深入动员，反复讲明精兵简政的意义，切实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当时在边区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百端俱举”、缓急不分、“平分春色”以及本单位特殊论、个人被精简不光彩等各种思想问题。如果不把当时的严重局势以及必须实行精兵简政的迫切性向广大干部与群众讲清楚，不解除各种思想顾虑与障碍，那么，精简工作是做不好的。精简第一阶段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够探入，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阻力比较大，因而在第一次精简中有些地区和单位对精简政策就贯彻不力，甚至走了过场。到1942年下半年，由于总结了第一阶段的经验，进一步强调了贯彻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加强了思想教育工作，后来的精简工作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第二，坚持调查研究，周密部署，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精兵简政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牵涉面很广，任务十分复杂繁重，因而必须谨慎从事。为此，边区的党政领导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首先充分了解和掌握了边区的党政军民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工作制度及干部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整编方案和精兵简政纲领，随后还制定了简政实施纲要，有针对性地采取精简措施，使边区的精简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做到了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从上到下都注意抓典型总结经验，逐步推广。所以，精简工作进展得一次比一次深入，显得有条不紊，而且立见成效。
　　第三，围绕中心，统筹兼顾，反对单打一，注意把精简同其他各项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和教育干部，是当时边区的两大中心任务，离开这个中心，精简工作就做不好。同时精兵简政的目的也是为了减轻民负，节省民力，促进生产的发展。1942年中共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为战胜严重困难进行思想准备。所以整风、生产、精简、节约都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政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林伯渠当时要求把精简和整风很好地结合起来，并要求把简政实施纲要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这样，通过整风教育和精简措施，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加强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能，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弊端的共同目标。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慎重细致地做好善后工作。在精简机构和人员时，根据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的方针，边区一级直属机关人员缩编为原有人数的53%，其他附属单位缩编为原有人数的62%。为了加强县区乡政权的工作，在县府则扩大秘书室，在乡政府则增设文书。这样，就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头重脚轻的矛盾。对于编余人员的处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边区采取了分别情况、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办法，有的送学校深造，有的到基层充实下级机关力量，有的分配到生产部门从事生产，对有些老弱残疾人员则按其实际条件作恰当的安置与照顾，尽量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去留安心，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