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军民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的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障碍、没有困难的。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各种危险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宣言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宣言最后号召“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边区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广大干部和军从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大家认为这个宣言是当前时局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政治文献。抗战胜利后，中国正处在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过程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个胜利为中国人民争取光明幸福的前途创造了空前良好的条件。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延安各界人士认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是建设新中国的路标，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建国方针是一贯的。抗战一结束，中共立即发表宣言，坚持和平建国方针。宣言中的六条主张，是大公无私地忠诚地为中华民族与全国人民谋利益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绥德分区士绅通电，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听从全国人民的意见，用公平合理的方针解决问题，团结共建新中国。他们对宣言中提出的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民主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实现和平；划分给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地区，给予他们参加处理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等主张，认为一定要坚决执行。对于杀害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的大汉奸、卖国贼，一定要当作战争罪犯，让全国人民审判。边区的广大军民认识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准备内战的活动在日益加剧，全国规模的内战危险正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在这严重的时刻，只有实行中共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六条办法，才能克服内战危险，奠定和平建国的基础，使中国走上独立、自由与富强的康庄大道。
　　二、关心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一)坚决要求国民党彻底实现《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虽然把打内战作为既定方针，但是，国民党军从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要调到内战前线还需要时间；同时，中共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国际民主舆论也不赞成中国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蒋介石便使用政治欺骗的手法，装出和平姿态，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为了争取和平，也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政治欺骗，以事实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43天的谈判斗争包括谈判之外军事斗争的配合，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若干主张，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不过，《双十协定》的签订，中共在政治上还是获得了很大的主动。
　　陕甘宁边区的军民非常关心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人民群众数千人在延安机场欢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国民党要员、各界人士、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各国驻重庆的新闻记者等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到达重庆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人们奔走相告，把争取和平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身上。整个山城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向世界各地发出专电，盛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盛赞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延安的人民日夜想着重庆，盼望和平；同时，他们又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还精心地照料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在中共的努力下，在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关怀下，毛泽东于1945年10月11日，胜利地返抵延安，受到延安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各地人士纷纷函电慰问。
　　延安各界人士热烈拥护国共两党会谈纪要的签订，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给人民立了大功。纪要规定不打内战，如果真的办到了，老百姓就有太平日子过。过去国共团结，打垮了日本法西斯，今后继续团结下去，就能建立一个强盛的中国。人们也认识到今后斗争的艰巨性。国共会谈的结果虽然已经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总方针，但是，就当前情况来看，要由纸上的协定变为现实的东西，中间还横着许多严重的障碍。会谈公报发表后，国民党军队仍继续对解放区实行进攻。解放区军民流血牺牲从日寇手中光复的城市，却被国民党军队夺去许多，协定没有一条成为事实。关中分区人民感到，《双十协定》公布后，边区仍受着严重的内战威胁，关中分区被国民党军包围封锁之势不但毫无改变，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断修筑碉堡，准备对边区随时实行突然袭击，并不断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10月20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下达了《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强调“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及和平阴谋也是清楚的，并对此作了充分的准备。
　　由于美蒋反动派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有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前，必须实行无条件的停战。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同中共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达停战命令。1月10日，与停战令下达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不同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但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延安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停战协定》的公布和执行；并召开大会，欢庆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闭幕、认为这个胜利是中共和全国人民及一切民主力量奋斗的结果。多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与革命先烈，为了和平民主自由，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与牺牲，才取得这个胜利。边区军民决心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了全国民主化的迅速实现，陕甘宁边区军民进一步要求国民党政府首先做到：立即撤销对边区的封锁，平毁边区周围的碉堡壕沟，真正恢复交通，便利商旅；立即解散一切特务组织，撤销边区周围所有的特务据点和秘密监狱；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全国一切爱国政治犯，真正保证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宗教信仰等自由。
　　(二)边区人民公祭“四八”烈士
　　1946年4月8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出席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中共代表秦邦宪等，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同机返回的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国解放区代表邓发，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18集团军中校参谋李少华、副官赵登俊、魏万吉及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女工高琼，黄齐生的孙子、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员黄晓庄。飞机在飞行途中因气候恶劣迷失航线、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称为“四八”烈士。同机遇难的还有美军驾驶员兰奇上尉和乘务员瓦伊斯上士、迈欧上士、马尔丁上士。
　　194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发布了王若飞等遇难的讣告，唁电各死难者家属，并组成了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贺龙、张云逸、蔡畅、习仲勋、李鼎铭等26人参加的治丧委员会。
　　王若飞、秦邦宪等是为坚持政治协商会议协定特别是宪草原则协定、坚持停战协定、坚持整军协定而死的!他们是中国和平民主事业的殉难者，他们为中国人民争和平民主而死，是重于泰山的。
　　在烈士遇难地区的中共晋绥分局，首先得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遇难的消息后，立即通知晋绥边区全党全军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一周，全体干部臂纱志哀，并组成治丧护柩委员会，在临县城内公祭三日。当烈士灵柩从黑茶山下的庄上村运往岚县机场时，在长达150余里的路上，上千的群众争相为殉难烈士抬柩，充分表现了广大人民对为和平民主事业捐躯的先烈们的无限爱戴。
　　1946年4月18日下午1时，“四八”烈士遗体由晋绥边区专员谭政文等护送乘专机运达延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负责人，亲率各解放区及延安各界代表与群众万余人赴机场接灵，延安市及延安县周围数十里地区的群众亦赶来参加。整个机场为肃穆和悲壮的空气所笼罩，各机关代表组成的抬灵队在哀乐声中将烈士遗体抬赴灵堂。朱德、刘少奇亲视入殓。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全体议员特推派安文钦、谢觉哉两位副议长偕同房文礼、刘文卿、吴满有、赵占魁等9位参议员代表全体参议员唁慰中共中央。边区参议会致中共中央的唁函称：惊悉王、秦、邓、叶等遇难，“本会全体同人莫不同声哀悼!他们为了和平民主奔走呼号，他们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十分伟大的。现在中国反动派掀起反苏反共逆流，发动大规模内战的严重危机之下，正需要他们领导广大人民继续奋斗，转危为安，孰料竟遭此凄惨的牺牲，实是中国广大人民莫可补偿的损失。本会已通知全边区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一月，以志哀思。并将领导全边区军民，继续他们的遗志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延安地区各单位广大干部召开会议，悼念“四八”烈士。会上朱德讲话时说：“王、秦、叶、邓4位同志是从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领袖，他们为推翻封建、建立民主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死了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人，他们是从这些死的人中产生出来的群众信仰的领袖，但如今在为人民的利益奔走中遇难了!黄齐生先生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了几十年，这次也不幸罹难了!他们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一大损失。”至此，朱德总司令忍不住流下泪。接着他激昂地说：“反动派要人民给他们做奴隶，人民一定要解放。无数先烈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使1万万以上人民得到解放，实行了民主。我们现在不是孤单的，更不是赤手空拳的，解放区人民是一个也不屈不服的，全国人民也都要解放，民主一定要实行，我们一定能胜利。”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这些伟大的人民领袖，完全忠实于人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经过各种斗争和考验，群众承认他们，拥护他们，他们是和人民亲密结合的。正当全国人民事业在紧急关头的时候，他们为着解决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而牺牲了，全中国人民都很悲痛，成千成万的人流泪，这是很自然的。”他接着号召大家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继续加强团结，努力工作，完成烈士的未竟事业!
　　4月1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隆重追悼并公祭“四八”烈士。会场周围悬挂着无数的孝幛和挽联，台上悬挂着先烈们的遗像，在花圈丛中簇拥着“为人民而死”的孝牌，后面安放着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13位烈士的灵柩(美国兰奇上尉等4位机师的遗体于同日上午空运飞渝)。灵堂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的挽词：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中共中央挽“四八”被难烈士：“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丧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横梁上有中共中央书记处题送的大匾“变悲痛为力量”。公祭的人群，个个含着悲愤，佩带黑纱，步入会场。公祭开始，礼炮连发24响，主祭人朱德、刘少奇就位，陪祭人林伯渠、贺龙、张云逸、李鼎铭及各解放区负责人。公祭后，林伯渠报告遇难烈士生平重要事迹，朱德致悼词。他悲愤地说明诸烈士为争取和平、民主而遇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极大损失。现在全党全军全解放区以及全国人民都在悼念他们，都誓为他们未竟之志的实现而加紧奋斗。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及陕甘宁边区负责人林伯渠、习仲勋等撰写悼文、吞声饮泣哀战友。
　　12时许，在哀乐声中，红毡呢裹着的“四八”烈士灵柩依次向陵墓移动，殡葬行列由公祭会场出发，蜿蜒曲折长达2里余，数万群众送别这些革命领袖，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衷情。下午2时，在撼人心魄的国际歌声中，为烈士们安葬。
　　三、声援重庆“反对内战联合会”与国统区反内战、争和平民主的运动
　　在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扩大内战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忍无可忍，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双十协定》签订后不久，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于10月30日，分别致函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内战；接着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制止内战的声明；重庆27家刊物联合发出不要内战的呼吁；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外华侨团体也纷纷通电或发表宣言，呼吁立即停止内战。
　　1945年11月19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持、有500位各界著名人士参加的反对内战大会在重庆召开。郭沫若、罗隆基、邓初民先后讲话。他们谴责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罪行，他们说：“内战的国家没有国格，要打内战的人没有人格”，表示“反对任何一国帮助中国打内战”，“鄙视任何党派借外国武器打内战”，并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表示“严重地抗议!”他们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内战。大会决定成立“反对内战联合会(又叫反对内战协会)”。大会号召工人、学生、商人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号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拒绝打内战，号召各界人民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大会申明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公意，“反对内战联合会”并准备为停止内战而领导人民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不久昆明学生便展开了反对内战的英勇斗争，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的镇压，造成了“一二·一”惨案。
　　昆明学生罢课，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一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极残酷的镇压。但是，学生们的正义斗争有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反对内战、民主建国，是全国人心所向，世界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
　　陕甘宁边区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对重庆“反对内战联合会”的成立及昆、蓉学生反对内战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并给予以声援。特别是对昆明“一二·一”惨案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和慰问，坚决声援昆明教授支持反对内战的正义斗争。延安、冀热辽、太行、晋绥、山东、华中等解放区的各界人士、各群众团体接连不断地召开反对内战大会，并致电重庆“反对内战联合会”，希望他们申张正义，为停止国民党军从向解放区的进攻以及撤退驻华美军而努力奋斗。同时，表示愿意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一起，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解放区青联筹备会号召全国各地青年支持渝、昆、蓉等地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制止国民党当局进攻解放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反动派残杀中国的同胞，反对摧残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坚决要求实现《双十协定》规定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
　　四、国民党新编第11旅起义，安边县的解放
　　国民党新编第11旅于1932年组建，驻防在兰州西南一带，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当局调至陕北安边县和靖边县县政府所在地宁条梁，受命封锁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当局本着排斥、削弱以至消灭“杂牌军”的方针，将新11旅调到边区边境，企图用“一箭双雕”的办法，削弱八路军，消灭新11旅。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八路军团结为国、多方忍让的情况下，新11旅官兵亦尽力避免发生内争，并同八路军实行联防，共同抗日，减少磨擦。国民党当局之奸计未能得逞，遂转而进行特务分化，先后派复兴社、军统局、中统局的特务打入新11旅，阴谋篡夺该旅的领导权，以达到排斥与消灭“异己”的目的。1940年发生了复兴社特务赖佛庭图谋篡夺该旅第1团军权的事件；1941年发生了“安边事变”，即军统特务马华彦煽动土匪张廷芝、张廷祥诱骗1旅干部赴宴当场枪杀了刘玉亭旅长，并禁扣尉级以上官佐，图谋兼并新11旅。该旅奋起歼灭了张廷祥，部队才得以保全。
　　1945年10月，蒋介石、胡宗南为了加紧准备内战，命令邓宝珊将新11旅代旅长曹又参调至榆林，企图以武力强迫“整编”新11旅。副旅长吴棻(复兴社特务)勾结第2团团长史钫城、副团长张鼎臣(共产党的叛徒)，趁曹又参赴榆林期间，派其爪牙到安边胁诱该旅第1团，图谋于1945年10月28日，以武力解决第1团。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新11旅地下党组织认为如不及时起义，第1团的革命力量实难保存，11旅的进步势力也必将遭到摧残。因此，决定派冯世光和王子庄急速前往定边八路军警备第3旅旅部，向该旅旅长贺晋年(负责做新11旅统战工作的)汇报，并请求派部队接应起义。
　　新11旅有较好的革命思想基础。到1944年，中共地下党员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等在其内已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该旅代旅长曹又参与中共和八路军有长期的统战关系，参谋主任王子庄等许多官兵又是中共的同情者。早在1942年，该旅就成立了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春，11旅中共地下组织在1团连续举办班排骨干军训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这些都为部队公开站到人民革命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原决定国民党新11旅于1945年10月27日起义，后因局势有变，提前于10月25日举行，牛化东任起义军总指挥。10月25日拂晓，起义军首先围攻旅部，扣压了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以及国民党安边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和公安局长等人，击毙了第2团副团长张鼎臣，并且在接应部队八路军警3旅的援助下，解放了安边县城。后来在攻打宁条梁时，又击毙了反动分子第2团团长史钫城，消灭了11旅的反动残余势力，解放了国民党靖边县县政府所在地宁条梁，至此，“三边”全部得到解放。
　　1945年11月5日，国民党军新编第11旅旅长曹又参及第1团副团长牛化东、参谋主任王子庄、营长李友竹、赵级三、柴明堂、连长冯世光等代表全旅官兵共2000余人(该旅第1团全体官兵1500人，旅部直属通信、骑兵、侦察和勤务人员共500余人)通电全国，宣布起义，站到共产党和人民方面，表示愿为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支部队起义后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新11旅，曹又参任旅长，牛化东为副旅长，王子庄为参谋长。起义后不久，曹又参在贺晋年的陪同下到了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陕甘宁晋绥边区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的接待。毛泽东在接见曹又参时笑着握住他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接着，朱德和彭德怀设宴招待曹又参。
　　国民党新11旅的起义，使安边等地得到解放(及至第二年横山县解放后，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就由150万增至168万)，为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新11旅的起义，和同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所率1个军和1个纵队万余人在邯郸内战前线的起义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是抗战胜利后不久仅次于邯郸起义的一次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在西北震动很大，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中共统战工作成功的一个范例，是中共的和平民主主张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