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的土改
　　(一)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的发布及其在边区的贯彻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清除封建剥削的形势，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指示还指明了在土地改革中应掌握的政策界限，如不侵犯中农利益、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区别，要保护工商业，对开明士绅应适当照顾等。《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共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五四指示》发布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边区具体情况，于1946年7月17日(一说为21日)发布了《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针对各地区情况的不同，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对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勾销欠租)、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级的利益。对已分配土地，但仍存在地权纠纷及重租剥削问题的地区，要进行土地登记，确定地权，并坚决按边区土地租佃条例实行减租。7月21日，边区政府再次发出关于查租保佃的指示，同时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陇东、绥德、三边等地进行查租保佃工作。
　　经过调查，发现在绥德分区佳县车会区的若干村庄，竟有7年未减租的情况。关中的淳耀县、延属的富县亦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减租不彻底的问题。在已经分配过土地的地区也发现不少地权纠纷。这些情况说明，边区的减租运动在若干地区还不彻底。其原因，一是少数领导干部只迁就地主，未能站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上坚决贯彻减租政策；二是不少干部工作不深入，未能很好地启发群众起来进行减租，未能协助群众健全农会组织以保证农民的既得利益，以致在若干地区存在着明减暗不减，地主暗中抽回土地的现象。
　　全面内战爆发后，出现了新的形势。194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争取明年春耕前完成边区土地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切实掌握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和原则，确实贯彻不侵犯中农，不变动富农和其它非地主的土地，及适当区别各种不同的地主等政策，以便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继续合作，反对蒋介石。指示要求立即发动群众，坚决迅速地在明年春耕前彻底完成边区的土改任务。指出边区土改的中心在于把未分配土地地区的土地转到农民手里。具体措施是：彻底实行减租、查租、退租，清算个别恶霸地主，鼓励地主献地，政府征购地主土地，并使这些措施相互配合起来。指示还针对各地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凡减租不彻底的地区，如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3县和富县等地，必须继续认真发动群众，清算恶霸地主，深入减租查租，并欢迎地主献地。减租已彻底的地区如绥德等县，可在继续深入查租的同时，征购地主土地。为了探索消灭封建土地占有制、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较为和平稳妥的新方法，1946年12月20日，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规定在未经土地改革的区域，要通过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应留数量之土地(一般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的50%，在抗日战争及自卫战争中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的1倍。地主自力耕种之土地和富农的土地不得征购)，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该条例草案对地价评定、土地承购、土地公债之清偿等方面的办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12月28日，边区政府又就当前中心工作向各专区县发出了指示：凡已普遍完成彻底减租的地区如绥德分区各县，首先应普遍征购分配土地；未分配土地地区的庆阳、合水、镇原、安边、富县和关中分区各县，应在发动群众深入查租减租的基础上进行征购分配，征购所得的土地及地主献出之土地，应保证全部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使每人所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达到大体平均。在榆横新区，要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勾欠、保佃，对群众痛恨的恶霸地主应进行清算。
　　土地征购条例公布后，边区政府即组派第1批工作团，分赴绥德及陇东分区，在绥德贺家石乡、杨家沟乡，合水板桥乡，庆阳新堡区3乡及高迎区王家原等5个乡试点后，征购土地工作即普遍展开。接着，边区政府又派出第2批工作团分赴绥德、陇东、三边、关中各分区及延属分区各县、乡进行协助，总计参加试点工作的包括中央机关及各级的干部约千余人，如西北局组织部马文瑞率领的工作团，从12月20日起历时17天，在高迎区王家原的试点中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是：要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关键；要在深入细致地调查情况的基础上，再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进行宣传；要充分地发动群众，召开乡民大会，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将其反动气焰压下去；要宣传征购的政策和方法，使村民认识“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正确性，激发群众对征购土地的热情；在斗争实践中要根据情况修正征购条例；要毁弃旧约，另立新约，使贫雇农都能公平获地，并做到大体上平均；要建立新政权，推行乡村自治。
　　在经过一段征购土地的实践之后，边区政府为了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多分得一些土地，于1947年2月颁布了对《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的修正命令，对原来条例中的“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进行合理之调剂，使每人所有土地之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修改为“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人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同时，对原来条例中的“地主自力耕种之土地，不得征购”和“土地上之树木及果园，属于佃户栽种者，归佃户；属于地主栽种者归地主；荒山自生之森林，随地处理”等规定，宣布全文取消。
　　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的试行，促进了边区土地改革工作的开展。开明地主、开明绅士纷纷自愿献地。如子洲双区市镇乡革命家属、边区参议员、当地绅士安旗庭在征购大会上激动地发言，代表他的母亲、兄弟献出山地10垧、川地两垧，和应征购的窑洞3孔。安旗庭的献地义举，当即得到马维银、艾克值、李绍明等的响应，他们均愿献地、献窑。新11旅起义领导者之一的赵级三和陈俊士同时致函安边县府，各献地500余亩，请政府分给贫苦农民。三边许多地主都表示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到1946年底已献地12万垧。安边地主刘代明在柳堡区有地2000多亩，在安边城内开了一个商号。柳堡区二乡召集地主开会座谈土改时，他从安边城走了10多里路前去参加，他说政府号召发展商业，他十分愿意把2000亩地全部献出，今后专心经商。土地征购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庆祝翻身。王家原等5个乡试行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的结果，使农民承购了2.6万亩地。王家原的农民高兴地说：“减租减息是半翻身，征购承购才是全翻身”；“土地还老家，农民当主人”。庆阳高迎区王家原乡征购以后，90%的农民参加了农会，群众在喜庆翻身的会上把因大地主王铨而得名的“王家原”改为“农家原”。王家原合理完成土地征购是边区试行土地公债的新范例，边府副主席刘景范在专员县长会上号召学习王家原的经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征购地主的超额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是在特殊的主客观条件下(有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条件)，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制度的一种和平稳妥的辅助措施。此后，除榆横新区外，边区内凡过去未分配土地的地区都实行了土改；过去已分配土地的老区如清涧、佳县等，主要是进行了土地登记，解决地权纠纷，同时切实执行边区土地租佃条例中关于减租率的规定，保护农民的土改果实，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并领导农民积极发展生产。
　　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在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具体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46年下半年贯彻《五四指示》到1947年春，边区基本上完成了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的任务，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但是,在边区，还有若干地区的土改不够彻底，没有充分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这些缺点是《五四指示》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后来中共全国土地会议制订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弥补了这些缺点。
　　(二)全国土地会议和十二月会议精神在边区的贯彻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为了总结《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的经验，纠正土改中的偏差，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报告和结论。会议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毛泽东在佳县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口号，并宣布了“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等8项基本政策。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肯定了《五四指示》中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但改变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的规定。它规定要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还规定要按乡村人口平分土地，和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可见，《中国土地法大钢》是一个能够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在方法上又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为了贯彻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西北局从1947年10月至11月(大约从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边区干部会议。边区领导人林伯渠、习仲勋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分析了西北的新形势，强调说明这次大会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替劳苦工农群众当长工的指导思想下，检查过去土改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干部思想作风与阶级立场等问题。在会上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结合边区情况，揭露、批判与纠正了干部中存在的阶级观点模糊、对敌斗争不坚定的右的偏向，以及离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违反政策、违犯纪律、贪污腐化、强迫命令等严重现象。会议作出了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定。这次会议对推动边区土改工作的发展和开展整党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义合会议基本上是成功的。其缺点主要是对于老区和半老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在划分阶级成分、对待中农、工商业等方面的政策不够明确或不尽贴切；过分地强调了边区党内成分不纯的问题。这些导致后来发生了“左”的偏向。
　　义合边区干部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下旬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报告对党需要解决的军事、土改、整党、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说明。会议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12月会议还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及土改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结果，会后由毛泽东写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着重反对了“左”的错误倾向。
　　中共西北局及时传达和贯彻了中共中央12月会议的精神。习仲勋先在米脂县传达12月会议的精神，并检查了该县的土改工作。接着，于1948年1月2日，在绥德分区党、政、军和土改工作团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12月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体干部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事物，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习仲勋着重阐述了在土改中如何划分阶级与当前做好救灾工作的问题，他说：在土改工作中，只有正确划分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他提醒广大干部要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订成富农的过“左”倾向；要严肃科学地划分阶级，划分阶级的根据主要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情况，即看对生产手段(在农村中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如何使用(包括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为依据；对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要随时发现倾向，随时纠正。关于救灾工作，必须和土改工作密切结合。西北局宣传部还专门发出了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报告的通知。
　　为了彻底完成土改任务，边区各分区各县都召开了土地工作会议，专门检查了干部的立场、思想、作风等问题。如中共三边地委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分析了三边过去土改没有搞彻底的原因是：第一，领导上没有掌握好上级关于土改指示的精神，犯了右的错误；第二，由于党内不纯，有些干部立场不稳；第三，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经过与会干部共同的检讨与总结，反对了以投机、蜕化为特点的地富、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结合实际情况仔细研究了如何实施土地法大纲、整顿队伍、搞好土改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具体地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于1947年12月联合发出了关于土改的布告，号召全边区农民贯彻土地法大纲，为农民自己的彻底翻身而斗争。布告在分析了新区、老区1年来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情况后，慎重地宣告：要据根土地法大纲的方针，坚决干净地消灭地主阶级和一切封建势力。布告规定：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重新统一平均分配土地，使全乡村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均获得同等的土地。边区党政机关抽了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组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发动群众，组织土地小组，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地主罪行，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迅速地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如绥德义合镇七乡黄家川村共有74户，333口人，内战时为游击区，土地未分配，1947年春季进行过一次比较彻底的土改，将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和贫苦程度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达到了各阶层间在土地数量上的大体平均，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以农会的两个委员和5个熟悉土地情况的农民组成土地小组，经过发动群众，深入地调查和登记土地，才发现不仅山地有好坏，川原地也有好坏，还有远近之别，同时发现了不少的公地、学田、绝户地，以及过去土改中分配不公的情形。经过缜密的计算，发现各阶层土地产量相差很大，如地主每人平均为9斗8，中农为6斗8，贫雇农则只有6斗6。原因是：地主的土地70%以上是好地和较好地，贫雇农的土地52%是坏地，18%是较坏地。通过算帐，激发了贫雇农对土改的要求，开始形成力量，向地主作斗争。在斗地主准备分配土地时，工作组发现了中农的种种顾虑，便一方面召集中农谈心，解除顾虑，一方面对贫雇农宣传团结中农的重要性，要向中农作必要的让步；然后把贫农和中农召集在一起开会，共同商讨本村土地分配问题。经过讨论，出现了中农自动地献地(当时叫“拿地”，即给无地少地农民拿出部分土地)的动人事例。最后在全村进行调剂土地时，经群众反复酝酿决定，按全村平均产量及人口，并照顾贫苦和老弱病残，实行抽补，先动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不足时再动中农“欢迎”(即自动拿出之意)出来的地。经过抽补，群众高兴地说：“这回彻底了”，“这回真满意了!”在此基础上，对土地数量、质量和分配是否达到完全公平合理，还进行了复查核实并作了必要的修正。最后，召开村民大会，明确宣布土地不再变动，同时在政府的正式土地证颁发前，由农会协助乡政府发给农民以临时土地执据，消除了农民的疑虑。实行“抽补调剂”的方针，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1948年2月，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土改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指出：必须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3种地区，因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在不同地区也应有所不同，对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与要求亦应有所不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陕甘宁边区于1948年夏秋冬将本地区区分为基本区、接敌区和新区3种地区，对这3种地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基本区(即老区和半老区的大部分地方)不再提土地改革口号，要求于1948年秋冬普遍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对基本区内存在的某些土地问题，则进行调剂土地，安定人心，引导群众发展生产。在绥德分区的大部分地方和延属、陇东、三边分区的各一部分地方，要在进行必要的纠偏后，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对有的地区则要先进行抽补调剂工作，然后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在有的地方，还要注意给移民调剂土地，并重新登记土地，颁发土地证。
　　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在边区249个乡将近60万人口的地区胜利地进行了土改运动，调剂了土地近90万亩，结合土改进行了生产救灾，并使2000多名参加土改的干部直接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土改使边区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的二流子得到了改造，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土改使边区翻身农民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广大农民普遍组织并加强了民兵武装，他们组织联防作战，保丁护粮，保卫边区，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可靠而稳固的战略后方。同时，广大农民还竭尽全力支援前线，在“参军作战，保土保田”，“支援大反攻，参加胜利军，打倒蒋介石，挖掉老祸根”的口号下，1947年和1948年两年内，陕甘宁边区参加后勤支前的各种民工共达114.9903万人，各种牲畜103.2404万头，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边区的整党
　　从1947年9月至1948年底，在陕甘宁边区结合土改普遍地开展了一次整党运动。
　　这次整党，是刘少奇于1947年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刘少奇在会上总结土改工作经验时，指出：土改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存在着组织上和思想上不纯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进行整党。刘少奇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这次会议决定在开展土改运动的同时进行整党。整党的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党的任务就是提高党的纯洁性，克服组织不纯，克服地主富农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党内阶级观点、阶级路线的模糊等”。整党的重点，是一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主要锋芒是对着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农村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整党的方法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然而，这次全国土地会议没有制定相应的划分阶级的文件，对前一段在土改中已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推动了土改和整党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进行，但是“左”的错误倾向也从此有了发展。
　　中共西北局于1947年10月至11月，在绥德义合镇召开边区干部会议，在讨论边区如何贯彻土地法大纲的同时，也部署了边区的整党工作。会议分析了边区党的状况，指出：边区共产党的组织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领导过土地革命，建立了根据地；从1937年以来又着重地领导了10年和平建设，以人力、物力支援了其它革命根据地；1947年又领导边区人民打退了蒋介石胡宗南军队的重点进攻。这都是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边区的党组织发动全体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领导广大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边区的党始终是遵循中央路线工作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但同时应看到边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纯。会议指出：抗日战争初期，党员的主要社会成分是贫农，而现在有的地区的主要成分则变成中农了。中共西北局统计了分属于6个县的8个党支部的126名共产党员，其中贫雇农成分67人，占总数的53%；中农成分54人，占43%；富农家庭出身5人，占4%。有些县的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占有更大的比重，如佳县高家寨支部5个干事，全是富裕中农和富农；环县耿弯区一乡12个党员，地主1人，富农5人，富裕中农3人，中农3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占50%，并且这两个支部都没有贫雇农出身的党员。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但却是严重的。“唯成分论”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下，不注意党员和干部的阶级成分也是不对的。由于党内组织不纯、阶级斗争尖锐和革命任务的繁重，加之对地富出身的党员和干部缺乏应有的教育改造，因此，边区党政军务部门在组织上、工作上都程度不同的出现了问题，如一些地方部队、游击队、民兵叛变；许多地方部队、游击队纪律松懈；敌人占领地区有些党员干部投敌自首；许多区、乡干部和农村支部有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有的组织混进了坏分子；在10年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骄傲自满与和平麻痹思想，许多人阶级观念模糊，有些党员和干部变坏了；许多领导干部犯了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毛病等。
　　针对边区党内存在的思想、组织、作风等严重不纯的问题，义合会议根据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精神，决定以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纪律制裁为整党方针，并规定了整党的步骤和方法是：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互相配合；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执行党纪，整顿与纯洁党的组织。
　　从1947年12月中旬开始，陕甘宁边区各分区相继召开有区、县两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了西北局义合镇会议的精神，分析本地的实际情况，订出在本地区搞好土改和整党的具体措施。然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采取大小会、座谈等多种形式进行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
　　1947年年底，边区各分区分别组织了工作团，深入基层，结合土改，对具备整党条件的农村基层组织(如绥德义合镇黄家川村，延川县，吴旗县1、2、3区等地的乡党支部)开始了整党的试点工作。
　　边区党的基层组织，一般都建立得早，有土地革命时代的光荣斗争历史，支部的战斗力强。以吴旗2区4乡支部为例：当时共有党员20名，其中雇农成分2名，贫农成分5名，中农成分8名，富裕中农成分5名；党员的家庭出身是“纯洁”的，但支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党员作风不纯，工作中强迫命令多；有的贪污、赌博；有的泄露党的秘密。二是党员质量不高，有1/3不起作用。三是党员数量太少，特别是青壮年党员太少(40岁以下的党员只有9人，其余11人都在40岁至61岁之间)，加上从安边转来的1人共21人，占全乡人口的1.4%弱；全乡有33个自然村，就有22个自然村没有党员，而且党员大都分布在平川地带，山区仅有1人。四是党组织生活不经常，党内不讨论各种重大工作，党支部不组织党员和群众开展活动，只有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所以，乡支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领导作用。针对上述情况，确定整党的要求是以党内外民主相结合，进行检讨与审查党员，批评坏的，表扬和奖励好的，纯洁党员的思想与作风，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新党员；改进支部工作，使党在群众中真正能起核心领导作用。
　　试点单位整党的做法是：第一，先在党内动员，向党员讲清整党的意义，目的与方法，说明党要公开的道理，消除顾虑，使党员在思想上有所准备。第二，由党小组邀请党外群众同党员一起举行联合座谈会，反复讲明整党的目的和意义，请大家发表意见，并保证党员不得报复。第三，由党外转到党内，召开支部大会和小组会启发党员正视群众的意见，从思想和作风上反省自己的毛病。第四，又由党内转到党外，分头到各村召开没有党员参加的群众会议，听取群众对党员的评议。第五，召开党小组会，由犯错误的党员在会上反省，并向群众公开认错。第六，召开有党外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改选支委。在会上，首先由犯错误的党员以行动来改正错误，乡支书郭文焕贪污的一丈五尺鞋布，党员刘复才贪污的五寸鞋布，党员雷万禄赔偿贪污的1只拥军鸡，都拿出来放在主席台上，请大家讨论处理办法。最后改选了支委。会后，群众说：“这次会开得好，我们提的意见都答复了，连5寸布1只鸡都拿出来了，以后干部再不敢犯错误!”这次吴旗2区4乡的整党，使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明显地提高了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同时，改善了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提高了群众对党的认识。
　　吴旗2区4乡的整党试点工作，为在边区农村开展全面整党摸索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主要是：第一，整党的重点是改造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使党能密切联系群众。第二，党内外民主相结合是整党的好方法。第三，要转变上级党委对农村支部的领导方式(过去向支部布置任务多，培养干部不够)，领导的中心应放在向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教育与培养上面。凡重大任务，都应该先经党内讨论，然后由党员在群众中宣传解释，以党员的民主作风和模范作用来团结群众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试点基础上，中共西北局于1948年7月中旬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全面安排了农村的整党工作。会议指出：“要经过调查研究，发动、依靠党内外群众力量进行整党，即党内外民主结合；并确定以教育改造为主，把整党和发展党员结合起来。在处理党员问题上，必须贯彻严肃而谨慎的态度，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以及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党。”会议还具体地指明了整党的方针、政策、方法与步骤。
　　接着，各分区、县先后召开会议，传达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精神，布置整党工作。这样，边区广大农村的整党工作就普遍地开展了起来。
　　经过1948年秋冬和1949年春的整顿，全边区基本上完成了整党任务。边区所属老区共有1184个支部，3.7017万名党员，到1949年5月，已有78%的支部、67%的党员参加了整党。西北局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这次整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揭露了边区党内的矛盾，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内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党支部真正成为农村的领导核心。在整党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处分了一批犯有错误的党员，清洗了一批坏分子，发展了新党员，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有一部分党组织只限于组织整顿，未重视思想教育，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党员的思想没有显著进步；也有少数支部的整党走了过场。
　　这次整党，纠正了党内错误倾向，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实践证明，整党确实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同时，整党还促进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整党中整顿了村、乡、区政权机构，改进了工作作风，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实现了民主专政，加强了党在农村的核心领导作用。如：延长县的7个乡，提拔了33个乡干部，树立了79个农村领导骨干；安塞县的9个乡，洗刷与落选了49个村干部，选拔了81个村干部。这样，就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也密切了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争取新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三、土改、整党中“左”倾错误的克服
　　在土改和整党运动深入开展起来之后，曾一度发生了“左”的偏向，主要表现为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不注意团结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过左地打击农村基层干部，斗争方式上的乱打乱杀等。
　　关于错划阶级成分，在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时不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以及是否有剥削为根据，而是先看铺摊大小、生活好坏，谁家生活好谁就是斗争对象；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在中农的土地财产上打主意，于是提高阶级成分，把一些中农错划成地主富农，没收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有的甚至被“扫地出门”。
　　关于侵犯中农利益，除因错划成分侵犯部分中农利益外，还在农民代表和农会委员中排挤中农，在分配土地和其它斗争果实时给中农少分甚至不分，但在派战勤和征公粮时却加重中农的负担。
　　对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对其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经营没有区别对待，如绥德枣林坪街的店铺大部分都被查封，破坏了工商业。
　　对共产党外的开明人士没有注意团结，甚至一脚踢开，如对开明人士李鼎铭(边区政府副主席)、安文钦(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进行了乱批乱斗；还没收了安文钦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
　　对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实行了错误的打击。由于当时一度对农村党内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农村基层党的某些干部说成是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和土改的绊脚石，因而错误地提出了“搬石头”的口号，同时实行“唯成分论”、“查三代”，从而不适当地撤销了一些党员干部的职务，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在斗争方式上，凡被定为地主富农成分者都要被斗。对地主不分大中小、不分恶霸与非恶霸，一律扫地出门；一部分富农也被扫地出门。对斗争对象随便乱拷打的现象很严重，往往逼死人命。据绥德分区统计，当时逼死了150多人，其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干部都有。
　　发生上述“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全面内战爆发后，阶级矛盾尖锐，斗争残酷，容易产生“左”倾。第二，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左”倾情绪在党内和群众中有广大的社会基础。第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对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导致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农村中一批党员和干部。第四，干部中存在着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特别是有的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有“左比右好”和“宁左勿右”的思想。此外，领导上在土改与整党等方面制定的政策与措施尚不够完善，致未能防止一些错误的发生。
　　12月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用了很大精力来纠正党内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一系列指示，重新发布了1933年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任弼时于1948年1月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6月，周恩来写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这些指示和讲话就团结中农、保护民族工商业、正确对待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与反对乱打乱杀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与规定，强调了政策和策略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虽然“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这些指示还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经过全党的政策教育，各级干部的政策水平大大提高，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策基础。
　　在陕甘宁边区的土改运动期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进行具体指导，及时总结经验，纠正偏差。林伯渠不仅自己坚决反对“左”的做法，而且主动找安文钦谈话，代表中共组织向他陪礼道歉，把没收的东西退还给他，坚持团结党外进步人士。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2月27日张邦英《在绥县土改工作干部会上的讲话》，3月中旬习仲勋《在义延两区工作团会上的讲话》，3月26日习仲勋《关于纠偏问题给佳县的信》等，都是依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针对边区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偏向而发出的带有政策性的文件，其要点是：
　　(一)划分阶级成分，必须严格遵循中共中央文件的规定。凡错订成分一律平反；中农被错当地主富农斗了的，要彻底纠正；要坚决退还错动了的土地，财产；其土地已分并被分的人种上了的，其地权现在就应判归原主，但今年(1948年)谁种谁收，收割后由种的人给原主交给适当的地租，或由主佃双方按成分粮，并将土地退还原主。
　　(二)对中农的土地仍坚持原则上不动的原则。所谓“可动30%，实际等于打乱平分，是冒险的；凡中农本人不同意拿出的土地，必须让步，已分配的亦应归还中农。
　　(三)斗争方式，一律禁用肉刑。
　　(四)凡改正错误不彻底的地方，必须继续改正，不要因春耕已到而中止，要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彻底清理，才能使群众安心生产。
　　(五)改正错误，必须发动群众，要向群众详细地宣传党的政策，要启发贫农团和农会主动向群众检讨错误。同时，要经过群众自己的酝酿、讨论，使群众认识到错在哪里，然后大家出主意，订出具体的改进办法。
　　(六)目前一切偏向不能完全彻底纠正过来，主要是干部的问题。必须打通干部思想，教育所有干部，既要懂得政策，又要坚决执行政策，主要领导干部对纠偏尤需采取极坚决、极明确的态度。
　　(七)对整党工作不可性急，要有步骤有重点的去做。如人力不足，可择两三乡，配备强的干部去领导，作出经验，然后逐步展开。
　　1948年6月，绥德地委发出了《关于继续进行纠偏及一些具体问题的指示》，要求所属各级党组织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组织3、5人的小型工作组，由强的干部负责领导，在工作组本身首先学好政策、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从问题最多的乡村开始，走群众路线，坚决迅速地作好纠偏工作。
　　总之，在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发动与依靠群众，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与政策，1948年夏秋，边区各地先后分别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把在土改和整党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向克服了，到1949年春，边区的这次整党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