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对外开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开放。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对外开放也逐步展开。
　　陕甘宁边区的对外开放首先是从经济开放开始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不到一个月，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宣布取消对一切工商业的捐税，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可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以外的资本家投资办各种工业，除粮食和军用品以外，苏区的产品均可自由输出。1936年夏，中央红军在西征过程中，投资开发盐池，除苏区中央政府拨款外，还欢迎国外华侨及国内资本家投资。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允许国民党区和苏区的货币互相兑换，以利商人贸易。从此，边区的对外经济交流便逐渐开展起来了。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揭穿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造谣污蔑，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一片赤诚告之于天下，使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闻之于世人，决定多方面地争取国内外友好人士访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托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这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来到陕甘宁根据地。此后，在斯诺的影响和带动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到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访问的外国记者、作家、学者越来越多。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德国女博士安娜利泽(王安娜)、美国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和美国记者维克托·盖、厄尔·列夫、哈里森·福尔曼等人都于这一时期先后访问了延安。到延安的外国记者非常舒心愉快，他们感到在这里的共产党人中间完全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庸俗的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有一个记者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于1937年7月23日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对抗日的外交政策作了原则的说明，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国际援助，强调“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③1939年2月1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六条明文规定：“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边区的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和团结了国内外大批友好人士来访。至1938年底先后到达延安参观访问的中外人士主要有：以涂思宗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考察团、国民党爱国将领卫立煌、邓宝珊，朝鲜作曲家郑律成、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埃文斯·卡尔逊、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以柯乐为首的世界学联代表团、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荷印(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事务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的奥地利医生南道尔、英国朋友詹金森爵士等。正如林伯渠主席1939年在两年来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所说：去年到我们这里的外国人有30个，在他们经过西安等处，有人不让他们来，但是他们总是想办法来，就是因为他们看我们边区有民主的作风，对于抗战如何的英勇，所以他们非要来看一看不可。
　　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明确宣布：“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五一施政纲领特别强调：“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法律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来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至此，陕甘宁边区的对外原则和政策更为具体和完善，到边区访问的国内外友人也越来越多。1939年2月，爱德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参加抗战；3月，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到达延安，随后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延安事务所；9月，苏联朋友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到延安参观。1940年4月，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秘密到达延安协助八路军工作；5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代表团到延安考察。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总部设在延安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于10月31日宣告成立，是这次大会的重要成果，也是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光辉象征，为凝聚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力量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更大规模的侵略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称赞说：“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很好的现象。”④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档案记载，仅1938年至1941年的四年间，访问延安的中外人士就达7000多人。
　　1944年是陕甘宁边区开放政策最见成效的一年。这年6月，有美、英、苏、中等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近半年的参观采访。7月，有史以来访问中共地区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观察组抵达延安。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抵延安。年底，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访问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等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与他们就国共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交谈。解放战争开始之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7月抵达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会见她时，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她的报道，“纸老虎”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美国记者斯蒂尔于同年9月在延安访问了10天后说：“我要是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访问陕甘宁边区的中外友人尽管有着不同的国籍、肤色、语言、职业和信仰，甚至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的感染、熏陶和洗礼。甘甜的延河水，喷香的小米饭，闪光的红星，漫卷的红旗，伴随他们度过了难忘的时光，进而他们又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外友人的访问首先使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赢得了中外友好人士和同盟国政府的同情和援助，进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际援华运动。白求恩、柯棣华、惠特尔塞为援助八路军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白求恩医疗队为边区输入三大卡车医药器械，南道尔捐赠1万美元医药款。印度援华医疗队乘坐自己的救护车，携带63箱药品和器械为边区服务。马海德一直留在边区为军民看病，仅从1944年到1949年间，他为伤病员及农民诊治病达4万余人次，几乎占当时延安人口的2/3以上。任桐年率领的公谊救护队也曾送过两汽车医药及7吨救济品和器材，可以装备一个急救医院。路易·艾黎创建的“工合”延安事务所到1940年已建立了17个不同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包括4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纺织合作社)，驻社工作人员20余名。英国学者林迈克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曾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了一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都可以接收到讯号的广播发射机，为改进八路军通讯技术、打通中共与外界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畜牧专家阳早、寒春夫妇分别于1946年10月和1949年2月到达延安，先后在延安光华农场、陕北三边农场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畜牧业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人们亲切而自豪地称他俩是“咱们的美国老乡”。
　　更为重要的是，中外友好人士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访问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包围封锁，向国外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业绩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壮大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进程。
　　①1944年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④1941年10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