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世界的眼睛”看延安和边区
　　在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国际友人主要是被称为“世界的眼睛”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阻挠，进入陕甘宁根据地，在红色中国首都保安和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社会基础、对日益迫近的中日全面战争的见解和红军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及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周恩来在接待他时说：我们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斯诺还饶有兴趣地重点考察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及其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除去7月下旬至9月中旬斯诺去前线采访不在保安外，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同斯诺会面，谈话的次数非常频繁，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毛泽东对同斯诺的谈话非常重视，常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话，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因为他知道这绝不是他个人同斯诺一般朋友式的交谈。正如斯诺后来在他的著作《复始之旅》中所写的那样：“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来，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毛泽东通过斯诺向全中国、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传播了他关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预言，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共和苏区以及红军的种种诬蔑。毛泽东坦率幽默的谈吐、坚毅豪迈的性格、高瞻远瞩的分析，使斯诺强烈地感到，在这个身材高大的中国革命领袖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采访归来后，斯诺写下了有史以来外国人介绍中国革命的第一本著作《红星照耀中国》①，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长达10年的新闻封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威望。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另有一个中国啊!”斯诺也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公开转达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方信使。
　　1937年初，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达延安，访问了许多中共领袖和红军将士，并准备为朱德总司令撰写传记。史沫特莱在延安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奔波，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一直忘掉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采访结束后，她先后出版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以及《伟大的道路——朱德传》等书籍。同年4月底到9月初，斯诺当时的夫人海伦·斯诺到达延安，访问了斯诺未及访问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目睹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性变迁，写下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等著作。海伦在延安采访的过程中，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董必武、徐向前、徐海东、罗炳辉等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举止言谈、音容笑貌、生活习惯，都给海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伦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陕北苏区的民主普选也引起了海伦的极大关注。8月29日，海伦在她的采访笔记上写道：“今天，在延安县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这次选举从7月15日开始，到10月底结束。届时西北各苏区的选举都将完成，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我们这一代的一项重大社会实践——列宁主义者在一个半殖民地创建苏维埃的尝试就此结束。”海伦还目睹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一历史进程，她这样写道：“在这片一度是苏维埃的地区，再也看不到红星了，甚至朱德也戴着一顶国民党军帽，红军全体官兵都清一色地穿着南京发给的国民党正规军服。红军连个名称都没有，像中央政府指挥的其他军队一样，只有番号，它现在被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延安充实而愉快的生活，使海伦感到自己已成为“延安故事的一部分”。在她的眼里，“延安像嵌在城墙和山峦里的一颗珍珠。这个城市有杰出人物的自豪感，有横跨狭窄的街道、刻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有双层城墙里的砖房。延安挺立在那里守卫着文明……每个山头都经历过许多战斗，红缨枪曾经守住了堡垒——而现在，那些守卫者的后代们手持来复枪在捍卫着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古老的山城里创造了中华民族“一整套的民间传说和民族神话”的人民，使海伦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海伦写道：“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旦有人为他们指明目标和方向，仅以其民族精神和血肉之躯就能筑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詹姆斯·贝特兰是新西兰出生的英国记者，全面抗战爆发后于1937年10月到达延安采访毛泽东。他们的谈话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对贝特兰提出的几十个问题毛泽东都作了令他满意的回答。谈到“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时，贝特兰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一点也不冲突。”他用共产党1936年就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加以说明，指出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从这三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毛泽东强调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贝特兰将这次访问记在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上发表，在英国以及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打开了一扇明亮清晰的窗户。毛泽东也极其重视和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第1卷第23期上发表这次谈话时，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的醒目标题，后来这次谈话还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研究生。1944年底，为了解那些“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他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中共领导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经济政策和民主政治建设。同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相比，延安的清新气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说：延安“是一个思想工厂”，“是一所巨型的实验室”，“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他认为，延安人是一支正在壮大着的力量，“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由于在重庆的经常接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周恩来尤使白修德敬佩。他在以后写的自传《历史的探索》(美国沃纳出版社出版，曾被评为1978年最畅销书之一)中，曾以感情真挚的笔调记述了周恩来留给他的印象。白修德认为，教会他认识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的，不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而是周恩来，“在周恩来面前，我几乎完全丧失了判断的能力……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征服了我”。1946年白修德与贾安娜合作在美国完成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他在书中写道：“至今为止，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权威。”
　　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影响更大，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在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解放区外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记者团的来访，就把一座被封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中外记者团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朱德会见并宴请了记者团全体成员，叶剑英、谭政、李维汉、李鼎铭、成仿吾和陕甘宁边区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团作了专题报告，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还分别接待了部分中外记者。在这些活动中，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向中外记者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和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回答记者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关于国共谈判，二是关于第二战场，三是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指出：“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出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在同记者的交谈中，毛泽东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关系。他说：“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当斯坦因问他“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时，毛泽东答：“靠人民的信任。”②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向记者们作《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时指出：“我们的总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作了四件事：第一，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抗战；第二，团结。在抗战中间，边区政府一贯坚持团结；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发军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织布，发展生产。”③外国记者对李鼎铭的讲话很感兴趣，并提出要同他就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是否有权的问题进行座谈。通过与李鼎铭的自由座谈，他们说李鼎铭是“有职有权的”，“他对我们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访问，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新闻战线上“封锁与反封锁”斗争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延安和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及广大敌后军民的英雄业绩，通过中外记者传播到了大后方和全世界，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英美等盟国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中外记者团访延之后一个月，美军司令部即派观察组常驻延安，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和军事合作，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
　　在参观延安和晋西北时，许多外国记者就已表明自己的观点。爱泼斯坦指出：“我们在陕甘宁地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现在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语言，都已被事实所粉粹，任何封锁已封锁不住了。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的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④与此同时，解放区的情况也被如实地报道出去。1944年7月1日，在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后不到20天，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即刊载了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同日的《纽约时报》也发表根据驻延记者报道写成的《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8月3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的广播中，广播了著名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刊登的由驻延记者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并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生产自给，在中国军队中给养最好；八路军办的医院效率很高，能克服各种困难，但是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八路军很难从外面得到药品；在共产党领导地区，已经广泛地实行了民主；延安的人们是愉快的，他们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
　　记者们返回重庆后，写下了更多的介绍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许多中国记者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延安采访后，在《新民报》上发表连载文章《延安一月》，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见闻和感受，认为共产党“能组织群众，尊重群众的感情，提高底层民众的地位，给群众以平等的感觉”。这在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自由的重庆，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这篇报道印成单行本后，一版再版，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所写的《红色中国报道》⑤一书，把他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抗战的事迹写成生动的故事，并从他所拍的1000张照片中选出最好的65张做插图，又有15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珍贵地图和速写。书中既展示了一大批中共领导人生龙活虎、朴实无华的风貌，又介绍了农业劳动模范、工人、普通战士、改造好了的“二流子”等新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式人物；既有对边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教政策的客观介绍，又有对地道战、地雷战、武工队的生动描写。他在书中写到：“边区是贫穷和被压迫人民的乐园，这儿没有无赖，也没人游手好闲。人人都工作，个个爱工作。每人都有地耕种——士兵不再是人民的负担，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干。”史沫特莱在美国《新共和周刊》上撰文，对此书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斯诺《西行漫记》的续篇。
　　冈瑟·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著文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他在《英国新闻时事报》上发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民主，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他们是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的。1946年，斯坦因又在美国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路透社记者莫里斯，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的顾问，他访延的目的本是宣传破坏解放区的。回到重庆后，他在新闻界联席会议的讲话中说，他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是反对的，可是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亲眼看到的事实证明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八路军真是能打仗，他亲眼看见了日本俘虏，吃过日本的纸烟和罐头。在其为重庆《大美晚报》(英文)撰写的《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从八个方面介绍了他在边区的所见所闻：(1)老百姓生活进步；(2)土地革命已停止；(3)医药设备不够用；(4)人民都有选举权；(5)适应抗战的学校；(6)强烈的抗战意志；(7)言论出版自由；(8)我看见了战斗。由于武道被认为是倾向国民党的，他的讲话和报道遂引起重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印度《政治家》日报上发表《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一文，从五个方面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和作战人民热情极高”、“村选作基础民主权力扩张”、“军队勤生产农民负担减轻”、“变工队合作——中国农业远景”、“地主的资本转移到工业去”，告诉人们“这是中国有最大希望的一个区域”。此后，他又为《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大型报刊写了20多篇出色的报道。1945年他到美国之后，经过两年奋斗，又出版了一本反映中国革命的巨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泼斯坦以后还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并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爱泼斯坦认为，延安之行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回忆访问延安时的情景说，一到延安他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⑥
　　(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和边区的观察
　　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罗斯福总统派驻中国的秘密观察员。1937年夏他奉派来华之时，罗斯福请他将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连同他本人的见解，直接写信报告总统。同年8月，卡尔逊到达上海，观察了正面战场的淞沪抗战。此后，在埃德加·斯诺的鼓励下，卡尔逊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两次游历中国北方，在八路军从敌人手里夺回的地区纵横走访了好几个月，足迹遍及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五省，行程不下三四千公里，全面考察了八路军在华北初创的所有根据地以及八路军抗战、民众动员和国共合作等情况。1938年4月底，卡尔逊以美军观察员身份到达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张闻天、肖劲光等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访问了一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拍摄了许多照片。卡尔逊在延安时高兴地说：“这里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清新。每个人都对你直视，不自尊自大，也不胆小怯懦。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都平等，人们很快乐很满意。”他对毛泽东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从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访问归来之后，卡尔逊怀着无限激情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国际社会给八路军以实际的援助。19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战场考察的情况，他为该书所定的副题是：“一个曾和中国人民一起生活和活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的中国人民为生存而英勇斗争的内幕”。在这本著作里，卡尔逊把革命圣地延安看做“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将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称为“新中国的试管”。他还极力推崇八路军战略战术和所奉行的政策，指出“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共和国的所有地方”。同年，他又出版了《中国陆军》一书，把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同八路军作了对比，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方的士兵主要是训练他们服从；另一方则用‘讲道德’培养战士，把战士对事业的理解和意志当作首要因素。后一种军队能更好地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在共产党、八路军还不甚被了解、海外人士尤感生疏的时候，这两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采用他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民主管理方式，注重以道德培养和教育士兵，训练了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战兵队伍。1942年8月，他率领这支部队成功地攻占了日军海上补给站马济岛，取得了美日开战以后美军的第一次胜利。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来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观察组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观察组组长是时任战区情报官员的戴维·包瑞德上校，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雷蒙德·卢登、约翰·戴维斯任观察组政治顾问，他们都是著名的“中国通”。成员中有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等，前后共30余人，分属于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多数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验。驻华美军司令部给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的情报，分析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及其能力的潜在贡献，提供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价值的最有效办法和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根据戴维斯的建议，观察组代号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叛乱各州，戴维斯认为这个代号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它暗示着造反的家园也是一个“太阳永远照耀”的地方，就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段歌词里所说的：“他们所说的关于迪克西的东西是真的吗?”
　　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的来访非常重视，专门向各中央局和各党委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国军人来我区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⑦毛泽东亲自修改了194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了“战友们”三个字。在这篇社论里，毛泽东指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社论预祝美军观察组工作成功，并且“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杨尚昆秘书长、聂荣臻司令员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李维汉秘书长等中央和边区党政军负责人先后多次会见和宴请了观察组成员，向他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实行人民战争的生动事实及各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阐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表达了积极与美军合作抗日的愿望。特别是毛泽东在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间，和谢伟思作了多次长谈，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战时战后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谈话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为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不管外国人对此赞成还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都要坚持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挑动内战，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避免内战，同时也希望美国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旦内战爆发，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不要支持国民党这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只能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比的政府。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扩大政府的基础，如果不能立即成立联合政府，也应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来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详细步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我们是否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枪一弹，中国共产党都将继续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同美国合作，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协助美国空军人员，在美军于华东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等等。战后，中国共产党也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理解，因为美国对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能够发挥作用。中国必须实行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革命需要国际的援助，但我们决不躺在苏联身上，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它自己的困难。
　　美军观察组成员大都是年轻的中下级军官和外交官，容易承认事实、接近真理。他们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耳目为之一新。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思考分析，从延安向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批军事、政治报告，仅在头两个月(截至9月27日)发送和准备发送的报告就达112份。谢伟思一人从1944年7月到10月的四个月时间里就写了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了26份。在这些报告里，观察组描绘了一个光明的中国、走向胜利的中国，与国民党统治区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新天地。
　　1944年7月28日，谢伟思在他发出的第一篇报告中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9月4日，谢伟思在报告中综合在延安六个星期的观察，认为共产党的积极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信仰坚定，自信、坚韧、实际、自我检讨、态度科学、有适应力、有制度、有条理、有诚笃与团结之精神，民主态度、廉洁。”据此，他们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蒋的封建的旧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
　　观察组在报告中还真实地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确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是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已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并深得人民拥护。11月7日，戴维斯报告说：“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敌后至少能控制华北。中共不仅可以保持扬子江流域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若干部分，并且可能保持华中华南的新地区。共产党已经经历了10年的内战和7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1937年以来共产党的成长差不多是几何数地进行着。他们从控制有人口150万的1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扩张到约有人口9000万的8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并且他们还在继续长大之中。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基于以上分析，观察组在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发展与中共的友好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谢伟思认为美国“不能无期限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片面地支持蒋介石只能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而这场内战对中国、对远东、对美国在华利益都是灾难性的。他建议美国政府实行不偏袒地支持国共双方的政策，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包瑞德也主张通过美援来加强美国与中共的关系，首先提供中共所需的武器，如自动火炮、追击炮和通讯器材，来帮助中共部队对日作战，并说明这是观察组成员们的“强烈愿望”。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以及他们自延安向美国政府发回的大量报告，给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加深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真实情况的了解，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国内外人民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是促使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坚持留在抗日阵营内。
　　①即《西行漫记》。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716页。
　　③《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回答外国记者书面问题的谈话》，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④1944年10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一译《北行漫记》。
　　⑥1985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