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凡是称得上伟大的时代，都必然产生反映该时代特点的政治思想、意识思维、意志品格和道德情操的伟大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是在人的思想、意识、道德、品格、行为等方面的集中表现和升华。
　　延安精神，从其原生形态来讲，是在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延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的精华和结晶。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是孕育、培养、形成延安精神的摇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军民，继承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培育、铸造了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延安精神。从革命历史发展的渊源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源头，延安精神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从本质上看，延安精神是一种崭新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升华，是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培育者和倡导者。革命圣地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延安精神的最初表述是“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毛泽东考察了延安县的工作，对延安县的干部那种不怕艰难困苦、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十分赞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指出：“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们都有延安同志的这种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①此后，“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就在各个方面被广泛传播、发扬和充实，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并被概括升华为熠熠生辉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集中地反映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崇高的精神世界。它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了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等诸多方面。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过多方面研究，有过多种概括和阐发。总的看来，共同的、核心的内涵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首先表现为革命理想、信仰和信念的正确性和坚定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对自己认定的信仰、理想、信念、目标始终坚信不移、坚定不移。当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他们坚信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革命受到困难挫折时，不退缩、不动摇。面列反革命的屠刀，他们喊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前仆后继，一次次从血泊中站起来，继续战斗；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历史证明，革命目标方向选择的正确性和革命斗争实践的坚定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铸就的特有的品格，它在延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是延安精神生成、发育、发展的坚实根基。
　　毛泽东特别重视对革命队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培养教育。1937年3月5日，他亲自为抗日军政大学制定校训，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还用《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故事解释这条校训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②1938年3月6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讲话，要求革命青年“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延安的窑洞成为革命的熔炉，千万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这里接受锤炼、熏陶，成长为坚强的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革命战士。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另一个现实的重要表现，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贯彻执行中的坚定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现为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延安时期则集中表现为坚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了坚持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了抗日救亡的大局，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和策略。
　　1937年6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促使抗日战争转变为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自己血战多年的政治对手——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根据国内的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进行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由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转变。在实行这些重大转变的过程中，坚决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坚持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在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模范地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和策略。与此同时，全党始终牢记自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毛泽东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③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致闭幕词，用古老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激励全党，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世代不懈，挖山不止。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④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是指把人们从某种僵化半僵化的、凝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束缚、禁锢中解脱出来，像《国际歌》唱的那样“让思想冲破牢笼”。在延安时期，解放思想主要是指通过学习马列，研究历史，通过延安整风，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摆脱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使全党在思想获得解放的基础上树立起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35年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造成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客观上固然是敌人的强大，主观上的原因则是党内出现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其中，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错误都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其思想上的主要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一度形成了对全党的思想禁锢。虽然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进行过批评和纠正，但由于处于抗日战争的环境，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深层次的总结提高，在一个时期内教条主义还有很大的影响，还在迷惑着一些党的干部，更多的人则还没有能够深刻认识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
　　教条主义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脱离实际的教条。更为恶劣者则惯于以此“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为了使全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号召在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并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在延安的窑洞里，小油灯下，毛泽东投入废寝忘食的理论著述和理论创新工作。《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的159篇文章，在延安写成的就有112篇。这些光辉的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典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光辉实践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延安的山沟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里出马列主义。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从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空前的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高瞻远瞩成功实施的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伟大工程。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是使中国共产党人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主观主义特别是“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全党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培育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一词出自东汉《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这句原指治学态度的话作了新的解释，给“实事求是”这句古语赋予了全新的哲学和认识论的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⑤实事求是的过程，讲得详细一点，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客观事物本身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作为人们实践活动的向导。1943年，中央党校大礼堂在延安落成，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党校的校训。这四个大字，言简意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最精确最概括的表述，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点。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是互为条件的。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首先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又必须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实践证明，坚持这条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延安时期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胜利之本。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一直作为党的宗旨写进党的章程的总纲。它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也是延安精神最具特色的重要内涵。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为悼念八路军战士张思德的牺牲，写了《为人民服务》一文。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⑥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应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之后又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党的宗旨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⑦据此，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进了党章的总纲。按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位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把干部定位为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把党的领导和执政都看做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⑧这样的领导理念和执政标准定位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按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立边区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实行了充分体现民权、民意的现代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的政权构架，实行了普遍、直接、无记名的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边区人民依法享有现代人权、财权的保障和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样的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按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权在工作中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优良作风。从而在党和人民之间建立起血肉一般的联系，在人民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情同鱼水的深厚情谊。这种党、政、军、民的新型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上更是从来没有过的。
　　按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他在总结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时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按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发表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当时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会议通过畅所欲言的讨论，成功地解决了革命的文艺工作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方法问题，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次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体验生活，创作、演出，涌现了大批反映抗日战争、歌颂工农兵，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等都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优秀代表。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一项基本的方针政策。它的基本点是把开创革命事业、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⑨1945年，面对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的危险，他又一次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一作风在延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谱写了新的辉煌的篇章，成为延安精神最有特色的部分，成为延安精神的标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曲凯歌。1939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以其侵华的主力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从1940年冬天起，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断绝了应当支付给边区的抗日经费，而且加强了对延安和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0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部队伤亡大，减员多；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有些地方的军民缺衣少穿，缺少油盐、蔬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办公的纸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了生产自给、战胜困难的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披荆斩棘，开荒种地。经过艰苦的努力，使南泥湾奇迹般地变成了“陕北的江南”。1943年全旅就达到了自给有余，1944年还向政府交纳公粮1万担，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当兵的不吃公粮还缴纳公粮的奇迹。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方面数十万人也都根据各自的情况，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带头参加开荒、种菜和各种劳动。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了中直机关的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美谈。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到1943年，边区就基本上度过了困难时期，创造了丰衣足食的奇迹。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担，拥有余粮21万担；棉花173万斤，可以满足需要的50%以上；纸张、油墨、肥皂、毛巾、毛毯、鞋袜、油盐等日用品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政治上、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朴素节俭、勤政倡廉是艰苦奋斗精神在治党、治政中又一方面的具体体现。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层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与边区军民同甘共苦。在延安，毛泽东和一般干部一样穿戴，衣服破了，打上补丁继续穿着作报告。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还亲自种菜修渠，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订生产计划时一定要把他也算上。朱德在八路军总部王家坪拾粪、种菜。王家坪渠清菜绿，被称为“小南泥湾”。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高级将领续范亭写诗赞曰：“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订了生产计划，做到不要公家供给，就连自己的马匹不用时也充做公用运输。他办公作息只是一孔窑洞，全部家当只是一架书卷、一套桌椅、一副铺盖卷。1937年冬，周恩来由西安回延安，到洛川时天黑休息，警卫员想找一个好一点的旅店，周恩来坚持在骡马店住宿，吃炒豆芽和白菜汤。他说：“不要忘记前方战士吃的什么，要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带头，万众效仿，勤俭节约，蔚然成风，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奢靡形成鲜明的对照。1941年5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侨慰问团回国，蒋介石在重庆花800块银圆盛宴款待。到了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他。对比之下，陈嘉庚感慨万千，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必共产党也!”美国作家斯诺这样描写当年在延安见到的情景：“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吃着简单的饮食，凭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因而他认为“中国革命肯定能够成功”。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现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365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⑥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3、1026、1094-109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