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费支出概况
　　抗战初期，边区经费支出主要是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抗战事业费。
　　“七七”事变以前，边区有脱产人员约3万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边区仍有脱产人员1.4万人左右。1938年，敌后及国民党统治区大批知识青年到延安，人员增加得更多。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封锁边区，调高桂滋部进驻绥德，企图控制八路军驻防的绥德警备区，切断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8月7日，军委主席毛泽东电令八路军第120师，将活动于华北恒山地区的第359旅回防绥德警备区。第359旅先派一部于10月到达指定地点。这样，边区人员增加到49686人，并有马4428匹。1940年，第359旅第四支队，第385旅第770团陆续调回边区。边区人员发展到61144人，马4974匹。
　　随着人员、马匹的逐步增加，边区经费支出也逐渐增大。据统计：1937年，财政收入626302.45元，财政支出497882.74元，年终结余28419.71元；1938年，财政收入907943.31元，财政支出814563.49元，年终结余93379.82元；1939年，财政收入6602709.88元，财政支出6501007.56元，结余101702.32元；1940年，财政收入9730995.31元，财政支出9682106.98元，结余48888.33元①。
　　这个时期在财政支出上，由于边区实行“量入为出”的原则，所以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但是，这个时期，保证财政支出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收入，因此，外援可靠与否，就成为能否保证财政支出的主要因素。1939年，党中央虽然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提出机关、学校、部队自己动手，开荒生产，曾出现了生产运动的高潮，但是，由于边区政府在财政问题上还没有经验，存在着外援不会断绝的幻想，财政支出方面受“量入为出”原则的束缚，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独立自主发展边区经济、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到1940年，生产运动没有坚持下去。这时，国共摩擦加剧。9月国民政府一度停发八路军的抗日军饷，11月则全部停发，造成边区财政的极大困难。边区政府对党政军机关的经费，被迫采取拖欠、减发以至停发津贴等消极措施，严重影响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
　　二、事业费的支出
　　抗战初期，边区事业费的支出，主要有军务费、经济建设投资、教育费、民政费及行政事业费。
　　边区处于抗日战争的环境中，财政支出首先要保证军事方面的需要，这就使军务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很大。除1937、1938年因军务费由军委系统交付，边区财政支出未列外，1939年军务费支出为3401971.23元，占年财政总支出52.3%；1940年军务费支出为3376653.09元，占年财政总支出34.8%②。军费支出庞大是战时财政的基本特点。
　　这一时期，边区所需物资主要依靠外边输入，财政直接投资于经济建设如农业、工业、商业方面的资金是极有限的。1937年经建支出29537.13元，占年财政总支出5.2%，1938年支出19977.33元，占年财政总支出2.3%；1939年为91491.64元，占1.4%；1940年为160265.73元，占1.6%③。但是，边区政府实行休养民力的政策，如对农业仅征有限的救国公粮；工商业税也微乎其微；举办带供给性的公营工业和公营商业；部队、机关、学校开展了农业生产运动等。这些政策和措施，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教育事业费，主要由各县筹措。1940年9月5日，边区政府决定：公田、公产、罚款归地方作教育费，教育费不足部分由边区政府补助。1940年12月9日，边区政府训令规定各小学经费仍由人民负担，完小高小经费在各分区、县自给项内筹划，教育厅不再拨款(均包括课本社教费等一切需用)。边区财政支出教育费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937年45537.81元，占8.9%；1938年111167.61元，占12.2%；1939年64450.57元，占10%④。
　　边区地瘠民多，旱潦频仍，特别是抗战以来，由沦陷区及邻境迁移来大批灾民、难民，据1941年1月统计，灾、难民达33735户，共170172人。边区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搞好社会救济工作。对来边区的大部分灾民难民给予适当的安排：(1)参加抗战事业的，家属的土地由群众代耕，政府给予救济；(2)1939年国民政府拨救济金10万元(法币)，边区政府用3万元急赈，7万元办难民纺织厂，吸收难民到纺织厂作工，以工代赈；(3)除边区党政军民节省捐助、组织当地群众互相调剂外，各级政府为灾、难民代谋职业营生，如拨给耕地和籽种、贷款垦荒从事农业，贷款经商等。在救灾方面，1940年春，拨发急赈细粮990万石，急赈款91135元(法币)。同年夏、秋，边区发生了三十年来罕见的水、旱、风、雹灾害，受灾区达23县、市，灾民689342人。损谷禾289961亩，损牲畜8692头，瘟死2205人。边区政府一方面发动各机关部队学校社团，每人每日节省1两米支援；另一方面急筹粮、款救济。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政府共拨发救济粮11000余石，赈款19万余元⑤。边区卫生事业落后，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边区政府一方面对群众加强防疫卫生教育；一方面开设医院、建立制药厂，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并经常派医疗队下乡，免费给群众医治疾病。
　　这一时期边区用于救济、卫生等民政方面的费用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937年152623.08元，占28.2%；1938年67466.40元，占7.4%；1939年68921.28元，占1.1%；1940年53033.55元，占0.6%⑥。民政方面救济经费的支出逐年下降，一方面是因为边区财政支出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即主要方面是因为随着边区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中，行政费用(包括财务、党及群众团体补助费等)占相当大的比重。1937年为72811.23元，占年财政支出14%；1938年为203140.40元，占20.9%；1939年为1348759.23元，占20.7%：1940年为3045950.17元，占31.4%⑦。
　　从以上财政支出情况看，第一位是军事费用，第二位是行政事业费。其他事业费，尤其是经济建设投资数量很小。这说明边区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当然，这个时期财政收入有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活费的供给办法
　　边区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活费的使用方法，主要采取供给制。粮食、被服、居住等项实行实物供给，另外，一般干部每人每月发给1—5元的津贴费。后来又增发过一些日用品，如毛巾、肥皂、牙刷等。但是，到了1939年、1940年，津贴费及日用品就无法保证供应了。边区政府用供给制分配生活费，是承袭了红军战争年代的办法，也是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因为边区财政不充裕，商品经济不发达，处在战争环境中，人员流动性很大，只有实行供给制，才能保证全体人员基本生活品的供给。
　　边区部队的生产自给，也解决了一些财政支出问题。1938年留守兵团开始从事开荒种菜、喂猪、打毛线等生产来改善部队生活。到1939年、1940年时，留守兵团及第359旅的生活不仅已比机关学校要好一些，并且实际上已能自给经费20%左右⑧。
　　①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此件分类表列1939年财政支出为6549499.72元。另据1939年12月《边区财政厅经费收支对照表》列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经费支出1131420.01元。1941年10月26日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列1939年财政支出为8762659.47元。
　　②③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另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列1940年军务费为7525808.58元，经建支出为1960800元。
　　④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⑤边区民政厅：《灾情严重设法筹款救济》，1941年1月14日。
　　⑥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⑦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⑧《整财问题》，194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