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高干会议和整财会议
　　1941年和1942年，解放区军民为粉碎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进行了艰苦斗争。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从1942年2月1日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歪风。
　　4月，边区的党、政、军、民干部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掀起了整风学习的热潮。经过半年学习，很多干部提高了认识，克服了个人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增强了党的观念，学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取得了一定效果。
　　干部的思想虽然有了初步的转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闹独立性、官僚主义以及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为了进一步解决党的作风问题，在中央领导下，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高干会议，集中了党政军县团级以上干部，具体地进行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指人民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整关(指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整财、整学。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开始，到1943年1月14日结束，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地检讨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检讨了边区党、政、军、民、财、学各方面的工作，明确地规定了生产和教育为边区建设的两大中心，并以发展生产为边区建设的基本任务。
　　会议为了总结抗战以来边区的建设事业，解决财政经济困难，于1942年9月4日，首先开始了整财工作，并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贺龙为主任(以后又任命陈云为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整财会议是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进行的，先后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任弼时、李富春、朱德、贺龙、林伯渠等。会议以解决1943年的财政方针、财政预算与财政保障为中心，检讨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肯定了1941年以来，边区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克服困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严肃地揭露和批评了财政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和不良作风。如强调了分散经营与自给自足，忽视了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形成系统林立，各自为政；经营上只注重商业，忽视了农业、工业与运输业，只顾赚钱，互相竞争，投机囤积，破坏政策法令，扰乱金融物价；各单位只顾“小公”的利益，不顾全局的需要，人才技术和材料物资不能统筹调剂，造成积压浪费，影响整个生产事业；金融工作中的本位主义，强调银行工作的独立性，不顾客观需要，不愿增加发行，周转财政，支持商业贸易；建设工作中，脱离边区实际，“百废俱兴”，企图“样样做模范”、“样样是中心”，空谈“百年大计”；对精兵简政工作，消极应付，仍然保持多兵繁政的观点；领导思想作风上有浓厚的官僚主义，工作无计划无重点，多是临时应付，缺乏长期筹划，处处消极被动，为财政经济工作造成严重损失。
　　会议通过检查和批评，明确了问题所在，提出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李富春对会议作了总结。他指出；根据边区的情况和中央的决定，确定以精兵简政、统筹统支为主和自给自足为辅、保障军需为1943年财政工作的三项原则。要贯彻这些原则，必须从边区的特点出发：一是战时的边区，又是相对的和平环境。因处于战时，要保持大量军队，要保证军队作战的供给需要；相对的和平环境，要进行经济建设，民力动员少，人民可以进行和平生产。二是狭小的农村环境，人员增加，被敌顽封锁，财政经济异常困难，人民负担增加。因此，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建立战时财政的基础。
　　为了克服困难，必须实行精兵简政，党政军民各单位都要减少人员，要将编余人员“归田”，进行物质生产。
　　贯彻执行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财政方针，必须实现统一。即在统筹统支下进行自给自足。要统一步骤、统一政策、统一领导。集中统一经济力量，一致对外。克服各自为政和无府府状态。在此基础上，开发财源，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金融、贸易都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
　　1943年确定征收救国公粮18万石，以150万人的生产，保证边区五六万脱产人员粮食的供给。经济建设要按必要与可能的原则进行，要考虑财政的支付能力。财政支出上要有重点和先后，军事第一，生活第一，其次是必要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
　　他指出，金融、贸易要与财政密切配合，业务上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是为了保障五六万人的生活与调剂国民经济，而不是离开财政问题来谈独立性。为了稳定财政，提出今后财政预计以实物计算，发行边币供财政周转，掌握物资以求收支平衡。
　　为了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由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计划、领导与研究工作。银行归财政厅领导。
　　二、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的确定
　　1942月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赞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①。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和军队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来解决。因此，解决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
　　“报告”总结了边区五年来的财政经济工作，指出：“1937年至1939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1940年至1942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②但是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尤其是军队和机关学校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解决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1943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并指出了边区财政经济在第三阶段总的趋势。
　　他还用具体成绩回答了一些人对军队、机关、学校人员进行生产自给的怀疑和责难。他说：“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③
　　他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为此，必须在财政经济工作中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发展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规定了原则方针政策：在公私关系上，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在发展公营经济上，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生产形式是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发展生产的次序是“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并对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的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和粮食工作，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为了发展生产，指出必须彻底的普遍的实行精兵筒政，必须在精兵简政中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综合与总结了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关健，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报告》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与争论不休的许多财政经济的原则问题与实际问题，指出了边区财政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成为高干会议和整财会议的重要文件。经过学习讨论，对统一认识，统一政策，清除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提高全体军民的信心，为发展生产，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由于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正确的发展路线，整财会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1943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4、896、894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3、899、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