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赴开封见刘峙
秦诚至
高福源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就不见了。忽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屋里，当时在屋的可能还有吕正操和张于弛，我们不约而同地问他，这几天到哪儿去了?高福源微笑着得意地说，他到开封一趟。我们都惊异地问他去开封干什么？高福源说：“副司令的命令，当然要去。”我们要他谈事情的经过。
高福源说：“事变后第二天，副司令找我去说，蒋介石虽然被扣，外边谣言很多，须要澄清一下，应宣传宣传我们的主张。同时潼关仍在他们手里，我们部队现在西兰公路平凉以东地区行进中，集中前线，还需要几天时间。因此，必须派人到开封见见刘峙，说说我们的主张，同时也是个缓兵之计。否则蒋军一来，我们在军事上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副司令派我去办这件事。我说，但这个缓兵计，会不会给刘峙看穿呢？他说：刘峙是个饭桶，他看不穿。于是就通知樊崧甫，叫我去了。”
高福源接着说：“副司令为什么叫我去呢?这里是有些经纬的。河南绥靖主任刘峙是蒋的嫡系，而河南省主席商震则为杂牌，和蒋、张都有关系。刘和商又是儿女亲家，处得很好。通过商，和刘讲话是比较方便的。其次，商震当年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时，和家父及刘多荃的尊翁同在一起，所以商震对刘多荃和我视为晚辈。刘多荃是师长，自然不便出头；我呢，官卑职小，是没有这些顾虑的。”
高又说，我穿过防地到蒋军阵地前面，手摇白手巾，好半天才从阵地走出一名军官来，问明情况，经转报樊崧甫，樊传令叫我和他见面。我在通过蒋军阵地时，看到蒋军是在防守，没有准备进攻的迹象。这可能因为老蒋在我们手里，他们投鼠忌器。见樊崧甫后，他劈头就问：“张汉卿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我说：“我是奉副司令的命令到开封给刘主任送一封信，内容我不知道。至于谈到这次事变，我只知道，张副司令主张停止内战，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决不是什么争权夺利，更不是要发动内战。”樊崧甫说：“不管怎样讲，这种举动也是鲁莽的，万一委员长发生差错，张汉卿就是民族的罪人了。我当然不希望打内战，可是人家黄埔系能答应吗?”我接着说：“樊军长不能这样讲，如果说蒋先生有黄埔，而张先生又有讲武堂，还能谈和平吗？”樊崧甫说：“好，请示刘主任，你和他见面再谈吧。”
第二天樊崧甫派卡车一部和副官两名，送我到最近的车站，搭火车直去开封。
我到开封，先见商震，把张副司令的结束内战和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又重复了一遍。商震说，咳，本来这件事也难怪汉卿。接着，商震带我去见刘峙，当面交上张副司令的亲笔信，又讲一遍张副司令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我又说，不论为国家为民族，都希望和平解决，刘屡屡问及蒋的安全。这时，商震在一旁说，这事是蒋委员长有蒋委员长的道理(指“先安内而后攘外”)，张副司令有张副司令的道理(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接着刘峙写了回信，我由原道回西安复命。
高福源回到西安后，东北军的部队已陆续集中渭南县的赤水一带，同时阵地也构筑好了。不久桂永清率他的教导队，向东北军阵地猛扑，由于东北军的优势兵力和坚固阵地，将桂部击退。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