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回忆
高崇民
西安事变，今年已是二十周年了，作为当时参加者之一的我，抚今追昔，不能不有动于衷，兹就西安事变简单写一点回忆。供历史学者参考。
一、张、杨由拥蒋“剿共”到逼蒋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蒋介石于西安，中外震惊。事后有人问：张学良统率东北军，杨虎城统率十七路军，他们为什么由拥蒋“剿共”转为逼蒋抗日?答：那是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情况促成的。当时是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对外抗日，尤其失掉家乡的东北人民要求的更为迫切，再加上在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号召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于所谓“剿共”毫无斗志。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利用内蒙德王进攻绥远，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却和日本进行“防共协定”的谈判。在此情况下，东北军，尤其是一般官兵感到中国太危险了，而东北亦将万劫不复，同时更感到“剿共”在他们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原来他们拥护所谓“中央”，是为了收复东北失地，他们愿作抗日的先锋，可是绥远的傅作义部能抗日，而东北军反倒不能抗日；同时又知道蒋介石“剿共”已近十年之久，并没有得到胜利，只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引进了中国，占领了东北；他们更知道，蒋介石一向是企图消灭地方实力的，明知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的意思是希望两败俱伤，伤亡哪一方都是于蒋有利的。因此东北军对于在西北“剿共”当然是无斗志的。
至于张学良本人，在“九一八”失掉东北后一度被蒋介石遣送出国到意大利，同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相交甚密。张受了一些法西斯分子的蛊惑，回国以后就竭诚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际上，他那时对共产党及红军是不了解的。东北军的装备在当时和其他部队比较起来是很精良的，因此他就认为能够战胜红军。可是在劳山、直罗镇等役，一一○师、一○九师都打了败仗，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官兵被红军俘虏很多。蒋介石经常宣传被共产党俘虏以后，军官被剥皮，士兵被活埋，但东北军的官兵被俘以后，既没有被剥皮，也没有被活埋，反而被优待。共产党对被俘的官兵说：“你们愿意参加红军也可，愿意回去也可。”官兵们又看到红军有拥护张学良将军共同抗日的口号，因此，东北军的官兵当时有回来的，也有参加红军的。在被释放回来的东北军里，有一个团长叫高福源，回来以后把他在被俘期间的日记和红军方面的一封重要的信交给张学良看，张看了以后把高又派回去，复了红军一封信。嗣后张学良就秘密与王以哲在洛川和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同志会谈。这次会面主要是商定两方从此做为友军，张并建议红军要变“反蒋抗日”为“拥蒋抗日”，他也担负说服蒋介石变“剿共”为“联共”的责任。自此以后，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极力想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因此他还去过太原和阎锡山商议，说明联共抗日的必要。阎当时亦极表同意。张又分别派代表去新疆联系盛世才，到广西、四川和白崇禧、刘湘等联系，到山东、华北和韩复榘、宋哲元联系。盛、白、刘以及韩、宋等当时都企图各霸一方，对蒋都是明合暗不服，所以张邀请他们派代表到西安商议联共抗日问题。这样布置以后，张乃亲自到南京见蒋，建议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竟拒绝张的建议。张回来以后，认为蒋这样做实在是于国家不利，而蒋对东北军之“剿共”亦有怀疑，故亲到西北巡视。当蒋要到西安之前，张乃约阎锡山到西安一同劝蒋。迨蒋到西安后，知阎要来，遂以避寿为名转到洛阳，阎锡山和张学良即赶赴洛阳。蒋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为“混蛋”。蒋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的既定计划，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阎锡山出会场后，对张学良说：“大家只好另想办法。”当夜张学良见蒋说：“这样一来，我对东北军就无法指挥了。”蒋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对部队训话，同时下手谕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把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者河南。张学良由洛阳回来和杨虎城计议，认为这样一来，就把他们原来联共抗日的计划根本破坏了。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因有扣蒋逼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非常手段；不过这样做应该有个名堂，所以后来西安事变就叫做“兵谏”。促成张、杨由“拥蒋剿共”转变到“联共抗日”，除了以上所说的而外，还有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受创后，张学良曾向蒋请求补充，结果蒋不但没给补充，反而把这两师的番号都给取消。其次，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原来是由华北接济七十万元，至后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连这七十万元也不给了。张向蒋中央要求，而蒋却让张自己向宋交涉，张颇愤慨。这都是促成事变的因素。所以由原计划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演变成扣蒋的局面。可是把蒋扣起来之后，张、杨二人就说过：“如果蒋能答应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把他送回去。”可见张、杨在事变的开始就没有危害蒋的意思，只是强迫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而已。
二、扣蒋的经过及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张、杨决定扣蒋前夕，国民党文武大员如邵元冲、陈诚等都到了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扣蒋的行动计划是：城内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赵寿山负责。故行动一开始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文武官员，除邵元冲中流弹死亡外，其余都被禁。蒋当时住在临潼华清池，临潼由东北军刘多荃负责。张学良于十二月十一日下午找来他的一个团长刘桂五，两人出门坐上汽车直开临潼华清池。在车上，张把要扣蒋的事情告刘，并嘱咐刘把蒋的住室记清楚，要在第二天清早，把蒋从他的住室强请出来，但不许伤害。张领刘见蒋，略作介绍即先退出，仅剩蒋、刘二人在室内谈话，但刘并未露出马脚来。十二日早四五点钟，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久等带兵到了临潼，打起来时，蒋还没有起床，听到枪声以后，不知是红军打来了，还是东北军兵变，就往屋后面的山坡跑去了。爬到围墙上，从墙上往下一跳， 跳到墙外壕沟里，因而脚也伤了。这时跟随蒋逃跑的还有他的侍从秘书肖某和他的侄儿蒋孝振及卫士一名。顺着骊山山坡一直跑到山半腰，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下边躲藏起来。那时，张、杨正在西安绥靖公署等候报告。刘多荃的第一次电话报告说：“蒋没有了!”于是决定搜查。后来查点华清池院内所停的汽车，并不短少。估计蒋一定是藏在山上，张就命令进行搜山，从上午七时搜到八时，碰到了一个蒋的卫兵说蒋向“卧虎石”方面逃去了，于是满山的官兵齐集卧虎石把蒋介石找到了。
孙铭九乃令士兵把蒋扶至山下，前往西安新城。蒋在车上问：“这件事张副司令知道不知道?”孙铭九回答说：“我是奉命来的。”这时蒋才明白他的被扣是有计划的行动，既不是红军打来，也不是东北军兵变。
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起见，命令把蒋移到高桂滋的公馆居住。蒋生误会，拒不迁往。
蒋以为此次被扣，必死无疑，遂准备了给宋美龄及其儿子的遗嘱。给宋的遗嘱是：“余死之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务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已出。祝上帝赐福予汝。”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土为余唯一之妻，余死之后，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第四天，蒋的外国顾问端纳由南京来，这才由端纳陪着蒋移到了高桂滋的住宅。开始蒋认为东北军一定赤化了，共产党一定要他偿还血债的，他万没想到结果张学良竟能亲自把他送回南京；更没有想到共产党对他被扣主张用和平解决。事变起来之后，共产党因张、杨之邀请，大约是在第六天，周恩来、叶剑英等来到西安。他们到了以后即表示这件事要用和平解决，这个意见是与张、杨不谋而合的；因此，张、杨很高兴。
在端纳坐飞机到了西安，我们才知道南京方面存在的内部矛盾。宋美龄给蒋的—封信中说：你平时不听部下意见，因而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但我相信张、杨对你不会有加害的意思，他们是出于爱国思想，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自寻短见，信中的最后一段说：南京目前正在唱戏而且是戏中有戏。另外，端纳诉说他来的很不容易，因为南京方面造谣说蒋已被害，何应饮就白衣誓师，力主讨伐西安，谓西安已经家家都挂上红旗了。端纳说夫人(指宋美龄)极力反对何的态度，特召集黄埔军官开会说：“你们要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要讨伐西安，讨伐西安就等于送你们校长的命。”端纳又说何应饮如何急电汪精卫返国，准备“联日剿共”云云，当即劝蒋应采纳张、杨的意见。蒋接宋美龄的信又听到端纳这些话以后，颇感悲愤。先是在蒋被扣的第二天，张曾向蒋请宋子文来西安，蒋摇头不允，以后南京何应钦到底下了讨伐令，其先锋部队桂永清至华阴被东北军击溃，蒋焦急万分，乃亲下手谕命蒋鼎文(从扣押中提出)持赴南京制止。至是张又提议请宋子文来，蒋才同意。因此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声言只是为了看一看蒋，并没有其他使命。宋认为此事非宋美龄来不可，于是返回南京报告张、杨和共产党并无害蒋的意思，宋子文第二次和宋美龄及戴笠一同飞到西安。
周思来到达西安，初和蒋见面时，周说：“蒋先生十年不见了。”那时蒋的腰痛脚伤都没有好，就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与张、杨、周恩来进行协商。协商的内容是以张、杨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为基础。协商结果，蒋完全表示同意。主要的两点是：
(一)在军事问题上，东北军每月军饷二百万元仍由中央负担，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元增加至一百五十万元，红军军饷，由中央拨给五十万元。此外，把当时以援绥为名的中央军共十二个师都撤出西北。
(二)在政治问题上，重新改组南京政府为国防性质的联合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把何应钦、张群等都遣送出国。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方面担任正副主任。
三、放蒋的争论和送蒋后西安的情况
西安事变以后，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当即把过去的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同时在军事方面成立一个参谋团，由何柱国负责；在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负责。另外，以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为秘书长。迨张、杨和共产党与蒋方大体商定以后，张、杨就考虑放蒋的问题。可是当时国内和国际方面对西安事变是不太了解的。因那时东北军里有一个交通处处长蒋斌，他把张、杨发往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电报扣压了三天，暗中还与何应钦通电话。在事变发生的第三天，我们接到宋哲元的来电，询问西安事变是怎么回事，这才发觉蒋斌在捣鬼(后来调陈先舟接交通处处长，把蒋斌收押，最后枪毙了)，因此接到由南京发来的各省的电报都是骂张学良的，张当时非常败兴。另外，盛世才通电表明他事先并未与闻；阎锡山通电的态度是模棱两可，骑墙观望。以后阎锡山又打电报给张学良，希望把蒋送到太原，以便由他操纵。同时，何应钦电汪精卫兼程回国(当时汪在欧洲)，显有“联日剿共”之逆谋。而这时，杨虎城十七路军里边的冯饮哉被“中央”收买也叛变了，东北军的檀自新部亦复不稳。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张恐夜长梦多，就急于要把蒋送回南京，而且要亲自送蒋回去。亲自送蒋只是张自己的决定，任何人事前都没有同意的。
二十四日早晨，张召集大家开会研究放蒋的问题时，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但主张要有条件的放。二十四日晚高崇民曾写了一封专信给张学良，建议放蒋的最低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释放“七君子”。因为这两条都不待蒋回南京开会解决而即可办到。张学良在二十五日早晨到绥靖公署见到高的时候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张出去后，高即通知召开设计委员会讨论应如何放蒋的问题。正在开会时(午后三时左右)即听到飞机声音，张已坐飞机送蒋走了。而蒋在当时虽同意协商的条件，但不答应以书面正式签字，他说这样一来，会使南京方面说是出于胁迫，而非出于我(蒋自称)为国家的本意，反而在实行这些条件时增加许多困难，并约定彼此要守秘，不准宣泄他答应的条件，同时宋子文、宋美龄等又一再表示负责担保。于是张学良就轻信了。当日出席设计委员会讨论放蒋的委员们听到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人人为之震动，会就立刻结束了。红军负责人和东北军的将领有的赶到飞机场打算劝阻张学良，但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蒋在飞机场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如果不然，你们就不要拿我当领袖。”
张送蒋到了南京以后，蒋终于把张扣押了，于是西安方面群情愤慨，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一通电，措词甚严正。蒋介石这时亦恐爆发战争，特派祝绍周到西安，希望西安方面派代表到南京磋商。当时我们派鲍文樾代表东北军，李志刚代表十七路军到南京。鲍、李由南京回来时带来了两个方案，就是所谓“甲案”和“乙案”。甲案规定：十七路军驻关中，东北军驻甘肃全境，少部分驻在陕西边境，红军驻原地不动(即延安到三原、耀县一带)。乙案规定：东北军调安徽，十七路军与红军不动，另外安徽省主席和开封绥靖主任的位置让给东北军。当时西安方面认为甲、乙两案与原协商不符，都不接受。遂提出对案，仍主张在西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以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和共产党方面各一人为副主任，令鲍持赴南京。而南京何应钦先把鲍文樾扣押了三天，然后才把鲍文樾送到蒋介石处(时蒋在溪口)，蒋严厉命令执行甲案，不许鲍说别的话。迨鲍回到西安，大家研究结果，认为甲案是蒋、何矛盾的产物，因为甲案还是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执行甲案还是有利的，于是不得已表示接受。
另外，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下级军官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都非常愤恨，于是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乃分头到东北军的前线，与各带兵官相约署名签字，宣誓对南京方面顶着干，以争取张学良之释放。而东北军上层的文武官虽和红军方面都认为打起仗来无异于送张学良的命，而且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相违。这样，东北军中就形成了上层主和、下层主战的局面；同时东北军内部又有新老之争。以上这种情况，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少壮派孙铭九等把当时东北军的核心人物王以哲军长及其他官佐给枪杀了。
正当东北军发生内讧的时候，“中央军”宋希濂星夜进军西安，这时刘多荃军驻渭南，知西安城内混乱，一方面电顾祝同制止宋部前进，一方面下令派一个团到临潼对西安做进行镇压的姿态。这时杨虎城与东北军方面商议决定执行甲案，立即在甲案签字。当夜派鲍文樾、李志刚赴潼关与蒋介石代表顾祝同定约。但后来蒋介石看到西安方面内部已经解体，就不令执行甲案而令执行乙案了。红军那时的态度始终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但亦决不负张、杨两位朋友。
东北军自王以哲死后，重心已移到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身上(时缪部和刘多荃部都退驻高陵)，而缪一向是与何应钦相勾结的，是反对共产党仇视进步青年的(当时万毅被他扣押)。于是他胁制了师长刘多荃，力主东北军东调。迨东北军东调以后，蒋介石义嗾使冯玉祥、刘峙等人对乙案之执行加以反对，最终使乙案未能实现。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从东北军方面而言，由于无政治斗争经验，以致蒙受损失，东北军这个实力到底是被蒋介石粉碎了。但就国家而言是有利益的，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因为西安双十二事变，使蒋介石不可能再继续“剿共”。故西安事变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在全国人民和共产党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所以说，西安事变可谓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