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
亢心栽
一
一九六三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释放蒋介石，并由张学良将军陪送飞返南京。这就表明张、杨两将军仍然愿意接受南京政府的统一领导，共同对敌，绝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蒋介石却采用两面手法，一面表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面却对张、杨更加仇恨，蓄谋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并对张、杨两人实行囚禁和放逐。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杨虎城将军被迫接受蒋介石命令，将前往欧美各国进行考察。消息传出，引起各方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十七路全体官兵无不心怀激愤、留恋和惜别之情，各方打听杨将军的行期，除了向他写信、送纪念品和登门访晤外，还积极准备盛大、热情的欢送会，借以表达对杨将军的爱戴和崇敬。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杨虎城将军由西安动身赴上海。这一天，风清日丽，万里无云。天还未明，就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各界爱国人士和市民，整队或分散奔向西安西关飞机场。打着各式彩旗，响着各样乐器，人流从城内、郊区四面八方向飞机场汇合。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人人都想再看一下杨将军，都说，这是空前的大欢送。一些进步的人士说：这既是对抗日将军的欢送，也是对蒋介石的示威。
上午十点钟左右，杨将军和随从人员(笔者也在其中)到了机场。首先，部队吹起礼号，接着群众的乐器也敲响了，无数面彩旗随风招展。郊区来的农民特别多，他们中不少人带着红缨梭标，敲着大锣大放。群众的欢呼声和军号声、乐器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响彻云宵。杨将军从人海中的窄狭甬道通过时，振臂挥帽，频频向欢送者致意。两旁排列的人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这时，有十七路军的一个营长，看到杨将军走近，他挺胸举手敬礼。当杨将军向他伸手握别时，他激动得流出热泪说不出话。知识界的队伍排得相当长，他们的口号也特别响亮。“欢送杨将军”，“抗日万岁”，此起彼伏，有的人直喊得声音嘶哑。杨将军带领我们—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杨将军登上机舱前，大家向他连说：“珍重，再见！” “一路平安！”这一天，在西安的顾祝同等也来到机场，同杨将军握别。我登上机舱。群众欢呼声和锣鼓轰鸣响成一片。杨将军满怀激情，不断向群众招手答谢，连声高呼：“朋友们，同胞们，再见！”
由西安到上海，杨将军和我们一行搭乘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这一天，天气爽朗，飞行很稳。这时，忽然听见乘客中有人同杨将军谈笑自若。我伸头向前排仔细端详，那位乘客转过身来，我忽然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同志。他身穿朴素的蓝布制服，头不蓄发，面颊上刚剃过的胡髭还微露“苗头”。另外，和他们一起有说有笑的，还有邓宝珊先生。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飞机中途在郑州降落加油，陇海路局钱宗泽局长在机场迎接，大家一起共进茶点、休息片刻，继续飞行。下午四时左右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安全降落。我从机窗外望，见有迎接人群，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其余的人我已记不起了。周恩来同志先我们一行步下机梯，很快地经人迎迓，坐着一辆黑色小汽车驶向市区。最后，杨将军下机。
杨将军五月二十七日到达上海以至六月二十九日登轮放洋，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除“奉谕”去庐山看过一次蒋介石：“面聆指示”，作礼节上的辞别外，全部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在上海，他住在距宋子文公馆不远的一所西式寓所里。夫人谢葆真和二儿拯中(七岁)由陕到上海，和他住在一处。这一期间，杨将军同各方面的交接应酬，的确是席不暇暖。由于他要远离祖国，而且归期无定，所以各地的老朋友、旧部属，不少人都亲到上海送行。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赵寿山将军在杨启行前二日，独自约我到一间小屋，亲切地对我说：“维恪(我的原名)，你就要随杨先生出国了。究竟你们在国外要待多久，看来谁也难以肯定。但无论如何请你记着，到了船行海上，盼望你转告杨先生，不管天变地变，‘双十二’举义的初衷不能变，抗日的立场不能变。最后胜利，必属我们。务请杨先生坚持我们的正义主张，不可稍有动摇。”另外，有不少人嘱托我，杨将军无论走到天南海北，一定要同国内友好保持联系。也有人谆谆以杨将军的安全为重。叮咛我时时提高警惕。以后到了国外，杨将军忆起大家的关怀，总是铭感不置。
二
杨将军这次出国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随行人员，除杨夫人谢葆真、二儿拯中外，还有樊雨农(参谋)、王麟阁(译员)和我(秘书)，一共六人。樊雨农和我由西安随行。王麟阁是出国前不久由宋子文介绍来的。王曾担任过南京政府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和驻西班牙公使馆的代办，五十多岁，是外交界历经几朝的老吏。据说因为他熟悉外交礼节，特派来给杨经办官场交际和翻译事项。另据传说，王实为南京派来监视杨的。 (归国后，传闻王因公奉派赴马尼拉，在海上跳水自杀。)另外，还有一位仲跻翰先生，也随同杨将军一道东渡。仲原任山西航空队队长兼教导团学员总队队长，这次出国考察欧美航空事宜，经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介绍，愿和我们同行。仲年已四十岁，有一副军人气派，对杨将军如长官，老是毕恭毕敬。到美国后，他就同我们分手，单独活动。
六月二十九日，杨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大来轮船公司的“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杨将军的亲友、旧部属和各方代表、同乡数百人来码头送别。轮船的汽笛一声长鸣，杨将军手扶拦杆，不断挥手向大家告别。遥看着送别的人都离去了，自己还不忍转回客舱，仍然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以下是杨将军欧美之行的旅程。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动身出国，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从法国马赛返抵香港。这次旅行，环绕地球一周，历经十一个国家。计有日本(过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卢森堡(后两国过境)，历时约五个月。
六月二十九日，轮船离上海港口以后，七月一、二日，先后在日本的神户和横滨港停泊。七月八日，舟行太平洋上，获悉卢沟桥事变发生。七月九日，到达夏威夷群岛的首埠檀香山。七月十四日，船抵美国西岸的旧金山。七月二十八日，杨将军偕我由旧金山飞往美京华盛顿，次日到达。七月三十日，乘火车到纽约。八月四日，乘法轮“诺曼第”号横渡大西洋前往欧洲。八月九日抵伦敦。八月十一日赴巴黎。八月二十八日，前往柏林。九月七日，离柏林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市拉格。九月十日，赴奥京维也纳，十二日转回捷克斯洛伐克。九月十四日，经德国南部赴瑞士。九月十七日，返抵巴黎。九月二十八日，应邀赴英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十月九日，再赴巴黎。十月十四日，飞往西班牙新都，亲赴战地访问。十月二十一日，重返巴黎。十月二十八日，离巴黎，往马赛。十月二十九日，搭乘法轮“冉·拉保底”号①东驶归国。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到达香港九龙。
综览五个月的旅程，可以看出，杨将军这次欧美之行，以在法、美两国居留的时间较长，在法约五十天，在美约计三周。其次，就是英、德两国，在英约有两周，在德约有十天。至于在其他一些国家，有的只作了几日的游览，有的甚至过境而已。杨将军居留法、美、英、德四国的时间比较久，这并非偶然。因为这几个国家，是世界上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通过这样重点的考察，就易于了解其社会生活和存在问题，就能理解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走向死亡的必然性。另外，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也有比较大的发展；除南洋地区外，我国的侨民在这些地方也是比较多的。为了宣传抗日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机会同外国的进步人土和爱国侨胞、留学生多作接触，也有其重要意义。
杨夫人谢葆真和二儿拯中，在杨将军离美赴欧洲时，即决定暂留旧金山，并由樊雨农参谋随同照料。以后，杨将军东归之计确定，才电召他们到巴黎汇合。随员工麟阁，原先也留在美国，杨将军返国前不久，也由美来欧。
三
六月二十九日辞别了祖国，杨将军同我们随行人员在甲板上畅谈了一个月来在沪的各种感触，我们深深感到他对事物的体察如此深切。虽然多日来应酬频繁，但他的精神仍然十分振奋，并未显出疲劳。午饭后，他约我们去他的座舱里闲谈，风趣地讲到十年前他在日本的情形，接着告诫我们说：“大家到了国外，免不了每日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中国有些人媚外，有的人排外，我看这都不对。我们是个伟大民族，我们应持不亢不卑的态度。对人应有礼貌，也不要卑躬屈节，要有自尊心。要每天挤出时间学习，特别要着重学习新问题和有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我文化水平很差，希望大家不断帮助。”谈话结束时，他要求大家如有任何意见，务必随时提出。经杨将军这样一讲，大家也都有所警惕了。杨将军本人在轮船上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坚持读书或和我们一块几谈问题。他这次由上海带来若干册书，他同我商定，先阅览李鼎声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主要由我诵读)。晚间，船上组织的文娱活动，他除了看看电影之外，其余一概不参加。他最喜欢听我们讲中外历史和当今的各国政治形势。而我们都极乐于听他讲辛亥革命和陕西靖国军、西安八个月守城的故事。
船驶入波涛汹涌的黄海，我记着临行时赵寿山将军对我所讲的一席话，就趁其他随行人员去看电影的机会，和他进行了一次密谈。我把赵寿山将军托我转告的话，一五一十地给他讲了之后，他长吁一口气，然后微笑着说：“寿山和我一起，出生入死，多年共过患难。他进步很快，意志坚定，我极信任他。这次我到海外，纵然喝了洋水，但总不能换了脑子呢。寿山不断在政治上有所进步，我自然也不愿落后。我们在西安发动事变，是为了什么?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政治方向。所以我认为，寿山用意很好，我只是觉得他有点过虑，我将来还要回国，来日方长，让他等着瞧吧！”
东渡之后，轮船将要行经日本的神户和横滨，而且在两港都要停泊，杨将军又召我们商谈过境应注意的事项。他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不断向外扩张，尤其近年来对我国步步进逼，以至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阴谋多端，用心毒狠，得寸进尺，自以为得计。但对中国人民他们总是非常害怕的，尤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趋扩大，它对我国革命日益发展的形势，已表现出无限忧虑。我这次东渡，日本当局当然早已得到情报，对我，他们是非常仇恨的。因此，船到码头后，警察、刑事、新闻记者等一定要对我进行监视并来访问，可能还要我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甚至要我讲讲“西安事变”。我讨厌这帮家伙，准备称病不见，一切由亢、王两秘书设法应付。
七月一日上午七时，船驶进日本神户港。果然有同盟通讯社记者神板鹤太、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柴田九万彦和嶌信正、大阪每日英文新闻社坂井浅太郎、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上村四郎、《神户新闻》记者下司利一等，进舱请求谒见杨将军并摄影。他们还没有行近杨将军的门口，即由我和王麟阁引导到我们房间，与之接谈。他们几次要求会晤杨将军，我们都以婉词谢绝，说杨将军乘船昏晕，身体不适，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代答。这些自称记者的人，询南问北地乱问一气，从西安事变扯到中国共产党，从上海黄浦滩又说到拯中的年龄，从我国南方的霉雨季节再说到日本的气候等等。有的要求给他们一张杨将军的最近照片，我们也推辞未允。最后，他们提出几条有关时局的问题，经我代答如下：
(一)中国政局，自西安事变以来，日趋统一和稳定。处此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均已觉醒，坚决反对一党独裁和内争。现在各党派为了共御外侮，都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齐心协力，终止内战，发展国民经济，以期巩固国本。
(二)日本以往对中国的非友好行动，使中日两国人民，同受其苦。中日问题解决不难，只要日本政府放弃侵华政策，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两国邦交，当可逐步改善。
(三)你们说我主张联俄，其实凡能以友好态度对待中国的任何国家，中国人民都愿与之合作。联俄本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实行的“三大政策”之一，主张联俄的人，绝非共产党一个党派。
(四)西安事变，乃日本政府数十年来对华实行侵略政策之后果。溯自“九一八”以来，我国人民目见国土沦丧，人民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保障，反对外来侵略的情绪，益见高涨。西安事变，正是反映了人民共御外侮，保护国土的正义要求。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但没有危及中央政府的统一大计，而且促成了全国各党派的大团结。
(五)我是主张抗日的，但我所谓抗日，是反对贵国实行侵华的极少数人；对日本广大人民，我向来主张友好相处。昔年我到贵国考察，曾结识一些朋友，觉得中日两国人民并无恶感。贵国人民，也是不赞成少数人的侵华政策的。
(六)我奉派赴欧美考察军事，不来贵国，这是因为十年前我曾到过这里。但是将来中日邦交一旦改变，我仍打算作二次访问。我对贵国人民感情很好，愿通过你们的报纸，对贵国人民致意。
代答问题毕，他们还再三叮嘱我，代向杨将军致意。
我不曾去过日本，原想上午把记者们对付过了，下午登岸观赏一下岛国的风光。不料一点钟左右，又来了兵库县外事课亚细亚系伊井喜子治、警察部外事课勤务松本一雄、兵库县外事课亚细亚系通办鸿山俊雄等三人。他们也要求会见杨将军本人，我用对付记者的办法谢绝了。看起来这帮人不同记者，他们不多谈时局问题，而侧重了解杨将军的旅行动向。谈话进行了两小时，最后向我要了一张我的带衔名片才去。
警察们去后，忽听船上通告旅客一律携带护照到办公处集合；必须本人到场，不许代办。杨将军、杨夫人、拯中和我们就按通知前往。不料正在核对护照时，原来访晤杨将军的记者们并未完全归去。他们趁此机会，迅速拍摄了杨将军的照片，并走近他的身旁，称谢而去。
七月二日，船抵横滨。横滨水上警察署勤务外事高等视察失作乙五郎、《日本广告报》记者田中源治、神奈川县广外事课手岛邦三和其他新闻记者十二三人，登轮请晤杨将军。他们还说，他们奉上级命令，知杨将军过境，特地前来招待，并向他致意。记者们也是要求同杨将军本人晤谈，我和王麟阁仍按在神户办法，谢绝了他们的请求。
在横滨，樊雨农参谋趁登岸给我们购买一些日用品之便，曾买了几份当日的日、英文报纸。关于杨将军乘船过境以及记者访谈情况，都有所报道，有的报还刊有照片。报道大致是说，杨将军因病未能接见记者，仅山秘书和他们周旋。说我们秘书代答询问，多是闪灼其词，不肯正面直言；说杨将军口称服从南京政府领导，却仍然主张联俄；说杨将军对中日关系，归罪日本，并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分为两方面，这是离间之计等等。
四
七月二日下午七时，轮船离日本东进。太平洋上水波不兴，预计到达檀香山还有一周时间。杨将军对我们说：“过了日本这一关，前途的麻烦就少了。我们应趁海上风和日暖的季节，好好地读几本书吧！”杨将军对《中国近代史》很感兴趣，这时已阅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史略”两章。
杨将军同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举世闻名，在这一船的旅客中，更是“知名之士”，因而虽在海上，曾不断有中外旅客前来拜访。其中谈话比较恳切而深入的，有中国的周崧先生，美国的辛慈爱夫人和一位牙科大夫。周崧先生是旅美多年的华侨，一位拥有雄厚资本的爱国商人，同情杨将军的政治主张。那两位美国人，也是仰慕杨将军的英名而踵门求见的。在单调的海上生活中，这种接触，对他也是一种慰藉。
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为了证实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他着我即给宋子文发一急电。
杨将军听闻上述消息，心情十分激动。这天晚上，他睡得很迟，和我们几个随行人员谈论国内抗日形势和发展前途，直至第二天凌晨二时，才告罢休。从此以后，他的日常起居也有所改变，紧张和兴奋的心情使他不安，并嘱咐我们随时收听广播，并把每天张贴的新闻摘要念给他听。他的全部精神都贯注在国内抗日战争的问题上。遇有中外旅客访谈，也必然问问他们对事变的看法。这时他翻书也少了；同我们一起扯闲话也少了。他的心情是兴奋而紧张的，但有时却表现沉默，好象认真考虑什么重大问题似的。
七月十日和十一日，连接宋子文由上海来电。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却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第二封电报后，杨将军经过熟思，即命我作复，电云：“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又发上海全国经济委员会王炳南同志一电，文云：“余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希转告诸友好。”为了明晰事变详情，另发由上海转西安孙蔚如先生一电，电文是：“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此后，轮船驶经檀香山和到达旧金山，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五
船上通告，七月九日可以到达夏威夷群岛的首府檀香山。杨将军在同我们闲谈中说：“檀香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听说岛上风景极其秀丽，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在这里宣传革命，首先成立国民党的前身组织——兴中会，掌故可能不少。因此，我们行经这里，一定要好好地瞻仰一番。”
七月九日上午十时许，轮船到达檀香山。刚一驶进码头，中国领事馆梅景周总领事和黄荫余领事以及新闻记者八九人首先登轮，热情迎接杨将军。上船后，华侨代表和群众百余人齐声鼓掌，向杨将军表示热情的敬意，并给我们戴上花环，表示欢迎，争相握手，非常热情。饭罢，杨将军乘车到领事馆门口，早有成群侨胞在门外等待。有人给杨将军拍照，有人请他签名，有人送赠他土产、纪念品。一会儿，学生群里忽然一致高呼：“欢迎抗日将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胜利万岁!”杨将军遂即招手，向大家表示谢意。有位老年侨胞，操着广东口语，走近杨将军。右手搭扶他的肩膀，兴奋地说：“杨将军，你走的路对啊！不赶走日本鬼子，我们老侨民也死不甘心！盼你早一天回国抗敌。”杨将军安慰老人，紧握着他一双手，回答说：“我们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了，一定要赶走鬼子，收复失地。”老人听罢，不住鼓掌。
午前，杨将军由梅、黄两领事导游岛上各处名胜，参观了市容以及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他对潜水艇兵员训练感到很大兴趣。
下午，仍由梅、黄两领事陪同，参观了宝石岭、大学、驻军区域。傍晚应梅总领事宴。宴罢，一同观赏夏威夷土人舞蹈。
檀香山和毗连各岛，共有人口四十多万，中国人占二万七千。土著民族由于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歧视和残酷剥削，人数不断减少。
对于观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遗迹，他一直没有忘怀。因据梅总领事说，从前曾经保留了一些遗物和资料，现在多数已运往中国，有几座建筑物，也为地方政府占用，而且都变了样儿，按轮船行期，时间也无法安排了。后来，在领事馆茶叙时，梅总领事为聊偿杨将军的心愿，特约集几位老年侨胞，向他讲了中山先生当年在岛上闹革命的一些掌故。
这次经过檀香山，虽然时间只有一天多，但由于领事馆的悉心安排和殷切招待，所见所闻，都给杨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船上同我们闲谈中，他扼要地叙说这一次的感受，他说：“岛上风光，真是秀丽已极，尤其行经附近丘陵地区，树林夹道，野花可称得香闻十里。不幸的是，美帝国主义今天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不但当地有色民族长期受难，远东其他地区，也严重地遭受着侵略。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世界就不会有和平的日子。另外，中国的侨胞真可敬可爱，他们关心祖国，使我万分感动。我们这次到岛上，大家热情地欢迎、欢送我们，我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们这样，完全出于支援祖国抗战的心情。我们国家向以文化悠久和地大物博自豪，我们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赶走侵略者，振兴中华，才不辜负侨胞们的殷切期望。”
按轮船行程，七月十四日才到达美国西岸的旧金山。杨将军从行囊中取出七八部有关美国历史和社会情况的书籍，同我们一起，连续学习、讨论了两天。此外，就是经常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了解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
六
七月十四日下午三时，轮船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港。当地领馆黄朝琴总领事和主事邝兆荣前来迎接，还有报馆记者十余人也登轮访谈。我们上船后，看见码头并无欢迎杨将军的人群，心里就觉得惊异。事后从可靠方面获悉，杨将军到达旧金山的消息，既未见当地报纸刊登；华侨方面，也未得到领馆的通知。他们在杨将军到达后的次日，才从一些华文和英文报纸的报道中看到这项消息。
杨将军到了旧金山，住在奥克兰市的塔湖旅馆。居住才走，即接领馆转来国内拍发的电报两封。一封是宋子文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另一封是孙蔚如拍发的，电文是：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杨将军看到宋子文的电报，立即现出沉默。他的返国意图不能实现，当然引起了他的不快。可是看见孙蔚如的复电他的表情似乎又露出兴奋，因为“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这就意味着南京政府对日本这一次武装进犯，似乎不再采取退缩的政策，而要准备和侵略者大干一场。同时，根据美国报纸消息，日军也在大调人马，看来大战终将不免。对南京“输送大军北上”这一点，心里得到慰藉。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特于十六日专报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还分电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先生，表明决心，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紧接着又给孙蔚如、邓宝珊两先生和冯钦哉拍电，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这时关于杨将军的行踪，全美主要报纸都先后作了报道，这一消息也在侨胞中间传播起来。此后，他除按照和领馆商定的日程考察军事和其他设施外，其他时间几乎完全被社会的交接活动占去了。华侨团体的负责人、侨胞中的代表人物、美国社会的进步人士以及各报刊的新闻记者等，接连不断地前来旅馆表示敬意或谈论问题，确实使他应接不暇。
考察方面，七月十九日通过领馆定妥了计划，由二十日起至二十六日，先后参观过旧金山军营和飞机场、旧金山要塞、炮兵部队和军医院等处。事后，杨将军向我们谈了一下他参观后的感想，他说：“美国工业发达，当然军队装备和物质待遇都比我国强得多。他们的武器、服装及福利设施，可称世界第一流，但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政治。我所谓的政治指军队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按普通人的理解，当然他们对官兵也不断进行自己的教育，可是只是为了保护少数财阀的利益，这就永远得不到最后的胜利。政治是军队的灵魂，因为军事到底是给政治服务的。所以，我看美国军队只是装备好，物质条件好，操典学得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总括起来说，杨将军从事参观多日，他心里老觉得，华北炮火连天，每天不知死伤多少人。而自己在海外，穿着军服，同外国的军事官员迎来送去，并得不到什么有益经验，实在有些无聊。
在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接触中，首先应提到和新闻记者们的会见。除十四日登岸时，有记者十余人访谈外，十七日又来美报记者一批。口头询问后，他们还以书面提出一些问题，请杨将军答复。现追记几则如下：
问：杨将军认为中日冲突有扩大的可能吗?
答：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我国，早已制定计划。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东北、华北广大领土。这次进犯，我国人民，绝不能再事容忍。因此，战事必将扩大。
问：杨将军是否准备返国参加军事行动?
答：我已急电我国政府，请求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问：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国是否希望苏联援助?
答：苏联对日和我国利害一致，而且我国人民向来同苏联人民友好，苏联政府一向支持我国反对外来侵略。至于实际帮助，我目前尚无足够资料可作肯定答复。
问：中国抗战的实力怎样?
答：我国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各党派已消除私见，为外御强敌而加紧团结；南京政府已接受全国人民“终止内战，一致对敌”的共同要求。我相信，抗日战争一起，必能持久。
接着，杨将军又问记者，英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侵华抱什么态度?记者仅说美国朝鲜一致同情我国抗战。最后，杨将军对他们表示谢意，并请通过他们的报纸，向美国人民致意。
其次，再介绍一下《美西工人报》记者威尔逊夫妇的访问。七月十九日晚，他们远道而来，首先向杨将军表示敬意，然后问到杨在旧金山参观和游览的感想。他们接着把事先准备的十二个问题提出，请杨扼要予以答复。记得所问都是围绕着中国对日抗战问题，其中最关心的还是我国国内各方的团结和南京政府能否坚决抗战等问题。杨将军一一回答毕，也请他们把美国的政治情况作一介绍。威尔逊先生慨然应允，大意是，美国工人约三千万，而实际上失业的就有九百万之多，其中三百万人，由政府给以临时工作，聊以自给，其余就是依靠慈善机关施舍。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逐步提高，加入工会的日多，其中尤以西部海岸海员工人，组织坚强。将来中日战事扩大，可以发动他们拒运赴日的军需原料等。以后又较详尽地讲到美国资本和土地的集中情形，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将有显著下降之势。关于中国抗战问题，他说一般美国人都同情中国抗日，美国政府现在虽然迁就日本，但如果由广大人民施加压力，对中国抗战也可能有所赞助。威尔逊先生结尾时，把他们近期的几份报纸送给杨将军，请他指导。遂即亲切握手后辞去。
此外，奥克兰市的几家报纸记者，旧金山的《诊察报》、《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曾先后拜访了杨将军，并拍了照片。二十三日，金山广播电台还约杨作了半小时的讲演。
杨将军应邀参加欢宴和讲演、座谈也有多起。各方代表人士前来访问的，更是接二连三，每日不断。据我能记忆的，有广东银行邝经理、《中西日报》社社长苏醒之夫妇、杨清白堂和金山抗日会等十次以上的宴会。邀请讲演座谈的，有国民俱乐部、斯丹佛大学中国学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华侨抗日宣传大会等八九个团体。个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崧先生。他这次赴美，和杨将军有同舟之谊，对祖国抗日也是十分关心的。他主动把自用汽车给杨作临时长途旅行之用。他虽然是个富商，但他热爱祖国不落人后。
杨将军虽然极其忙碌，但稍有余暇，就各处游览。除了访问一些侨胞的家庭和一些中外代表人物外，还参观了加利佛尼亚大学、金门长桥、旧金山迤南的农村等等。
七月二十二日，杨将军得宋子文复电，仍请他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次日，又接蒋介石电，嘱杨将军继续考察。杨将军对于考察军事，虽已毫不感兴趣。现据蒋、宋来电，知目前回国已不可能。
七
杨将军在接到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人来电后，心情变得较前沉闷。七月二十七日，他忽然召集我们谈话，说：“近来华北抗日战事逐渐紧张，依我判断，战局还要继续扩大。我们既在旧金山参观、游览了一个时期，对美国社会已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其他地区大体上也相差不多，没有多事参观游览的必要。我想带维恪一人先去欧洲，其余暂留居美国西部，等我到达欧洲后，再决定行止，电知你们。”接着，我在下午就遵照指示买了赴华盛顿的飞机票，并以行期通知旧金山总领事馆。二十八日下午六时，我随杨将军飞离旧金山，经芝加哥(飞机仅停留一小时)，到华盛顿，居留一日夜。杨将军深厌同中外官员打交道，但既到中国大使馆驻地，也不能不去看一下王正廷大使。王虽为他设宴洗尘，但王却没有出席，委托参赞应尚德接待。杨将军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名胜和国会图书馆等。三十日到达纽约，在纽约住六天，同侨胞代表人物接触较多。他们有的旅居海外几十年，有的时间较短，可是关怀祖国和对杨将军的仰慕心情却无二致。除了总领事、郑副领事代表官方设宴洗尘，欢送两次外，杨清白堂、致公堂以及司徒美堂先生、李国钦先生、纽约安民工会等，均先后设宴欢迎。同时，杨将军为了交换抗日意见，也约请了一些进步人士聚餐欢叙。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陈其瑗和冀朝鼎两位先生对杨将军的关照和支持。他们在纽约主办《先锋报》，在侨胞和美国人民中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很著声誉。他们知道杨将军来到了，非常热情地接待，除给详尽地介绍美国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外，对我们的考察还提出宝贵的建议。通过他们的《先锋报》刊登了欢迎的文章，还正确地介绍了杨的生平事迹，报道了他宣传抗日的活动。
在短暂的参观访问中，杨将军亲眼看见了“唐人街”的侨胞生活。还特地前往黑人住区访问过一次。记得当时有些黑人小孩子，衣不蔽体，满身污垢，他急忙屈身把一个孩子抱起，让人拍了张合影。临行时，他安慰着说：“小朋友，将来你们一定会好起来的，再见吧!”
杨将军在美国居留的二十天当中，美国各地的报刊对他的来到和主要活动多有报道。华侨出版的报纸，刊载的消息和文章比较多，基本上都同情他的抗日主张。当然，国民党的党报，立论就有所不同了。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情他的抗日主张，但一提双十二事变，总不免对他有所责难。美国人的报纸，因为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的“喉舌”，不可能对杨将军有公正的议论。进步报刊很少，我们当时仅看到三四种。
他们一般都以显著版面刊载了杨将军到美考察的消息，但措词免不了污蔑、歪曲，为蒋介石捧场。特别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提到“西安事变”，于是就题发挥，说他和张学良将军都是“受共产党指使”，“劫持统帅”等等。
杨将军在美连续发表抗日言论，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这从社会接触和各方来信可以证明。但也有些中国人显然是不高兴的。有一天早晨，杨将军走进我的房间，笑着说：“这是刚送来的那封信，看一下。”我接过信，信封用中文写着住址和“杨虎城将军亲启”以及发信人的地点，从外形看来并无可疑之处。乃至打开信封，抽出一张很硬的白色信纸，只见中间用钢笔画着一只手枪，枪口还冒着浓烟，并无只字片语。杨将军看见我的惊异表情，笑着说：“人家警告我哩！看起来，抗日有罪这股风，已经吹到太平洋东岸啦！”以后，我随杨将军离旧金山时，黄朝琴到场送行，我看见他怒气冲冲的神色和同杨将军握手时言而不欢的情况，当时曾向杨说：“这里的反动派，必然接受南京密令监视我们，大事故不会发生，但恐怕要在小事上使我们难看。”杨将军听罢，一笑置之。
七月二十五日，经中国留学生唐锡朝联系，杨将军应邀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些教授为他举行的夜宴。餐毕，大家移座一个会议室，请杨将军讲话。杨着重讲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坚决抗日和他对抗战的看法，结尾希望美国知识界主持正义，对中国人民抗战大力支援。并对教授们苦心钻研，给学术作出贡献，表示敬佩和感谢。讲话毕，接着就有人提出问题，请杨将军作答。有一位老先生问：“中日两国因领土多次发生冲突，中国政府何以不请求国际联盟或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却一定要诉诸武力呢?”杨将军详加解答后，又有人问：“南京政府是由法律产生，为各国所承认，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以在野党地位，不通过会议选举执掌国政，而竟要霸占一方，另立政府且拥有军队呢?”以后，还有几位提出下列几个问题，如“中国实力不足，对日作战有什么把握?”“中国人希望美国怎样帮助中国政府抗日?”杨将军对上述问题，分别讲出自己的看法，有的具体，有的只笼统地说一下。关于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武力抗日而不企求国际联盟或海牙国际法庭仲裁这一点，他巧妙地反问：“如果贵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遭到侵占，不知各位的心情怎样?当年华盛顿总统武力抗英，受到贵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我看不诉诸武力，只靠谈判，恐怕贵国今天不会成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吧?”说到“双十二”扣蒋介石，他说：“如果说我们犯上，那么不知诸位对克林威尔如何评价?是否要把这段历史重写一下?”当然，对他的答问，也有个别人提出异议。总的说来，杨将军的议论，大大地出乎教授们的意料。
八月三日在纽约。先一日有自称纽约中国学生抗日会的两个代表拜访杨将军。看那两人的样子，不是好东西，不怀好意，我意谢他们为妙，杨将军不以为然。他说：“他们是学生抗日会，不管他们居心怎样，我去讲抗日，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我即下楼表示同意他们的要求，并约定时间、地点。
第二天，杨将军应陕西同乡留学生王子休和唐得源二人约，先去他们的寓所吃午饭。饭毕已是下午一时。我同王、唐二人“咬了一下耳朵”，他们就同我们一道去参加“学生抗日会”的约会。到会后，杨先讲国内的形势，各方面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接着说明这次日军进犯的严重性，分析了敌我力量，说明最后必能胜利。不料正在讲话中间，听众中有一个戴黑眼镜的大块头站起身来，说：“将军主张抗日，到处讲演，现在我们抗日会经费非常困难，请给我们捐款。”这个家伙说毕，另一个矮个子站起来，指着杨将军说：“请将军报告西安事变经过。为什么囚禁最高领袖?”接着又一个站起来说：“请问西安事变是否受共党指使?”以后还有几个人要提问题，杨将军当即严肃地斥责了他们。我看情势不对头，即走近杨的身旁，附耳低语：“咱们走吧！不必同这些小子费唇舌了。”杨将军点头同意，我就向台下宣布：昨天给你们代表说过，杨将军同外国朋友约会的时间已到，你们有问题，改日再谈吧。”我即跟着杨将军走下讲台，这时王、唐两位也走近他的身旁，我们四人一齐离开会场。我只听得会场里一片乱嚷声。我们四人即上汽车离去。
次日上午，那两个所谓代表又来到旅馆，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抗日会的经费的确困难，一定请将军捐助一点；不然，他们就不离开旅馆。我把情况报告给杨将军，他笑着说：“学生受人利用，不必计较。你看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和蒋介石都讲妥协哩。给他们一百美金吧，送交于总领事转给。”我遵照指示传达后，那两位代表才称谢而去。
八月四日晨，接宋子文电称：“(阎)百川、(白)健生等已赴京，大战将开始。”
下午三时登法轮“诺曼第”号赴英。于、郑副总领事、李国钦先生和华侨代表等四十多人，都到码头送行。美记者十几人进入房间，询南问北，直至船开前离去。
八
八月九日，法轮驶进英国南萨木敦港。这一天，米暂沉、周梵百两人（当时在伦敦读书）到港迎接杨将军去伦敦，住“公园巷饭店”。十日，在暂沉、梵百陪同下，杨将军游览了市区、大英博物馆、动物园和腊人馆，并访晤了驻英大使郭泰祺。十一日上午十时许，杨将军偕暂沉和我一同往巴黎，下午五时，到达巴黎北站。从车窗中已看见月台上聚集一大群人，其中有全欧抗日救国联合会、巴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旅法华工总会、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巴黎中国出版社、巴黎中国国联同志会、亚西华工同盟会、浙江旅法侨商协会、旅欧中国妇女救国会和国民党支部等团体的代表和驻法大使馆郭则范参赞等，估计有一百多人热烈欢迎杨将军，并有妇女趋前献花。到巴黎后，我们到一个普通旅馆下榻，这是杨将军的用意。他对我们说：“以后我们同外国官员不多接触了，应该朴素一些，同普通人们生活水平看齐，也可以省几个钱帮助最急需的人。听说旅欧的中国学生，特别在法国，以前是勤工俭学的青年，生活苦，他们需要救济。”所以由英国起迄回国止，帮助法、德两处中国留学生，大约共达三千多元。
杨将军在巴黎居住的四十天的时间里，除同驻法大使顾维钧有三数次应酬接触外，他整天生活在普通人民之中，不懈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来巴黎刚一住下，就是华侨团体的代表四十多人前来访问。以后，《巴黎晚报》、《救国时报》（华侨办）和其他报刊记者也前来访问。《救国时报》于八月二十日还特别为杨将军设宴，邀约中外记者多人座谈。在这次会上，记者们提的问题很多，现摘述几例如下：
问：中国政府对日抗战，是否有决心?
答：这次抗战，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非战就要亡国。政府看来似已有所准备；万一政府动摇，全国人民势必要坚决抗战到底。
问：中国政府的统一真相如何?
答：全国人民遭受日本长期侵略，已认清非各方团结，全面抗日，就不足以图存。现在在野各党派团体认为只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问：将军对国际形势观感如何?
答：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现在被迫抗战，凡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赞助我国的正义行动。中法两国人民向来友好，相信法国能站在中国这一边。
问：将军是否准备返国抗敌?
答：最近即可成行。
在这些日子里，杨将军应邀参加了法国反战反法西斯团体以及旅法侨胞组织的各爱国团体的座谈会、聚餐会等。二十四日，又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对法国人民作广播讲演十分钟。这次讲演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一)中法邦交友好，两国人民都酷爱和平，但两国人民都受到邻国的侵犯，因而两国人民都坚决反对侵略者。(二)中国抗战关系世界和平，希望法国人民给中国以积极支援。(三)中国抗战已成全国各方面一致的行动。这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一定要抗战到底。(四)破坏世界和平的战争，十分不得人心，最后必败。
法国侨胞具有革命传统，在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影响下，他们特别注意祖国政治动向，因而对杨将军的为人，他们并不陌生。杨将军每次去侨胞居住区时，他们一定要请他讲话，表现非常热情。有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说：“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不抵抗，白白让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几省。法国有些人瞧不起中国人，讥笑我们中国是‘大炮’。我们遇见外国人，抬不起头来。”侨胞们说：“将军回国后，一定要规劝各方，自家兄弟别再互相残害，要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希望你早一点回国抗敌。”真是万里路上遇乡亲，多少话也表达不出这颗心。杨将军受到很大感动，对我说：“不到海外，不知道国弱的耻辱。弱国的侨民，无时无刻不盼望祖国的强大。可是在国内，我们看见达官贵人耀武扬威，骑在人民头上逞英雄，哪知侨胞的辛酸呢?”
法国的进步人士，对杨将军也有很大的鼓舞。我这里只简叙法国参议员哈勒和他的会晤。九月十八日上午，杨将军准备出外参加“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会。哈勒参议员来看杨将军。他年近七十岁，外貌虽然显出衰老，但身体还刚强。他同杨将军亲切地握手问好，然后说：“我是法国议会一个参议员，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我斗争了多年，现在、今后还要不懈地斗争。法国劳动人民关心自己国家和殖民地的革命，也关心中国的革命。今天来看将军，因为我们知道将军坚决抗日。我们法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所以同情将军的主张。只要你们抗日，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杨将军向这位法共老战士表示谢意和敬意。哈勒给杨将军介绍了法国革命的形势，特别联系到德国纳粹的上台，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又说到西班牙内战的前途和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你们国内有共产党，他(蒋介石)担心的是共产党，怎么能坚决抗日呢?”杨将军说他想去西班牙看看，哈勒表示赞同说：“那里名说是内战，实际上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我可以协助你作些安排。可惜你要回国抗日，否则，你可以参加国际纵队，他们一定欢迎。”两位老战士交谈后，一再握手告别。
总的来说，对杨将军在政治上的最大的支持和鼓舞，还要首推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通过《救国时报》和其他群众组织，杨将军公开抗日宣传活动，在这里既有领导，又有群众基础。当然，旅法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以及一些外交人员中，也有反对杨将军的。这帮人以往同进步力量不断明争暗斗。但毕竟这里的进步力量雄厚，更加上国内抗战局面的日趋扩大，他们不敢公开破坏抗日宣传活动，但还是不得不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九
九月二十四日，杨将军得王礼锡先生由伦敦来函，约杨将军赴英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二十八日，杨偕我同去。二十九日下午四时，杨将军接见伦敦各大报记者，交谈抗日战争问题。三十日，又有晚报和一些摄影记者造访。下午八时，杨将军应邀参加了伦敦西区援助中国大会，到会中外人士约一千五百人。伦敦华侨比在法国的少，而且多属小商小贩和劳动人民。所以在会场里，绝大多数是英国人，英人习性端重，会场气氛因之显得肃穆。这次讲演人以杨将军为主，另外还是张彭春、顾小姐(顾维钧的女儿)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工党理论家拉茨克。杨将军讲话内容和在法国历次所讲的大致相同，主要强调中国人民坚决抗战，胜利有信心。为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惩治侵略势力，各国人民都应尽力支援中国抗战。其他几位，讲到中英友好关系，保卫和平人人有责。吁请英国朝野一致主张公理，反对日军，援助中国等等。听众最注意杨将军的讲话，不断发出赞同的掌声，收到了良好效果。
十月一日晚，王礼锡约请了同情中国抗战的英国各界知名人士十几位，在他的寓所座谈。主要介绍杨将军同他们会面，并听取杨将军对我国抗战的意见。当天早些时候，经王介绍，杨将军特地访问了自由党领袖路易·乔治。那时他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态度平易温和，对杨将军也很热诚，由谈话中可以了解，不少外国人对我国的政治内情，知之很少。他们常注意一些领导人物的政治主张，而对广大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却不完全理解。特别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中苏关系，往往被反动宣传所迷惑。这位老先生，亦不例外。
十月二、三两日，杨将军由左翼读物会苟兰茨先生陪同，去英格兰北部的达拉姆、桑德兰和新堡三个城市作抗日讲演。先后参加过三次会议，每次杨将军都讲了话。这几个城市都是工业基地，所以到会的多属中低层的群众。除杨将军外，苟兰茨也作过几次简短的讲话。有的会上，还通过援助中国的决议案。与会人士还向英国外交部写信，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残暴行为。每次都有捐款，多者四五十镑，少则十几镑。通过这种会议，英国人民对中国政治真相，就有了较正确的理解；对抗日问题，也认识清楚些了。
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新堡的集会上，居然也有“中国同胞”在海外给中国人丢脸!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们进入会场，已看到有三数位衣冠楚楚的中国人坐在会场的后排座上。杨将军进来，他们都没有理睬，这也不必深究。后来当杨将军讲话时，群众接连鼓掌，而他们仍都毫无表示。当杨将军讲了十分钟后，他们之中竟有一位站了起来，质问杨将军说：“华北大战已起，你既是抗日将军，为什么不回国打仗呢?”当时，会场群众多数不懂得他说了些什么，扭回头来，“嘘！嘘！嘘！”显出十分讨厌的神色。他看到群众不满，不得不垂头坐下。苟兰茨附耳问我，我说：“别理他们，请杨将军继续讲。”对此，杨将军笑着即席插了几句话，告诉那个“中国同胞”，自家人有意见，请会后到旅馆详谈。这不是中国人互相讨论的场合。如不愿听讲，可以退席。说罢，那几个人竟然走出会场，嘴里还不断嘟哝什么。苟兰茨是外国人，他不理解，我告诉他说：“这种人，到处都有。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抗日，张、杨两将军扣押蒋介石，也是迫于无奈的。”他点头表示同意。
由英格兰北部回到伦敦后，杨将军除访问了几位工党领导人，交换援华抗战问题外，还先后应工党左翼组织和其他团体之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本部援助中国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在百忙中，又去东伦敦“中国城”侨胞住区访问一次。
十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杨将军偕我由法赴德。旅法侨胞团体代表和个人，包括顾维钧、李石曾在内，或来旅馆话别，或到车站送行。因为当时德国纳粹当政，在德国的华侨又很少，所以杨将军决定着重游览并和中国的知识界尽可能多接触。
初到德国西境，海关检验护照，他们就对我们颇多留难。到达柏林车站，中国留学生、华侨代表和大使武官等三四十人前来迎接。因为居住问题，我们同大使馆人员曾发生小的争执。他要我们住豪华的旅馆，以显示中国官员的“派头”，而杨将军却决意住普通饭店。他说：“来这里，我不预备同德国官方来往，何必耍排场呢?”以后到九月一日，杨将军在普通旅馆里，觉得花钱倒不多，只是每天看见纳粹先锋队来来往往，穿褐色衫，行纳粹礼，心里很烦，干脆移住到同乡谢济生(奉教育部派，考察教育，陕南籍)原住的客寓了。
在柏林，杨将军同驻德大使程天放有过两次礼节上的接触和应酬。由连仲玉、温康兰夫妇们陪同，游览了柏林各处名胜，去过波茨坦，还往柏林东北某地参观过一项水利航运工程。孔祥熙当时在南德的一个温泉胜地休养，为了解国内抗战近况，杨将军曾偕连仲玉往晤孔一次。
柏林的华侨很少，杨将军在德十天的时间，主要是同一些进步留学生接触。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一连三个晚上，举行了三次旅德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抗联)会员座谈会。在柏林和巴黎大不相同，这里是纳粹的天下，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正在酝酿结盟，搞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谈抗日是不许可的。所以抗联召开三次会议，都是在会员的寓所秘密举行，人数不多，大家无所拘束地交谈国内外大事。通过几次座谈，对杨将军的政治认识，有所裨益，更加促使他早日回国。
九月七日上午九时，杨将军偕连仲玉、张明鼎和我去捷克斯洛伐克都城。行至德、捷交界处，因杨将军和我都持有红皮护照，海关人员很客气，只验了一下护照，并未要求看行李。
驻捷公使梁龙，对待杨将军很好，畅谈中还有亲切之意。欢迎欢送，都亲身出马，不象王正廷、郭泰祺、程天放辈，对我们摆官僚臭架子。譬如，为杨将军到捷洗尘，几次吃饭都在公使馆。我们一行并无女性，梁公使也请自己的夫人和龚秘书夫人作陪，这在沿途还少有。杨将军对在捷的印象是比较好的。
九、十两日，承梁公使安排，杨将军带我们西去皮尔森，参观有名的斯科达兵工厂。同日下午又来到布伦诺，参观机枪制造厂。由于梁公使的关怀，东去西行，都派员照料。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赴维也纳，八时许到达。十一、十二日两天，由驻奥公使馆代办童实堪安排，两次登上近郊加林堡游览。又承童代办招待，看了国家大戏院的名剧，观看了舞蹈、冬季滑冰场等。时间短促，还须返捷参观，因而未作遨游。当天下午返捷，参观坦克制造厂，并看了轻(三吨半)、重(七吨半)型坦克表演。杨将军认为这个国家的幅员虽不大，但人民浑厚朴实，工业发达，而且革命的潜势力也很雄厚，纳粹可能一时压倒了它，但终究一定要站起来的。
十四日，离捷经南德纽伦堡等地赴瑞士日内瓦游览。曾和胡世泽公使等会晤交谈，还同中国图书馆胡祥麟游山、聚餐。顾维钧、梁龙当时在日内瓦开会，也访晤了他们。十七日，再赴巴黎。车经里昂北站时，法国抗联多人迎候，略谈后就登车北去。
这次中欧之行，虽然在沿途一些地方游览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名胜古迹，参观了某些工业和文物，了解了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杨将军的游兴并不怎样浓厚，因为他日夜盼望回祖国抗战。
杨将军在西班牙是十月十一日。因为要准备归国，我当时奉命留在伦敦，料理有关东归事。跟着杨将军去的是樊雨农和杨将军另一个旧部金闽生。金是由国内直接去欧洲游历的，不期而在巴黎相会。他们去西班牙访问时，往返都是乘坐飞机。归后，据樊雨农说：杨先生到达新都后，受到政府军领导人和国际纵队司令官的热烈欢迎。还遇到几个侨胞，他们是从法国去的，代表中国人民参加了国际纵队，对杨将军表示特别欢迎。政府军战斗精神十分昂扬，他们对我国人民抗日非常关心，他们希望抗日和反佛朗哥的力量互相支援。杨先生还到达政府军前线，非常兴奋，曾蹲在战壕里向叛军方面打了几枪。西班牙因为憎恨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讨厌日本人。我们初到时，他们认为是日本人，瞪白眼，不理睬。后听说是中国人，还有抗日将军，便伸出大拇指，跑来握手欢迎。
十一
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给了杨将军以深刻的印象。从檀香山的珍珠港到旧金山的卧波长桥，各地飞机场日夜起落如梭的飞机和一望无际的烟囱。在英格兰中部和德国的莱茵河流域，真是工厂接连工厂，矿井举目在望。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杨将军不止一次感慨地说：“这些东西，十年前我在日本都看到一些。资本主义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是今天它又成为工业前进的绊脚石。”
杨将军称赞西方国家工业和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水平，这只是旅行印象的一个方面。同时，他也看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他曾亲身到几个地方的工人住区、黑人住区访问。多次深入“唐人街”、“中国城”，了解一般华侨的实际生活。
他在柏林看见纳粹党徒，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冲锋队拿起皮鞭，威逼犹太人，当时他生气极了。后来，在巴黎一次集会上，他谴责德、日、意法西斯，曾引起“外交抗议”。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记得是十月下旬，我们已在巴黎。有一天，接到驻英大使馆抄转何应钦致杨电文一件，大意说，杨在巴黎讲演中大骂法西斯，已引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抗议，嗣后务请注意云云。杨将军气愤地对我们说：“不管是谁来的电报，别理它。”
在归国途中，杨将军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悲痛生活，激起他对帝国主义的深切憎恶。革命斗志，愈加坚定。这样就促使他排除众议，忘记了个人的一切，毅然归国。
十二
七七事变发生后，杨将军就决志归国，参加抗日战争，曾给蒋介石、宋子文连发电报，提出自己的要求。另外，还电请南京某些“要人”促成此事。后来得蒋、宋复电，嘱他继续考察，不要回国。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华北益急，战事逐渐扩大，他对考察十分不感兴趣，杨将军这时心情苦闷，表现得沉默寡言，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阅读报上登载的有关抗日军事的新闻，有时独自一人闷坐，考虑问题。忽于七月二十七日晚，杨将军向我说：“现在国内抗日战事吃紧，我呆在国外每天游玩应酬，实在乏味。宋子文来电让我先到欧洲，我考虑一下，这样也好。我想同你前去欧洲，然后由那里设法回国，明日下午就动身。”跟着向总领事馆和一些熟人通电话说明行期。到法国后，八月十三日，接宋子文电，谓华北已发生激战。十四日，方振武来晤，据说他已决定最近回国，问杨将军怎样打算。杨将军说正在计划返国。十八日，接孙蔚如复电云：“全国决定抗战。余今日飞南京。”杨将军由最近国内来的电报，确悉抗日战争益趋扩大，南京政府已决定抗战。这些新的消息又促使他希望尽快归国，于是又计划走苏联，经蒙古进陕北解放区的路线，这是需要绝对秘密的。对外，只说去苏联参观，也考虑到苏联可能持什么态度，是否让我们通过。杨将军的意见是走着看吧!我即于二十一日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据答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一周后可见分晓。按手续，在去苏联大使馆前，我先去驻法大使馆说明意向，并得到许可。说明中国的外交官员，已知道杨将军的行止动向了。二十二日，接樊雨农由美国来电活，说一位姓赵的由芝加哥致电杨将军，请他赶快回国云云。赵君是谁?为什么在芝加哥发电？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即复电，请他查明。二十七日，樊回电说，电报是由南京发来的，详情不知等语。究竟是否赵寿山将军?迄今不知。二十八日，杨将军要去柏林，先一日特去向顾维钧辞行，据顾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签字，说明两国邦交已好转。中国各方面团结，一致抗日，也符合苏联的利益。云云。
杨将军决计采取这一条路线回国，因之以柏林为起点，向东欧几个国家进行，待赴苏联护照办妥，就可顺道东行，免得东西反复了。我们到柏林以后，曾去苏联驻柏林领事馆打听护照签证消息，据说莫斯科还没有指示下达，两次探寻，而签证迄无消息，杨将军已表现出焦急的心情。九月七日，到达捷首都布拉格，即请驻捷公使梁龙给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去电，说在莫斯科交涉入境签证。几天后由维也纳重返捷首都，经询签证仍无消息。杨将军当时看到护照迟迟不签，里面必有文章，看来通过这一条路归国已成问题。后来杨将军在伦敦时，十月六日果然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原电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那时顾维钧正在日内瓦开会，电报是交由王麟阁航邮转来的。
十月二日，杨将军在英期间，又接到由日内瓦转来宋子文发来的电报(密码)，文云：“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同时还接到一个法文电，是王炳南同志由上海所发，也请杨将军即速返国抗敌。收到这两封电报后，杨将军的神情显得很振奋，遂即研商如何结束在英的活动和打听船期等问题。并电告在巴黎的米暂沉、周梵百两人，他们也复电同意。我们也仔细地研究过以下问题：(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看来是这样：杨将军于七七事变后，曾由美电蒋介石请缨返国抗敌，当时蒋复电嘱继续考察，不要回国。几个月来，杨将军在外作抗日宣传活动，蒋介石得有情报，从何应钦来的电报，看出对杨的活动有所不满。至于申请赴苏考察，这个消息驻外使馆既然知道，也必然会吹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对杨不能放心。因此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授意，这里必有文章。后来，经过一再商谈，杨将军仍然没有决定。他说：“回到巴黎再和大家细细商量一下，然后决定行止。”回到巴黎，朋友们各抒所见，大多数人都认为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经过多次交谈，他仍然坚决主张最近动身，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大家看见他态度很坚定，从此再也不谈这一问题了。接到宋子文、王炳南二人的电报和金闽生由巴黎来电催他往西班牙时，他已着我在伦敦买好船票。杨夫人、拯中和樊雨农等，也于十月五日由美到英，东归之计已作决定。同时，杨将军也考虑到大家的善意，从西班牙转回巴黎后，即着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东归，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金、樊二人于十月三十日乘意轮“康德罗素”号东进，按航程十一月二十一日可达香港。随即杨将军偕夫人、二儿拯中、连仲玉、张明鼎和我，还有杨明轩先生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同行，二十八日离巴黎赴马赛，二十九日登轮归国。
十三
出发前，杨将军曾于十月二十二日给宋子文拍发一电，这次电文较长，约计二百多字，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二十三日，又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各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二十九日由法国马赛动身以迄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香港，一直没有接获他们的来电。船在地中海上，还给宋子文拍发一电，也未得复。
十一月二日午夜，船抵波赛港。三日晚八时到达苏伊士码头。经过运河，航速很慢，共需时十二个半钟头。在这里，我们曾向海关打听意轮。“康德罗素”号的消息，据答才走过四小时。杨将军闻讯，说意轮几乎和我们一起行走。看来金、樊二人先行，起不了预计的作用。
七日下午一时，船抵吉布提，停泊两小时，杨将军登岸游览，深感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悲苦和帝国主义贪婪可恶。八日，行经亚丁湾，从广播中得悉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协定”，杨将军就召集同行一些人谈论这事。他当时认识到，德国纳粹攫取了政权，已威胁着欧洲和平，这次德、意、日又签订“反共协定”，这就进一步造成对世界的威胁。他们借口“反共”，实际上是企图重行瓜分殖民地。因此，抗日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抗日战争将会延长。大家都同意他的分析。座上有人说：“这样一来，苏联的地位就很危险，因为德、日一旦东西夹击，苏联势难两头兼顾。”杨将军提出不同看法，他说：“帐要全盘算，不能片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少不了的。狗吃肉，必然要争。我看他们不一定先向苏联开火。”在这次航行中，杨将军虽然坐头等舱，但他总是找大家一起谈天。每天吃饭，也多和大家在一个餐厅。和他同船的中国旅客，除了个别访问之外，还请他作过一次集体讲话。所以这次航行，虽然物质条件差一些，但精神是舒畅的。
十四日，船到哥伦坡，下船在旅馆茶点毕，买了十多份报纸打开看。据载太原失守，西安被炸，杨将军看到这些消息，推断南京对日军作战有问题。据他看，蒋介石总不肯拿出他的嫡系部队，只是叫杂牌军打先锋，这是蒋介石的“两败俱伤”之计。另外，他必然要防八路军，兵力分散，势所必然。
从这里得悉，金、樊二人所乘的意轮昨晚五时才驶离港口。
十九日晨六时，船到新加坡。在船上，我们早看见码头上挤着一大群人手里打着小旗。杨将军上了岸，就有二十多个华侨的代表趋前向杨将军一行表示欢迎。有十几位新闻记者团聚一起，向杨提出一些问题，主要是问杨周游各国的感想和归国后的工作计划。一会儿，华侨团体代表请杨将军聚餐。主座致词，向杨将军致以慰问和敬意，还希望他回国之后，参加抗日战争，赶走侵略者。十一时，船开，大家又齐到码头欢送，同杨将军一再握手告别。
这一晚，接王炳南由上海来电，问杨将军是否需要他来香港。复电请他届时前来。
二十一日上午六时，船抵西贡。船上宣布，二十三日上午四时开船，这样船在这里有两个整天的停留。西贡地方的华侨，同新加坡的消息很灵通。杨将军见船停留时间较长，原来就计划上岸，访问侨胞。可是船一抛锚，就见有成群的人打着小旗，前面还有音乐队，直向码头走来。人群前面，还有“欢迎杨虎城将军”的横幅。杨将军刚一上岸，乐队就吹奏起来，一些学生唱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杨将军同领头的侨胞一一握手后，就挥手向大家致意。接着，坐上侨胞预备的小汽车，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博物馆，并访问了“中国区”。侨胞代表关怀地问了杨将军旅行见闻。对于国内抗战和他归国后的计划，谈得更多。下午八时，侨胞“缩食会”设宴招待杨将军。并请他讲话，前后约一小时。二十二日，西贡华侨团体联合游行欢迎杨将军，与会的八百余人。杨将军又比较系统地讲了抗日战争问题。他深入浅出，说理透辟，受到侨胞热烈的欢迎。
南洋各地是华侨最多的区域，多年来，由于祖国的贫弱，他们受到当地统治者的百般欺凌，当他们从报纸上或广播中听到祖国的好消息时，就欢欣鼓舞。祖国的兴衰，是侨胞们最敏感的，他们无时不在盼望祖国富强。这次在西贡，有一位侨胞老人向杨将军诉说“当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我们的政府不抵抗，把军队撤入关内。那时一个印度商人问我，你们中国文化悠久、地大人多，这样好，那样好，为什么这次不打日本人?不把敌人赶走呢?杨将军，你们长年待在国内，哪能体会我们侨民的处境啊！”杨将军听了这一席话，竟感动地流出泪花。他手拍着老人肩膀，象发誓似地说：“老伯，以后再看吧!”
二十四日晚，杨将军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二十三日赴陕。他二十四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王菊人、申明甫到港迎候。这时法轮正在我国南海的汹涌波涛中驶行，眼看一两天就要重返祖国怀抱。去时炎夏，回时寒冬。在暮色苍茫或晨曦微露时，我见他独自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意态严肃而坚定。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一时，轮船到达香港。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四十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
在九龙，杨将军和杨夫人等住在一处，我同一些回国的留学生住在另一旅馆。这时，王菊人和王根僧由西安到达九龙。跟着，宋子文、王炳南也由上海前来。从此，我就同杨将军很少晤面。三十日，杨将军偕王根僧乘飞机去长沙。我也因父亲病重，在他去后，搭乘飞机经汉口返陕。九龙一别，杨将军被蒋介石幽囚十二年后，终遭杀害。
①《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记载，杨所乘轮为“哲利波”号。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