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锡九写的王经理等被杀一事的订正和加详
王中立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前些日子始获阅读，其中韦锡九写的《东北边业银行始末记》一题，有云：“边业银行结束前不久的另一件事，即在西安设有分行，经理王德俊，当双十二事变之夜，杨虎城将军部下的士兵闯入该分行，似系企图抢劫财物，未遂，即把王经理枪杀。还有一位东北大学学生张某住在该行，亦同时被枪杀”云云。读后，认为这里有必要订正一番，把事实加详一下。就韦氏原说：……事变之夜……闯入……似系企图抢劫财物未遂”这些，应予订正；就韦氏写的关于这件事，不满一百字，过于简短这一点，拟予加详。当然，韦氏原文，在写边业银行，不在写西安事变，简短不足怪。
西安事变，分两处进行：在临潼由东北军负责，在城内由西北军负责。事件既大，当然要有死伤。在临潼，蒋方死者有侍卫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伤者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城内，死者有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宪兵团团长杨振亚等。
有一外籍牙医冯海伯，则在事变中被流弹所中，殒命。
以上都可说是因为他们在现场，或距现场较近，所以或死或伤。但也有这样两个人，所住远离现场，却在事变甫起，枪声未停之时，即已惨遭非命，他们就是东北边业银行西安分行(以下简称“边行”)经理王德俊，和“总部” (“总部”即当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当地之简称)职员张式维。
王德俊，字景越，辽宁海城人，当时在西安，他负责“边行”事，因此和“总部”的人，有较多的熟识和往还。其他事迹，我所知不多。
张式维，字乃强，辽宁辽阳人。1931年东北大学俄文系第二班毕业，以成绩优异，先留校助教，后与同班同学孔祥铎(字天苏，辽宁海城人。国民党时代，他曾任驻伯力领事，解放后，入东北“革大”学习，毕业后，任用为南京某军事学校翻译教官)约于1932年下半年一起分至“军事会”北平分会任职。张式维以后由北平而武汉，而西安。在西安，充任“总部”少校科员。事变前不久，从北平回西安销了病假，从设在西安梁家牌楼的“边行”经理王德俊借了宿处一间。梁家牌楼东为盐店街，西为夏家什字，成一大条横街，这一带多财贸机关，但概是“中央”系统的，据说只有“边行”一家不是。这“边行”在道南，正门一间，进后，有房三间，是北方的“一明两暗”格式。王住在东一间，张住在西一间，中间的一间北与正门正对，南与里院通，里院另有住户。
事变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新城”(“新城”在西安城内，当年，杨虎城将军驻此，西安事变起后，张、杨两将军在此联合办公)办公室，同事郭维城(当时充“总部”中校秘书，解放后曾任某部副司令员)从外入，急遽而哀叹地说：“张乃强牺牲了!”随后他说：“直到今天，才发现他死了，王经理也一块死了。报告了副司令(副司令是当时对张学良将军的通称)，副司令表示痛惜，但也说：这样大事件，像这样的事，是容易有的。”全办公室的人听后，都异常震动，久久不能平静。
张、王两人遇难比较完整的经过，是住在“边行”里院的人事后说出的，是他们当时隐蔽着自己窥见或听见的：那天临晨(韦文说：“双十二”事变之夜，“夜”不对。事变发生在“晨”，如说“夜”是推迟一个白天了)，有武装者数人敲门进入“边行”，说是来“保护”的(韦文说“闯入”不对)，但也进行检查。入王经理室，问有没有武器，王答没有。但却在金柜里检查出一支手枪。这时武装中之一人持着检查出来的枪对着王经理边放边说：“试试它好用不好用!”王被打中了，但据说只是轻伤。这时张在西间，没穿齐衣服，出来急不择言地说：“这算什么保护!你们这不是土匪吗!”张的话当然更激怒了开枪的人们，于是他也被中了一枪。张倒地后，才说：“我们是‘总部’的。”开枪的人们也才急着说：“那你不早说!”但他们可能见已肇事，无法交差，索性将错就错，来个一了百了，因对准张、王两人，再各补一枪。不久，他们就撤离了“边行”。这一天大事变，人们都在忙乱恐怖，所以直到第二天，这事才为外间所知。
这次事变，在城内，由西北军负责。在盐店街一带的“中央”财贸机关，是晨概由西北军派去武装，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进入“边行”的，也就是西北军的官兵们了。但他们在接受任务之时，上级忽略了，少交代一句话，没说“边行”是自己的，要客气一些，或者不检查。因而他们把自己当做敌方看待……这从那开枪的人们说的“那你不早说!”的话和语气，可以得到证明。
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是住在“边行”里院的人说出的。所说所记，可能还有未尽之处，但却有可以断言的是：进入“边行”的西北军，绝不是企图劫财物而来，其杀人，也不是因为企图抢劫财物未遂；他们去到“边行”，也应该说原意并未曾想杀人。不可设想：进去的武装不只一人，而却都怀着一个同一的目的——抢劫，而且他们手里既握有武器，要抢满可以抢，还会有“未遂”吗?
事情所以闹得如此恶劣，在当时，大家曾不断谈论分析：先是由于王经理一时慌惧，所答的不是实话，继之由于那开第一枪的人，灭绝人性，小题大做，拿人命当儿戏，终之由于张式维没经验，只以一时情急，在那种情况下，还出口骂人，没料到有后果。而总的缺欠，则在于军士们接受任务之时，上级少交代一句话，致他们先在意识中把张、王两人当做敌方看待了。所以当时谈这件事的人，在这一点上，多是反复悔叹的(另一面，在今天回想分析，从军士们那一举动，和那一句话“那你不早说”，也可证当时的人是怎样憎恨那时的“中央”了)。
张、王的尸体曾经照像，一友人曾给我看了张的那页照片。张、王两人可说是在事变序幕方揭，可能还没听到外面密起的枪声，不知今晨何事，来者何人，一语未合，砰然四响，就那样胡里胡涂饮弹倒卧在血泊中，人间事真少有比这再渗痛的了!尤以张式维对俄文学有专长，未得展示，竟一弹遭此结局，更值得万分痛惜。这一件事，因处大事变中，尤以时间匆促，未深追问责任，仅于事变结束后不久，张、王两人遗骸，由官方设奠后葬埋。张式维以后移葬于北京西郊的东北义园。
张式维死时，已三十余岁，未婚。其时他的老父尚在。式维性耿直，稍嫌急躁，谈话时，有愤世嫉邪之概，在表现上，常是“圆睁了近视的眼睛”，“前额亮晶晶的”恰像鲁迅先生描写柔石那样。他的急躁，从他惨死的一刹那，也可证明，他的骂，应是那件事更趋恶化的关键，否则，军士们很有可能不开第二枪的。所以当给张、王出殡时，王经理的太太在途中就边哭边埋怨张式维。有人说过，王太太的埋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多余的呀。
写至此，触发我一些感想，愿建议：将来编写西安事变的详细史实时，张式维遇难惨死之事，应酌给两三行地位，略予记述，使勿湮没，以慰幽魂。王德俊亦可一同叙入。
在事变中被流弹殒命的外籍牙医，名叫冯海伯，德国犹太人，柏林大学毕业，医科博士。当年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来华。1936年春，他到了西安，担任张学良将军的牙医顾问。得到张的帮助，在西安市开设一个牙科医院。他死后，当时也在西安的王炳南，为他办理了丧事以及善后各事宜。
* 作者时在西北“剿总”司令部供职。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