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蒋回南京后西安方面的反映
李振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未到西安前，谁也想不到会那样的和平解决!就是在蒋介石登上飞机的前几分钟，除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包括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孙蔚如等也都不知道。当时我是杨虎城的教导团团长，担任着西安新城的警卫。1936年12月25日下午1时左右，杨虎城命令我带一个营警戒西安西关飞机场，据说是欢迎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3时左右，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马占山、孙蔚如、李兴中和总部及绥署处长以上的军官先后来到飞机场，准备欢迎徐永昌。没料想4时左右，突然张学良、杨虎城陪着蒋介石、宋美龄等风驰电掣的进入飞机场，汽车直接开到飞机旁边，张学良一下汽车，就把蒋介石拉上飞机，接着把他早已写好的一张16开白道林纸的亲笔命令转交给于学忠，紧接着关闭飞机舱门，飞机立即起飞了。大家一看手令上边写着：“孝侯兄我陪委座回南京，东北军由兄负责，归杨主任指挥，并转东北军各部队。张学良。”①这一突然的情况，立即引起了全场的骚动，人们就嚷开了：捉起来为什么又放了，还陪着去，这些封疆大吏，把国事当作儿戏。究竟搞什么鬼?有的还问杨虎城：“这是怎么一回事?”杨虎城冷冷的说：“我们原来就是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来举行‘兵谏’，现在委员长同共产党的代表商量好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的目的已达，自然要他送回去。”“能保险委员长回去不变卦吗?”“不会的，连红军都交给副总司令按国防军的编制整补，准备抗战，难道还能解决我们吗?大家安心!”尽管他这样说，可是谁也放不下心，尤其是我，更害怕的很，我想蒋介石被扣在西安时，教导团受杨虎城的暗示，大规模的武装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啦!反对何梅协定啦!国共合作啦!并编印青年三日刊，说蒋介石的坏话，风头出的十足。蒋介石这一下回去，当然对大官本人，也许为了应付舆论，敷衍一时，而对劫持统帅的部队，绝不罢休，况且我们打死了邵元冲，拘留了来西安开军事会议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十几个高级将领，就是蒋介石不记仇，他们可不会放过我们。我捉过押过他们，更是凶多吉少。从此今后“怎么办”的三个字整天盘旋在我的脑子里，同时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一见我的面就说：“振西兄，咱俩的情况一样，你怕不怕，我害怕的厉害，今后我们的前途，真不堪设想!”更使我心忐忑不安。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后再没回来，有的说判处了死刑，有的说长期关押，杨虎城也得受纪律处分，以维军纪。总部撤销，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带大军入陕，办理善后。三十六师已到潼关，二十八师正准备向西安推进。还说把参加西安事变的部队用武力威胁开出陕西，分别整编。吓的我们心神不安，坐卧不宁!大约是1937年1月25日左右，驻西安东关的三十八军十七师的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到新城来找我，他说：“中央大军入陕，副总司令已交军法会审，杨先生也要调往南京，这一来，我们就完蛋了!难道我们看着把杨先生同副总司令一样的处置，部队坐待被解决吗?你捉过蒋介石，你不怕吗?”我说：“事已至此，怕有什么用处，只有听天由命了!”他说：“看把你泄气的，杨先生当年几杆土枪，能有今日，你有两三千人，武器又好，怕什么?山还不是人钻的，当土匪都比坐以待毙的强!况且南北西山都是红军，他们困难时，我们帮他们忙，我们有困难，难道他们还不管吗?我看咱们给他大闹一下，没办法了就钻山打游击……”我问：“怎么闹法?”他说：“实力在我们手里，我们逼上杨先生领着我们，反对中央军驻陕，理在我们这面，舆论也会支持我们。”我说：“我们有啥理?”他说：“蒋介石答应西北的事归张副总司令负责，他一回南京，就背弃诺言，扣起张学良，派大军入陕，收拾我们，我们自然有理不服从他的命令，我们首先通电反对中央军入陕，接着以武力先把驻华县一带的二十八师赶出去，守住潼关，再同中央讲条件……”
我说：“光咱俩怎么能成?”他说：“我没底儿就不来给你说，三十八军我一喊，就都跟上我来了，许权中同我也约好了，再把孔从周等一约，还愁事不成吗?同时我听宋文梅说，孙铭九正在串连东北军，准备以武力要求中央放回张副总司令，正好咱们联合起来，双管齐下，大闹一场……咱们先试探一下杨先生的口气后再研究!”他说：“我看马上把从周找来，看他还有什么主意!”孔从周来以后，对我们的主张完全同意，于是我们第二天就同许权中四人见杨虎城，说明无条件的接受中央的命令，是死路一条，只有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起来，以武力作后盾，以安定军心为理由，要求中央停止部队入陕，并放回副总司令。如果副总司令回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有这么大的地盘，强大的武装，就再不愁中央收拾我们了!杨虎城说：“你们太天真了，如果委员长在西安，那由我们，他现在回到南京，既然决定改变原来的诺言，不放张副总司令回来，我们再威胁也无效。”我们说：“那不一定，我们硬了，他就软了，我们以武力威胁，他怕乱子闹大，也不能不考虑，你想他对阎锡山、李宗仁都没办法。今天我们东北军、十七路军，加上红军，他还有什么办法，只要我们干起来，一定会成功。据我们知道，东北军都希望杨先生领上他们来干，不趁这时下手，进入了中央的圈套，就悔之晚矣!如果杨先生怕出头，那么你不要管我们，等把华县一带的二十八师赶出潼关，保住陕西，摆下阵势，你再出面向中央陈述就说张副总司令不回来，中央大军入陕，这里部队恐惶，自由行动，无法约束，请中央暂缓派兵入陕，并放张副总司令安定军心。那时蒋介石一看乱子闹的大了，他既怕逼的我们跑到红军那面去，又自知理亏恐受舆论责备，自然就不能不考虑……”杨虎城说：“你们不闹中央还没有借口，你们这样一闹，正给中央以借口来收拾我们。”可是当他看到我们这些实力派，气势汹汹，非干不可的样子，怕激出了事，又转口说：“大家既然要干，我也不反对，但是要干，也得有个计划，你们先找孙军长(孙蔚如)研究一下，东北军虽然由我指挥，而他们上级还没有表示，我不能直接抓下级，还得孙军长同于孝侯他们商量一下……”于是我们就到红埠街孙蔚如的家里去，开始孙蔚如也同杨虎城的口吻一样责备我们，可是当我们说：“孙先生怕丢掉省主席的大官，自然对杨先生的安全和部队的命运置之不顾，但是我们的部队一完蛋，你的主席也当不成了，你不管可以，而我们却不愿意看着杨先生被中央惩办，部队被中央解决，接受中央命令，无疑是完蛋，大闹一下，也许还能保存实力。”说毕我们愤愤的扭头就走，孙蔚如不得不敷衍一下，怕出事，说：“站住!一点没有准备，蛮干怎么成，让我先考虑一下，干得有个干的办法，你们先回去请绥署李参谋长，把咱驻西安附近的团长以上的军官召集在参谋长办公室，候我同主任研究看怎么干法后再决定。”
当日下午6时左右，十七路军驻西安附近的团长以上的军官，都集合在西安绥署参谋长办公室里。孙蔚如首先说：“中央在这时派大军入陕，不但大家反对，我也不同意，既然委员长不履行诺言，自然就难怪我们不接受命令了。不过大家这样乱来，我也不赞成。我的意思大家先沉住气，不要操之过急，先秘密把我们的部队调动好。关于我们的军队，我同杨先生商量的结果是，把三十八军开到三原、高陵地区警戒渭北，把警备第三旅、独立旅摆到渭南地区，对东警戒，把警备第一旅由凤翔调西安附近，西安城防由警备第二旅和教导团担任，至于东北军怎样摆，我同于孝侯商量后再决定，你们回去就准备，命令到后即开始行动。然后我再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共同请求中央，以军心不稳为理由，暂缓派军入陕，如果不准，那么我们再以武力阻止……”当然大家对这样的处理很满意，再没有什么话说，于是都表示服从孙军长的命令。
1937年1月28日左右，部队正准备按孙蔚如的指示行动的时候，三十八军十七师的一部已经开到三原。孙蔚如又召集王劲哉、孔从周和我在他家里谈话，据说他同于学忠等商量的结果是怕这样一闹，副总司令的安全就出问题，因而要从长计议，他叫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东北军不同我们合作，光我们这点力量，怎能抗住中央，劝我们好好的向部队解释，听杨主任的话，接受中央的命令。同时他还以肯定的口气说，中央绝不会对我们部队作难等话。当然我们对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时我们才明白，孙蔚如下命令调动部队扬言要干，是要先稳住我们，然后将部队调开，免得我们在一块儿嘀嘀咕咕的闹，并不是真的准备作战。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罢休，尤其是王劲哉、许权中两人坚决反对无条件的接受中央的命令，我们再没有向孙蔚如说啥就出来了，王劲哉一出门就喊，他不干，我们自己干，我的部队还是驻东关，不向三原开了。我马上同孙铭九他们商量一下，大家去找杨先生，他一看东北军的人也动起来，他不管也就不行了。东北军方面，我同权中去联络，从周同振西先去向杨先生请求并说东北军的主战派一会儿就到他这里来。当我同孔从周见杨虎城时，赵寿山也在场，我们说：“杨先生你怕啥?中央那么大的力量，没有把共产党消灭，现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这么大的地盘，这样大的武装，中央还能怎样，况且不实行诺言的责任由蒋介石负，我们师出有名，舆论一定支持我们，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杨虎城认为“和平解决是共产党坚决主张的”，不同意我们的想法和做法。这时我们对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带我们干的希望已绝了，于是我们大家只好先丢开他们，我们自己先在西安闹一下，事情闯下了，就不愁他们不管。这样我们就开始分头准备开了!
大约是在1月31日上午，西安绥署、陕西省政府派李志刚为代表赴潼关欢迎顾祝同，我一听说就通知王劲哉，王劲哉立即通知了孙铭九，西安东城门楼上驻的是孙铭九的卫队营，他们马上关闭了城门，禁止出入，一煞时，西安城内紧张起来了。2月1日王劲哉来新城对我说：“现在东北军的主战派行动起来了，城门已经封锁，没有孙铭九的路条，谁也不能出进。一○五师的旅长高福源，已把一○五师控制好了，孙铭九约我们明日在他家里开会，共商大计，我已通知权中、从周等人，你看还要约谁，你就约上明日一块儿去……”
1937年2月2日早饭后，孔从周先来新城约我，适逢警备第一旅由凤翔开到西安车站，该旅旅长王俊来新城请示杨虎城下车的地区后，顺便到我的团部，当听到我们的计划时，他以赞同的口吻说：“应该这样示一下威，免得中央把我们当绵羊割宰!你们开会，我也参加。”于是我们三人同到建国路金家巷孙铭九的家中。我们一进大门，警卫人员，就将大门上锁。当时孙铭九家里除十七路军的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西安绥署独立旅旅长许权中，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四十九旅团长任云章外，还有东北军的一○五师旅长高福源，以及该师的几个团长和总部的几个处长，秘书等人。孙铭九特别给我们介绍了高福源，据说高福源是东北军主战派的头儿，同时我们看见王劲哉同高福源出出进进的布置一切，好像无形中王劲哉形成了十七路军主战派的头儿了。大家随便地挤在西厢房里，自由谈论，并不像个开会的样子，只是高福源说：“现在我们师长以上的大官，只要蒋介石给他官做，就万事大吉，至于副总司令的生命，杨主任的处境，以及部队的存亡，都置之不顾，但是我们不能苟且偷生，牺牲副总司令的性命。因而东北军旅长以下的军官，宣誓要以武力来要求中央立即放回副总司令，并停止中央军的入陕，实力在我们手里，大官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丢开他们也不妨事……”这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咱们这样一闹，中央一定会责令我们上级制止我们，但是他们又制止不了，那么就会向中央陈述，也许中央会停止入陕的大军，放回副总司令，对杨主任也不会调走……孙铭九说：“我们先在西安城关给他示一下威，然后共同去见杨主任，逼着他暗里指挥我们。咱们怎样来示威，区域怎么分，我们再商量。”接着高福源、王劲哉、许权中、孙铭九、宋文梅等就到北房里去了，而东北军的人也跟着出去了。西厢房里只剩下孔从周、王俊、任云章和我四人，过了一会，王劲哉进来说：“东北军的人已经商量好了，主和派的名单已开出来了，决定先由孙铭九的部队负责将东北军里的主和派高级将领收拾了，造成恐怖后，再游行示威。至于我们方面，孙先生(孙蔚如)由我负责去威胁他，对于杨先生，振西兄回去后，暗中把他监视起来，不要他离开新城，如果让他躲起来，就没有个头儿利用了!关于我们部队里的主和派，各人回去后采取紧急的措施，干掉他们，东北军正在布置呢!等他们开始行动时，我们再研究一下示威办法。”说毕就出去了。这时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都不说话了。我想：“我们原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在西安城里，示一下威，逼着上级出面说话，最大限度，也不过是同驻华县一带的中央军冲突一下，只要中央军不驻陕西就成，并不是真的要把这些主和派的高级将领一律枪杀。再说东北军驻西安附近只一个一○五师，如果高福源把刘多荃枪杀了，由他负责一○五师，可是东北军的其余三、四个军都驻在陕甘边境，他们知道枪杀了他们的军长，也不见得会同情我们。至于软禁杨虎城的事，我无此把握，我带的是杨虎城的亲信，他们不一定会跟我来，这样一闹头绪先乱了，怎能成气候，再说王劲哉是个有名的冒失鬼，跟上他，一定会搞得很糟，我要打退堂鼓，安安分分地听杨主任的话，不管怎样，蒋介石是我的校长，固然杨虎城对我很好，可是蒋介石不派我到杨虎城部来，他也不会认识我，现在杨虎城都服从中央命令，我还闹什么!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稍一露风孙铭九首先会把我宰了，还是稳住他们，混出大门就是我的天下，我不跟他们干，他们能怎的!”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孙铭九进来说：“振西兄，对杨先生可要保护，但是不敢让他躲了!”我说：“你放心，这事归我，我绝不会放他出新城。”他说：“这就好了!”转身到院里给他的连长分配任务，指出东北军高级将领住址，王劲哉在院里同许权中、宋文梅嘀嘀咕咕的说话，我乘这个机会出去对王劲哉说：“我没想到行动这样快，我一点布置也没有，人家东北军已经布置好了，一会儿开始行动，我们部队莫明其妙，发生误会怎办，我得先回去布置一下，至于示威的事，你们决定后，通知我一声，我就照办了。”他说：“我同铭九商量一下。”接着他同孙铭九进来，孙铭九说：“我把这事疏忽了，你回去秘密安置一下是必要的，但是万不敢在我们行动之前，走露风声……”转身对他的副官说：“把门开了，送李团长出去。”孔从周听说我要走，稍稍的给我说：“我也得回去安置一下。”王俊也说：“我的部队还没下车，我也得回去集结一下。”我给王劲哉、孙铭九一说，他们都说准备是要紧的，但不要走露风声，等到把这些家伙收拾之后，我们共同去见杨一先。这样我们三人就出了孙铭九的家。我的家也在建国路，距孙铭九的家只隔两条巷子，我们离开孙铭九家之后，我把孔从周拉上我的汽车，我看他们面有难色，我就知道他们对我有顾虑，我说：“你们不要疑神疑鬼了，我知道你们也不同意这样闹，我也同你们一样，可是在孙铭九家，当时不那么说，能离开他家吗?现在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去，我是不跟他们来了，我马上回去向杨先生报告一下，杨先生叫我怎办，我就怎办。本来我想约你们到我家里谈谈，现在就这些话说明了，用不着到我家里去了，从周你坐车直接回去，我把杰三送到车站后，就直接回新城。”孔从周说：“我一听要把军长们一齐干掉，就出了一身冷汗，但是不敢吭声，我们几乎上了王劲哉的当了。”他们两人同说：“你赶快回去，把新城警卫好，我们回去把部队安置一下后，就来新城，我们的情况你也附带向杨先生报告……”
我一到新城，我的随从就说：“杨先生找了你好几次，还亲自来电话问你究竟到哪里去了?”杨虎城的侍从副官白志俊也给我说：“杨先生找你同孔旅长、王旅长，都找不见，正在发脾气呢!你赶快去。”杨虎城一见我的面说：“我把你培养了这么多年，连我的卫队都交给你，可是你现在看见我倒霉了，竟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跟上那一伙胡闹……”我说：“杨先生放心，我们虽然反对中央军入陕，固然是为了我们，但也是为了你，怕你上人家的当，不过我绝不会把你交给我的部队带上反对你……”于是我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都报告他，本来他是站着，一听到最后，他往沙发上一躺，长出了一口气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赶快到隔壁去把马占山先生请来。”他一见马占山就说：“这些少壮军人自由行动起来了，我给蔚如打电话，你给于孝侯他们打电话，叫他们火速到新城来躲避。”不久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等都到新城杨主任的家里。王以哲等人被枪杀后，孙铭九听说于学忠、何柱国、马占山在新城杨主任的家里，就派一个连长，带两敞篷汽车的武装兵来新城杨虎城的家里抓于学忠等。当时宋文梅是特务营营长，虽然他的部队驻新城外，由于特务营编并到教导团内，所以宋文梅带着汽车进新城卫兵没有阻拦，当杨虎城的卫士报告我说是宋文梅领上孙铭九的官兵，在杨主任家里抓于学忠等人时，我立即带一个手枪排包围了他们汽车，强迫他们开出新城。
孙铭九枪杀王以哲等人后，于学忠命令刘多荃，以武力威逼孙铭九营开到邠县，孙铭九到邠县后，就偷偷地离开部队逃走了。十七路军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怕杨虎城收拾他，立即由西安东关带上他的一个旅跑到蓝田附近，脱离了杨虎城指挥。不久就归中央改编为一二八师开到河南，一场风波从此平息，接着三十六师进驻西安，担任西安警备，顾祝同的行营也移到西安，西安事变还是和平解决了，中央军依然进驻了陕西。
(1964年5月)
* 作者当时任十七路军教导团团长。
① 原信为：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等各军长、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即日。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