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一鳞半爪
赵绍武
我在西安事变后曾奔走太原一次，兹将当时情况叙述如下，供参考。
事变前我到过西安
我本已脱离军队有年，在天津闲住，但是我还担任东三省讲武堂同学会的驻天津主任。该同学会1924年成立，内中包括吉林、黑龙江、热河各省的军官养成所及军官团，我负责在天津通讯联络事务。该组织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的军官团体。
1936年10月某日接到驻陕西的同学会通知，我到西安去开会。该同学会设在西安北门外大新巷，我是该同学会驻津主任，有到会的必要。我临去西安之前，去见王树翰、张作相，王未有什么话，张叫我到陕西，要面见张学良，对他说说华北、东北的事，并问问他东北军调陕情况，如问不清楚，可以问米春霖，他可知道一些。
我这次去西安是两个任务：一件是同学会开会；一件是问明东北军调陕情况。
我到陕西时，西安正开“剿匪”会议，各饭店均是客满，无处可住，由李澄寰(张学良机要副官)带我借陕西饭店财东地下室居住，并随同在“剿匪”会议开会的人员一起吃饭，当时是由陈冠群(当过师长)招待。
同学会在西安北门外大新巷开会，到会的约二十余人，如贾经国、孙束垣、李铨(讲武堂第三期区队长)、车向忱等人均到会。李铨的家眷即住在同学会内，我们同学会会议的宗旨是各同学内部团结一致，统一抗战，停止内战，服从正确领导，同学中如有不团结的，知道的随时报告，共开会两星期左右结束。
我开完了会，执行我第二个任务，就在11月底去见张学良，当时车向忱方见完张学良走出，我才进去见张学良。见面后我就把张作相叫我问的话对他说了。他先问，辅帅(张作相)好，又问了问当时华北、东北的情况，我就把情况对他说了。我并说萧仙阁(天津市长)给母亲办寿，又办皇会，做出镇静样子，其实日本侵略随时可以发动，内部是十分紧张，这么办是不怎么对的。我又告知他吉林带兵官如宋文俊、刘宝麟、马锡林等全调到专卖署(卖鸦片的机构)去办事，至于激进人士如郭作华等则调地区司令官。我说完了许多话，张学良未置可否。张作相叫我问的东北军调陕情况，他也未明白答复，只说这里的事我有办法，你回去吧，不要说来见我。我临走时他又问，维鲁(周经文，东北大学校长)在天津否，我答在天津，说完就退出。
我因张学良未将东北军调陕情况告诉我，到天津不能答复张作相，遂又去找米春霖。我到了米春霖处，他先问我：“你见到张汉卿(张学良)，他说什么?”我说：“他就叫我回去，叫我不要说来见他，又说这里事他有办法，并未告诉我他有什么办法。我回天津怎么说哩，只好请问你告诉我详细情形，我回去好回复辅帅。”米春霖在回答我的话之前，先唉叹一声，就说现在情况，不是人家围了我们，就是我们围人家，你不要再追问了，回去吧。我不便再详细追问，就听他的，早日回津。看那时西安市面上情形，已是像有相当的事变就要发生的样子，我准备当晚就上火车回来。
我在西安火车站上了陇海路二等车，提包放在饭车上，先去找睡铺，忽有便衣二人拍我肩膀说，你是赵先生，从北平来的吧。我说是从天津来的。他们同我到饭车上取了提包，我先告诉他们提包内有望远镜、地图、俄式手剑和杂志等。他们把我带到候车室，开始检查我提包，有一小时之久，其时火车已开，我晚车是走不成了。有一便衣去打电话，听他口音是陕西人，另一便衣监视我，打电话的人打完电话又来检查我提包。我又告诉他们提包盖上有信一封，有100元天津钞票二张。他们拿出信来看，是朱庆澜(赈委会长)给我的回信。他们问我怎么认识他的，我说我们一齐到陕放过赈，这时候，这两位便衣态度稍微和缓些了，打电话的又去打电话，回来就说车开了，你去哪里，我们送你去。我把提包装好，把俄式手剑留在外边，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他们拿出拍斯(执照)我才知道，他们是蓝衣社。我说请你们送我到东北军驻车站稽查处吧(处长孙兆印)，他们不肯。后来，把我送到西京饭店。在去西京饭店途中，他们对我说，你们东北人对日本不抵抗，走到哪里，日本人跟到哪里，萧振瀛(字仙阁，天津市长)在这时，也不应代母办寿等语。送到饭店，他们就走了。茶役开了房间，这时天已大明，我给大新巷同学会打电话，孙东垣来了，他说好危险，要把你抓去，天津饭碗就打了。我把这一夜的留难经过详述于他，就坐他的车又去找米春霖。米一见就问，你怎么未走，我把经过告诉他，他说你暂在我家，等我一会儿，我下班回来再说。他下班就打电话给杨毓珣(军警宪督察处长)，问他说，我们天津来一个人，你们就如此留难，这是怎么一回事，杨言语敷衍，说是误会，在后来会见时听他语气似乎还是两面性。当日晚车，由米春霖主张，同赵毅(师长)一同走吧。赵毅是到南京办事，送我到徐州，他去南京，我才安然回到了天津。这一波折，也不算小了。
我到天津后即时去见张作相，报告去陕西的一切经过及米春霖所说的话。
回津7天后，西安即发生事变，又听说由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张作相闻知此事，甚为惊讶，他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又过些时，我接西安同学会报告说，我们扣了蒋介石，有人主张拥蒋抗战，并且蒋已答应八项原则，又有宋子文等人出面调停，一致对外，停止内战，张学良才不计较个人利害，送蒋回南京去的。
以上这一段是我个人经过及所知道的事。
事变后我找过阎锡山
张学良送蒋介石至南京后即被扣留，并闻当时陈诚已率兵三师开赴太原，将有军事行动发生。张作相命其副官何吉来找我，我见到张作相，他说：“南京派陈诚率三师赴晋似有军事行动，我们应设法制止。日寇现进犯百灵庙，我们尚且抵抗不住，何能自己再发生内战。你可代表我至太原见阎锡山，请他以国事为重，万万不可再有内战。”我说：“上次去西安，在火车上几乎被蓝衣社扣住，险些把我丢了，请你老仔细想想。”他又说：“这事有汉卿(张学良)再加上东北这部人，你是义不容辞。阎在扩大会议后，经过大连时，我曾派廷兰(张作相的长子)送过他款项一万元，不能说没有相当关系，你不必顾虑，就去吧。”遂叫他秘书李尊廷代他写好给阎锡山的信，又嘱咐我过石家庄时告诉景钟(黄显声)一声，互商意见。当时拿出500元给我。
我翌日早车去北平，在宋寿山(张作相副官长)家休息，他是东北军人中有数的人物，因此我去太原这一件事不少人全知道，并且对我的使命，翘待好音的大有人在。
到石家庄见着王奉瑞(机务处长)，知道黄显声师长因发了反蒋小册子与万福麟、万和一同去职，无从商谈，只好径赴太原。先找于广心(原吉林军需科，阎的秘书)及郭士茂(原张作相内差，阎的内差)两人探询山西近日情况，才知道蒋介石在奉化来电报，对陕变主张和平，而南京方面来电，又似有军事行动。我是要面见阎锡山报信，先由于广心向阎说明了来的赵某(就是我)是防守铁角岭司令(我这一事阎是知道的)，阎心内有印象，乃与于定妥了见面时间。次早8时于即带领我去见阎锡山，一见面后，阎对我先问了张作相的好，我将张的信面呈与阎，他看信时，我平心静气准备答词。少顷阎即说：“汉卿(张学良)曾来过山西，关于他的事，就是辅帅(张作相)不派人来，我为国家为朋友，都应当帮忙的。近日，蒋有电来说对陕西事变用和平解决办法，可是南京方面有电来说派陈诚来，又似有军事行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哩。”我就说：“可以将奉化蒋的来电时间与南京方面来电的时间比较一下，南京是听命于奉化的，或者是军政部的直接指示。不过在此国家大敌当前时期，百灵庙又正在战斗中，还要请百帅(阎锡山)以国事为重，捉敌为先，这是辅帅的建议，请你老注意，坚持对外要紧。”他又说：“汉卿来山西还赌钱，说起国事来，不禁下泪，我还劝他哩。你回去报告辅帅，叫他放心，我决计帮忙，是为国家不是为个人。”我说回信可由于秘书交给我，我就动身回津，恕不来索辞了。他还嘱咐于秘书陪我游玩，我哪有闲心去游玩，于写了信给我，我赶快就动身回津了。
归途在石家庄王奉瑞家找严兆林(师长，接黄显声的)谈话，严对我说，你有什么事同我说吧，我同黄师长一样。我就把见过阎锡山的经过告诉了，叫他心中有数。
我到北平黄显声家，他问我见阎情况，我说阎允许帮忙并有回信，我又嘱了关于张学良的事，你不要着急乱来，对张是没有好处的。谈完话，就到宋寿山家一齐去找胡毓坤，告诉他们我由太原回来的佳音，以后即返津向张作相报告，他很满意。
(1961年12月)
* 作者时任东三省讲武堂同学会驻天津代表。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