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后赴华北做联络宣传工作的回忆
陈雨皋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俘至西安，全国振奋!然亦有对事变真相不明者，有不少震恐和混乱的。经“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转“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通知，派我到华北各地做联络宣传工作，根据“西救会”负责人杨明轩、“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王炳南及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高崇民的先后指示，联络工作的任务是：向华北各地各界群众团体从事联络，宣达西安事变实况及救国主张，破除谣传，以正视听，正确扩大抗日救国影响，促进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组成经过：当时在西安组成者有八人，除我和宋继唐(中共地下党员)二人外，尚有东北救国组织产生的二人、长城通讯社记者、新闻界的曹冷泉、刘毅等，并责成我和宋继唐负责群众团体的联络工作，在朝邑被“四十二师”扣捕后，次日拂晓前潜出步行，天明时抵大庆关检查人数，只有我、宋、东北代表及长城记者五人。
途中遇挫：12月14日在西安因候飞机，一再改期，16日由联军军委交通处派汽车送我等东行，临行之前，复经“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介绍山西侯外庐、北京“华北救国会”许德珩、马叙伦、张友渔、张申府诸人，并指示尽量听取各方意见，争取积极协助，扩大影响。我等于16日晨出发，经渭南上涨渡口时将下车渡河，突来“中央军”飞机扫射，并投弹炸毁部分行李，当即以另一部汽车继续渡河，过羌白镇、大荔县，均遇驻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官兵拥来盘查，并探问西安事变情况，似甚惊慌而表示关心。我当即告以“我们是由西安到山西去的，路过此地”，并告西安事变情况及八项救国主张，当时虽有人表示惋惜和不满，但更多的官兵是同情的。午后抵朝邑县，官兵拥来盘问如故，并将我等扣押于阎丹初堡子学校内，驻军先后有人来告：“禁你等出外活动和接见官兵。”我等研究认为，无论如何要渡过黄河，当即提出离境要求，并告以西安事变是国事公事，我等关心与军人同，仍请让我等尽快到达山西等等。次日拂晓前约3时许，我被驻军某副官唤起，说：“时局很紧，让你们逃走，但不要声张。”我一面通知其他人等，一面收行李，经告“有人已经走了”，我遂和几个人携带行李，黑夜向东摸索步行，途中遇马车将行李搭上跟行，到大庆关(平民县)黄河边渡口时，天已黎明，查点人数，缺曹、刘等三人。我等五人挤入群众候船渡河，是时黄河流凌浪大，船难靠岸，直到当日下午5点，仍未见曹等到齐，很为焦念!“是否他们已遇意外?!”船工说这是最后一船了，我等只好决定上船，渡到河心，船被冻结了，只得同旅客露宿河心船上，寒风劲吹，全船群众相依为命。耐到次日(18日)太阳出，船仍冻结，我等随部分群众下船由冰上行走，上岸至永济，登上火车后，列车人员及军警均来讯问，对西安事变表示惊疑。我等为避免麻烦，伪称“是经商回家的，西安秩序很好。”均由他们记录上报。每到一站，即有军警上车查问：“哪些人是西安来的?”我们对答如前。
在太原的联络：到太原后，盘查很紧，我等伪装商贸旅客，迁投三次旅社才找到学联，幸得侯外庐(阎锡山参议)、薄一波(阎锡山某民兵训练部)诸先生之关注与教联、学联等各团体对我等之欢迎，并将我等迁至较为安全之省招待所——山西旅馆住宿。当经侯、薄诸先生与各方来人先后交谈，发现有两种分歧意见：
一是西安事变大快人心!但应把反动透顶、血债累累的蒋介石一次解决，永断祸根，否则夜长梦多，难免后来报复!“放虎容易捉虎难，这是西安目前亟待考虑的!”(陈志超等)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听着很有道理。
二是西安事变发生，在国难当前的严重时刻，这对日、蒋打击和对我民族解放形势，影响很大，促进了和平统一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只要坚持斗争，是可以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因而怕蒋报复而采取上述办法是不妥当的。目前要反对意气用事，要斗争，要防“左”，应认清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避免思想混乱和发生意外，要听一听陕北有何主张。这是薄一波等的意见。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前者是欠妥的，但持之者人数不少，要做许多工作，并决定接受后者意见，慎重从事。为了便于做解释工作，我们还一起学习时事，认真研究了各种思想和看法，考虑了对策。
经上述诸先生的联系后，山西各团体分别组织座谈会(以二三十人以上者计之，有三次，少数上层知道，不公开，地点在海子边等处)。到会的有新闻报社、救联、学联代表及侯外庐、续范亭、陈志超诸先生，我等分别介绍来意(前述任务)、西安事变经过(包括民运、军事等)，并宣传张、杨两主任及西北军民一致的八项救国主张。
对这八项救国主张，有人说：“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基本策略，而且孕育着中华民族前途的光明。”(《解放日报》)并且事实上已得到各方的响应。事变前的学生运动，事变中除临潼、西安与“中央”宪兵有战斗外，一切秩序正常。“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于12月14日实行取消，“剿匪”工作完全停止，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广西、四川、贵州、湖南、山西均有电响应，表示“务使迅速发动全国抗日运动”，并纷纷派代表赶到西安，如广西李、白派的代表刘仲容、宋哲元派的代表裴佐周、刘湘派的代表黄慕颜、贵州派的代表王家模以及陕北的代表团周恩来等等。
座谈会的气氛是很热烈的，所提出的问题又包括许多方面，因当时我们的“资本”不够，有些问题不便作答，每次都留一些尾巴。
我所说得的“资本”只是：
1.自“九一八”以来，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出现的抗日救国的言论和呼声，如共产党的一贯反帝抗日主张，组织“反帝大同盟”、各种“抗日会”及学生运动(西安1932年“四二六”打戴季陶；汉中学生为抗日义勇军募捐而出现的“一二·四”反动破坏事件)；十九路军上海抗日，全国支援；此后两广李、白就宣称“中央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是错误的”；1933年冯玉祥的华北抗日；同年福建人民政府反对蒋氏屈辱媚外政策；1934年在泰山见冯玉祥先生，他说：“救国必先攘外，攘外必先抗日”；以后徐海东渡河东征，抗日标语贴遍山西不少地方；1936年两广事变也是要求抗日。总之，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已成全国共同呼声。
2.1935年第三国际第七次会议决议，受到全世界拥护，中共发出“八一宣言”响应，但日本则提出抗议，蒋介石默不作声。
3.1936年10月我在南京承王陆一等邀谈，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和谈消息，略谓：“共产党为了解除国难，已派代表在上海进行和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蒋先生幕中人物，错误地估计红军力量和第三国际反侵略方针的正确性，以为红军及国际已陷于进退维谷，没有出路而出此办法，因而狂妄地一面派兵‘包剿’，一面要求红军缩编为3000人，连长以上离部出中国，各省红军游击队一律解散等等，这怎是团结救国呢?”不久，发生七君子沈钧儒等遭到“抗日有罪”逮捕，以及见到九七老人马相伯等的救国言论，使人悲愤!
11月，我由南京到浙回上海，在影院银幕上见到：“凡主张国共和谈者便是汉奸”、“凡主张国共合作者便是汉奸”等反动口号，实际对我等观众希望息内争而共御外侮者，反引起极大愤慨!
4.同年12月2日我回抵西安，读当时《西京民报》等刊物，及见到有“停止内战，一致抗白”标语，增进了反蒋抗日救国情绪。又经加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听取了救国言论。在离西安前几天，听取上述民运单位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指示(并暗中密带西安报审)。
我以上的知识水平如此而已，而各方人士提出的问题则广泛如彼!而且尽管当时召集的人是些同情者，也有分歧，和各种思想顾虑大体如下：
一、同前述第一种意见一样，不少人怕蒋本人报仇，“蒋是睚眦必报的。”
二、关心全国各党各派团结抗日救国，特别是国共的合作，以救危亡，“希望从此国内真正停止内战，实现八项救国主张，共谋国防建设，以便实现抗日，驱除人类恶魔，这是主要的，但不知国内外有何反应和发展?”我们答：“已有发展，张、杨西北部队停止军事上的内争(“剿共”)，而不愿自相残杀，就是证明。”我们要促成召开全国救国会议，向怀疑者做很多工作，向破坏者做很多斗争，进一步达到全国动员，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目的。至如国外，都从报纸得来，是引起世界各国震惊的。
三、有人提出，对蒋介石“兵谏”而未摧毁他的基础，那些贪污分子、特务分子还盘踞中央，要不要呢?不要，他们要捣乱，特别有国外东、西帝国主义的支持，不会放下的!那些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我们认为这是恐洋病，我们答：“拉西方帝国主义，反东方帝国主义，有危害，不过这样可以集中先抗日，因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各国人民是同情革命的；如国内反动分子，从西安事变看，枪一响，他们就抱头鼠窜，各省又先后响应，可见正义是有力量的。主要要看谁能切实领导指挥抗日战争，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日救国政权。”
四、有人提出：这次西安事变是怎样发生的?有几方面因素?主要是有无“国际背景”? (意指苏联)我们答：有国际和国内的正义呼吁和近因，但无“国际背景”，(意指苏联)其主要因素有三：
1.有全国人民历次的普遍的抗日救国呼声，有中央红军的呼吁，渗入西北各阶层的主要是军队，一致要倒转枪口，对付外国侵略；
2.东北军官兵为国仇家恨所迫，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又有“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积极工作(主要是干训班、教导营团)，不断促进官兵觉悟，不愿内战，《西京民报》可为代表，张主任(学良)说过：“我们‘兵谏’，对事而非对人，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对蒋委员长曾建议说：‘沈钧儒的被捕，诚如沈自己所说是爱国未遂罪。’但蒋怎答?他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13日对官兵讲话，《解放日报》16日载)这种蛮横的“革命论”，自然激起官兵的义愤!
3.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路军，同样被迫驱使和红军作战，消耗生命，反让日寇猖狂，实难自解，并难以教育官兵。杨副主任(虎城)说过：“除了全国一致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又说：“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眼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得到什么‘攘外’呢?”(杨12月15日广播，同前报)又有全国救国人士、救国组织的推动，如救国会和救国时报各派，在西北向各方活动，《解放日报》可为代表。
有人再问：“近因是什么?有无陕北红军背景?”我们了解，事变前蒋在王曲军校训话“不能舍近(指剿共)求远(指抗日)。”又在洛阳开会，更为反动。复调大批轰炸机，内战迫切眉尖，即由西北救国会领导的(该会秘书长及委员徐彬如等多人为中共党员)学生救国运动游行请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竟指使军警枪杀爱国学童(其中有东北军办的东望和竞存各校学生)，激起事变。并肯定说：“我们了解没有红军煽动扣蒋的背景。”马上续范亭先生代答：“陕西这地方革命有根，有传统，因而从辛亥革命以来，几乎是无役不从的，如靖国军孤立于西北而奋战了好多年。北伐前胜利解围西安，也是那基础。最近有了共产党中央来到西北，自然这传统就更显其光辉了。”当时就有不少人要求介绍到西安，参加救国运动。
五、有人间：“西安事变将会与南京作战，红军能出多少万兵?据说红军已经进城，确否?有多少红军进城?将来张、杨部队能否都变成红军?”我们当时认为这是有各种心理的，也可能受反共者造谣。我们肯定地说：“没见过红军进城，听说周恩来、洛甫先生等来西安，力劝以抗日救国为重，勿为报复或其他情绪所利用，其他我们均不知道。”
以上各点，我们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好在利用中间休息和晚间，经过集体研究，特别是承蒙薄一波等的帮助，成熟者答，不成熟者不答，知道者答，不清楚者不答，有尾巴就留尾巴，不必害怕。
总之，通过这几次座谈，太原各界了解了西安事变情况，消除了恐怖，减少了误解，鼓舞了群众的救国热情与活动。
当时各省代表“冠盖云集”太原，藉以商讨时局，阎锡山颇想从中做调解人，后以陕北代表及南京代表端纳等到西安，则逐步打消原议(我离太原前一天，阎锡山代表梁化之告我)。
此外，宋继唐和长城记者等还分别在学联、新闻界做了联系工作。以后有关方面要求给学生作报告，婉为谢绝，即于晚间上车离晋。
在北平的活动：我们于12月22日晚离晋抵北平，根据侯外庐先生介绍的北平关系，找到许德珩、张申府诸先生，再转介绍学联等组织，并在许的家中谈时局，研究活动日程。承华北救国会特别是许德珩、程希孟先生(大学教授)之帮助，由救国会召开过三四次大、小型座谈会议，我们在会上介绍西安事变经过和来意后，进行讨论，布置活动。因此不少同志了解了西安事变真相，消除了不少误解和疑虑，对当时反动“学者”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社论：“张学良的叛变”，替反动政权涂脂抹粉，又说什么“破坏中央复兴民族大计”呀!“劫持领袖”呀!“增加国内国外的隐忧”呀!甚至“小学生也有闻之而啼哭的”呀!有所了解，均是一派胡言。在讨论中还座谈了八项救国主张，分析国内外形势，国际法西斯的侵略，日寇的野心(松室效良分析中国情况)，揭发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国策，对外献媚屈膝，丧权辱国，对内施行独裁，镇压革命人士，摧毁国家元气，尤其对陕特务宋志先等的横行霸道、倒行逆施，深表愤慨!这表明北平各界爱国人士对西安事变是特别关心的。当然，北平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有“一二·九”运动于前，随即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于后，对西安事变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对抗日救国的理解水平也比较高，帮助我们的活动很有力。我们当时除感到少数人(如天津的《益世报》、罗隆基氏等)发问和别人不一样外，其他都使我们振奋!特别是教育界、学生界的热情很高，座谈研究逐步深入。此时感到我们的“资本”仍和太原一样，觉得知识更少了，即使随时学习，也有力不胜任之感!
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都有过座谈会，还在东北大学开过入关代表会议。记得一次在北京大学二院(景山之东、马神庙街)，据说到会代表有八百余人，同学们在大门、二门、会场门重重站岗巡逻，保卫安全。事前一日，根据北平党内同志的协助，作了些精神准备，座谈内容：一是介绍西安事变原因、经过、意义、主张及要求；二是准备答复一些问题，提问题一般通过递条子方式，由主席团慎重审查研究，加以整理归纳，然后予以答复。会议从早8时开到晚10时多，方勉强散会，会中休息过四五次，但均未离会场，饮水吃饭，轮换交替，都很周到，警卫防护甚严，我极为感动，也说明当时青年抗日救国热忱情绪，令我等振奋!
会上提出的问题约几百条，而审查编成辫子交我们答复不过二十余条，其内容除与太原有共同之处外，还增加了不少新的问题，大体如下：
1.停止内战后，是否需要协商召开救国会议?协商不成，是否还得战争?如果再战，又怎样应付日寇?
2.停止内战，指挥抗日，是否仍以国民党为核心?是否仍需要长期准备，才能抗日，才能收复失地?
3.有人主张“抗日必唤起民众”，唤起民众必发扬民主，开放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又说发动抗日和争取民主应同时并进，缺一不行，对吗?
4.有人主张抗日必先安定民生，肃清贪污，取缔特务要同时进行，否则就是空谈抗日，对吗?
5.有人主张应先解决政治问题，先强调“抗日救国”，在这个目标实现以前，日本是不会睡觉的。如果我息内战而日本逼我发动抗日，事实演变，必要开放政权、发扬民主，以及安定民主，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等等，自然要逐步跟上来。目前主要是力争和平统一、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是否重点放在批判汉奸言论、特务迫害的斗争上?
6.停止内战，组织抗日联军，联合作战，是仍以蒋介石为核心呢?或以两个或三个力量为核心?(此时蒋放回南京的消息才到达北平)
以上种种，除略加解释外，一般交给他们自己讨论。至于对西安事变的原因和思想顾虑，较太原大有进展，因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方针明确了些，又有《大公报》发表范长江《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和《中国呼声》等，对西北政局演变，作了一定的客观分析(虽对群众运动及十七路军情况有不完满处)。
每次会后，都有共产党的领导给我们评价座谈成就，分析思想，并交代今后应注意改进之处，发人深省，使我感激!
在北平参加1937年2月1日召开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代表会议，到会的人有保定、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代表，我们得到纪煜(女)等大力帮助，在会上发了言。根据会议的情况看，发言都较有系统、有分析、有实际，斗争方案具体，不悲观，也不浮夸，我当时估计是党有组织、有领导地主持的，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影响。
再此，根据有人建议，主动联系通过刘定五先生转达宋哲元，说“要减少障碍，也要预防意外”，据同志们告诉，寓所之多次来人查问，故弃行李移住三个地方。
在北平还由程希孟先生陪同，赴燕京大学系主任施乐先生夫妇(美国人)之约，交谈西安事变，畅叙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他说：“西安事变，我很关心，已向美国人民报导，陕北主张是正确的、远大的，应该让美国人民了解。但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美国国务院已通知驻华使馆转我，对我的言论表示不满，并警告我呢!”
我们同行的长城社记者、东北代表，还分别做了内部联系工作。
此外，我们还到北平以外各地进行联络工作。在动身离京前，得同志们叮嘱：天津、济南、青岛等地的情况不比北平，凡事务要警惕，以防万一。到济南后，经张语还先生家属介绍泰安某校范筑先先生，转介韩复榘副官处，该处某介绍说：“陕西代表蒲子正在此，你们认识吗?”我等请他会见。交谈后，子正告我：”此间和中央矛盾已久，原来劲头很大，听说西安事变后，南京大批军队面向陕西，大量军火西运潼关，韩以为时机已到，原拟派代表到陕，并出动部队到徐州，将‘中央’火车及军火全部扣留。近因西安和缓了，不派代表了!说话要当心!青年群众虽然热情，但特务不少，在尚未弄清对方以前，要慎重!”就华北救国会介绍的人员，在天津、济南、黄台等处开过小型座谈会，其余各地都是了解情况、个别交谈、个别联系，均深受当地人士热情的秘密欢迎，但因为西安放走了蒋介石，都有些失望与顾虑。
我等于2月21日回陕(到华县时宿在被炸毁的火车站内，遇邵力子诸先生回南京专车停留)，仍以兴奋和顾虑交织于脑际。到达西安后，经向杨明轩先生等汇报后，承蒙指示和介绍以后情况，还不胜感慨至之!
后到三原，受叶剑英将军接见，他把西班牙与中国形势比较后说：“要促进抗日救国，必须认清国内还有障碍和破坏，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我们要共同努力，克服许多障碍和困难，要斗争，消除敌人阴谋诡计，也要解除一些善意的怀疑和误会，一如你们这次联络工作一样，防止何应钦等佛朗哥化，是每一个爱国人民的责任。”
通过叶剑英将军的启发，可见自己的认识水平已落后于客观形势，也是我们工作中的头等障碍。
最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在抗日救国联络工作中，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是很大的，自己的水平和力量是渺小的，如果不是各方协助，将会难以完成任务；特别是组织力量、领导力量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出发之前有“西救会”、“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及“抗日联军军委会”等组织的领导指示和各地地下党同志及各救国团体的帮助，随时纠正偏向，在路线、方针上将很难避免大小错误，更难克服困难，达到比较正确地完成联络任务。
这次任务，没有经验，缺点不少，特别是因为保密，没有函电向“民众指委会”汇报工作，回西安后，形势又变了。
(1964年9月)
* 作者时受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派赴华北做联络宣传工作。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