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各界和平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经过
康寄遥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飞返南京后，张学良将军因护送，被扣南京，西北大局仅杨虎城将军独力支持。南京方面之国民党政府文武大僚，均叫嚣“讨伐”陕西，一时战云密布，形势紧张。杨虎城将军深恐战端一开，人民涂炭，甚形焦虑。1937年1月6日由孙蔚如(时任西安警备司令)及东北军一个高级负责将领在西京招待所邀请西安地方大绅开会，共商应付时局办法。事前由孙蔚如约我主持，我宣布了开会宗旨后，经大家商定组织陕西各界呼吁和平代表团，迳赴南京向各方奔走呼吁和平。公推王典章(幼农)、宋联奎(菊五)、惠春波、张德枢、谢文卿、张玉山、石凤翔和我等共十余人为代表(当时未推团长，仅起行后在车中大家商量，始公推王幼老、宋菊老二人为代表团负责人，有事大家共同磋商，最后由王、宋二人决定)。代表团成立后，即赴新城(当时西安绥靖公署驻在地)谒见杨将军请示此行机宜，杨将军谆谆以务竭代表团全力消弭内战为嘱。我并单独与杨将军谈话，问杨将军如南京方面坚持要杨将军去南京，应该如何应付?杨将军慨然说：“只要不打内战，一致抗日，使陕西地方人民不受战祸，他要我杨虎城去，我去好了。”我们代表团全体人员，对杨将军慷慨激昂、忧国忧民之苦心，均受极大震动。翌日(1月7日)即由西安乘车出发。此时临渭二华一带，双方均构筑战时工事，中央军的坦克车已开进潼关，情势极为紧张，代表团乘车时时受阻，入夜方始抵达潼关。即找潼关县长马公韬陪同赴驻军司令部会见了中央军军长樊崧甫。樊见了代表团的人，拍桌大骂，蛮横已极，并不准代表团通过。后经一面磋商，一面说理，我们说：此次事变，是非自有公论，张、杨有错，惩办也只能及他本人，若大军坚持西进，势必玉石俱焚，陕民何辜，想来也非中央本意，我们是代表陕西人民来的，一定要把陕西人民的意思带到中央去，任何艰险，在所不辞等语。樊为我们的正论折服，方始允行。我们大家商量，请张德枢先生折返西安，将在潼关与樊折冲经过面报杨将军请望注意。1月8日我们车过洛阳，时顾祝同任前敌总司令驻洛阳，我因病体未癒未下车，代表团去了几个人去见顾祝同，返回来对我说：“顾的态度也非常骄横，谈话中斥责张、杨甚烈，不过看顾的意思，也愿意和平解决，他说‘你们为民请命，我也深表欢迎’，看情形去南京问题不大。”因此对代表团也未多所留难。1月9日我们抵达南京，分驻了两个旅馆。我们本意到南京后先见于右任，请他向各方斡旋。到后始知于右任因任陕西宣慰使，抵达潼关后被西北将领拒绝，返回南京后痛哭了一场，闭门谢客，往上海去了。此时于既未在，遂由我向朱庆澜(子桥)将军处要了两辆汽车，我们分乘先到张继(溥泉)处，代表团与张继见面后，即陈述来南京呼吁和平请他帮忙。他送走大家后，留我单独谈话并在他家进餐，详细问了“双十二”事变经过和现在西安情形，说此事仍非于先生回来不可。饭后他同我乘汽车到于右任公馆，在电话中请于回南京，并说： “现在事已如此，代表团到此接不上头，为了陕西人民的要求，这担子仍要你担起来。”于答应次日即由上海返回。我们见面后于说现在蒋介石已回奉化休养，他介绍我们分别谒见了何应钦、孙科、居正、戴传贤等人。由此我们即向各方展开呼吁和平活动。于右任、张继、朱庆澜等人也从旁给代表团帮忙。那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军政大权，虽然表面上操之何应钦，但他还须秉承蒋介石意旨。我们为了抓住解决事件的重要环节，曾多次谒见何应钦，满陈陕人希望和平之愿望。同时也不放松对各方面的联系，希望能帮助我们进言，有利于呼吁和平之进行。此时我们业已看出国民党政府为了迫使杨将军就范和割断西北军与中国共产党之联系，才故作出“讨伐”姿态的内幕情形。但恐假戏真唱，则陕民为首蒙其祸。因而更努力奔走，多方呼吁。所有与各方接洽情形，均每日由李志刚(杨将军兼陕主席任内之财政厅长，此时任十七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长)乘飞机往来南京西安两地，向杨将军报告并带回杨将军指示。折冲半月，始决定将西安绥署裁撤，杨将军出国考察，陕西省主席由孙蔚如继任。不再对西北用兵，事件后以和平解决。我们的呼吁任务至此也得以光荣达成。代表团同人分赴各地，也有迳返西安的。我也因事暂留南京，此行告一段落。
(吴莲伊整理，1962年2月)
* 作者当时系陕西各界呼吁和平代表团成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