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树丰碑——从话剧《西安事变》谈塑造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
赵寻
最近，甘肃省话剧团和西安话剧院为国庆三十周年献礼，同时在北京演出了同一革命历史题材的两台话剧《西安事变》，引起了首都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应。它标志着话剧创作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新的突破。
两台《西安事变》，从正面描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过程，展示了这一丰富多采的历史画卷。在三个小时之内，在几十平方米的舞台上，把这样众多的著名历史人物，把这一震动中外的政治事件从酝酿、发生、发展、波折直到结束的重要内容，正确地、准确地、艺术地再现于舞台；如果没有创作上的勇气和毅力，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掌握这些历史材料的魄力，没有艺术上高度概括、集中、典型化的能力，没有从剧作到演出全体创作者的共同努力，是难以完成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的。他们攻克了难关，取得了初步战果，为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西安事变》创作的艰苦劳动不仅在于要搜集、掌握有关的大量历史资料，更在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材料，准确地反映这些材料。通过历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的结论。作者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西安事变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生动的描绘。
西安事变的主人公是谁?是人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群众救亡运动这条红线贯穿了全剧。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一中心，把西安事变描写成某些军政负责人或某些军政集团的单独行动，那就会堕于历史唯心主义，从根本上歪曲了这段历史。甘肃本《西安事变》一开幕就写了群众拦车请愿一场戏，一下把观众带到了四十三年前“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时代。不但表现了各方面矛盾冲突的交织，更突出表现了任何武力也压抑不住的群众的热情与义愤。“不当亡国奴，不知亡国恨”。东北军士兵金大川刺刀尖上晾尿布这一细节，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群众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不满，“有刀有枪不打日本人，晾块尿布还算派个用场。”仅仅两句话，一个小动作，抵得上千言万语。东北军团长关海涛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是东北人民，也是所有沦陷区人民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亡国亡家痛苦的写照。人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怎能不奋起斗争!两个剧本都写了“一二·九”周年纪念向临潼游行请愿的一场热烈、悲壮的戏剧，充分表现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与牺牲精神。人们抬着烈士的尸体，唱着救亡歌曲，迎着反动派的机枪向临潼进发。观众的心与剧中游行群众的心一起激动着。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自发的爱国行为，这是历史事实。但张学良从认为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到顺应民意，联共抗日，杨虎城从一个旧军官到为了抗战，愿交出自己惨淡经营的军队，这一切没有党的工作和影响，是很难办到的。更不用说党在当时当地群众中、部队中所进行的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也是不必回避的历史事实。两个剧本并没有忽视对党的作用的描写：如西安本第一场就写了西安酒店里地下党的活动。甘肃本第二场也写了周恩来同志派华敏等去西安开展统战工作和救亡工作。可惜的是这些情节的安排到后边都没有充分发展，因而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些党的群众工作，如果能与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代表党参加的活动配合起来，就更能表现出党的工作和党的政策的巨大影响。
《西安事变》以一系列历史事实形象地表明西安事变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是毛主席领导的正确。两个剧本都描写了一个被俘的东北军团长经周恩来同志启发、教育后的转变过程，和释放回去后对张学良起到的直接影响。这些团结、教育、争取工作，往往是在出人意外、感人肺腑、发人深思的行动中变敌人为朋友的，同时也促进了戏剧矛盾冲突的转化和发展。在张、杨捉蒋以后，当时不论是同情还是反对党的人，都认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既然抓住了蒋介石，共产党必然要杀掉他。但没有料到提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蒋介石回南京的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两个剧本对于当时的一些错综复杂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和解决，都能层次清楚、分寸恰当，形象地搬上舞台，确是难能可贵的。
两个剧本的重大成就在于生动地塑造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艺术形象，特别是突出地塑造了周恩来同志的生动形象。《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不同于过去有的剧本，他不只是政策的宣讲者，战斗前的发号施令者，或矛盾冲突的解决者，而且是全剧不可缺少的主角，矛盾冲突的中心，是有血有肉有性格的真实人物。从创作到演出，两台戏都为我们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塑造革命领袖人物的形象，积累了宝贵经验。
塑造革命领袖的艺术形象应该“神化”还是“人化”?《西安事变》的演出实践回答：必须演人不演神。“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故意制造现代迷信，把革命领袖神化，这是对革命领袖的极大诬蔑。有些人错误地理解了对革命领袖的崇敬与爱戴，唯恐把伟大人物降低了、庸俗化了。一言一行必须要有文字记载，一举一动一定要有事实依据，台词多是书本上的理论，动作端起“伟大”的架势，思想感情僵化，艺术创作刻板化，人物形象既不可亲，也不可信。结果，反倒是歪曲了领袖的形象。《西安事变》的创作者们生动活泼地演出了领袖们平凡而伟大的生活，亲切感人。两个剧本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同时出场的戏，各有特点，都引起观众热烈的反应。西安本的延安窑洞送别一场，在充满同志间的亲密友谊与革命队伍的生活气息中，把三位革命领袖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他们同小战士们谈话，那样平易近人；他们同吃烤土豆，那样不分彼此；他们也开玩笑，那样亲密无间；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塑造领袖的艺术形象能不能写内心感情、精神世界?《西安事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的领袖是群众的领袖，是群众思想、感情的集中代表，群众的喜怒哀乐必然反映到他们头脑中来，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不神秘，也不难理解。当然，由于领袖人物和群众所处的地位和工作特点不同，他们的生活也就有不同的方面，如群众就不曾象周恩来同志那样参与过西安事变这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无论是通过一般生活或特殊生活的描写，都是为了刻画主要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西安事变》从周恩来同志接触的敌、友、我众多的人物中，多方面揭示了领袖人物的丰富内心感情与高尚革命情操。以甘肃本为例：从他同关海涛一家的接近中，表现了对东北人民痛苦生活感同身受的深切关怀，当关大爷祖孙哭诉亡国亡家的悲惨遭遇时，周恩来同志潸然泪下；从他同警卫员小牛的关系中，不但表现了革命的长幼之亲，也表现了同志深情，小牛衣服破了，周恩来同志送上针线包，小牛妈妈将出狱，周恩来同志送来腊梅赠战友，小牛妈妈牺牲了，周恩来同志抚着俯身痛哭的遗孤，接过遗物，愤怒溢于言表；从与张、杨两将军的合作共处中，表现了对友军的真挚、诚恳、先人后己、顾全大局的精神，在困难中，与之分担重担，在逆流中，为之力挽狂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党的政策通过他化成了感人的吸引力；从他对蒋介石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与强大的正义力量，和平谈判中看出刀光剑影，周恩来同志以强烈的人民的情绪，压倒对方，义正词严，晓以利害，指明前途，逼着蒋介石不能不走上抗日的道路；在对托派的揭露中，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锐利眼光和“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威力，小丑在他面前原形毕露，无处藏身。另一方面，在斗争中他从没忘记党的方针政策，在异常紧张的日日夜夜，彻夜不眠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汇报，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显示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剧本就是这样在同各方面的人物关系中塑造了一个雄伟高大而感情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在“四人帮”统治文艺界时期，一提感情就要被当作“人性论”批判，现在这个禁区打破了。但也应该看到，描写人物思想感情的领域是很广阔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情、友谊、爱情之类。《西安事变》中表现的民族深情、群众激情、阶级义愤、斗争热情，以及对党的热爱都是丰富的思想感情，都值得描写。实际上从对周恩来同志形象的塑造上也表现了这些感情，这正是《西安事变》的重要收获。
塑造领袖人物艺术形象如何典型化?根据同一真人真事的革命历史题材，不同的作者进行不同的艺术处理，是否允许创造不同的人物典型，我以为，基本上是允许的。事实上，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报童》中的周恩来同志，不同于《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同志，同一西安事变的历史内容有两台不同的演出，也有两个不尽相同的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艺术创作与模式化是不相容的，典型化与多样化并不矛盾。但是，历史剧的真人真事典型化与一般剧本创作典型化不同，它不能象一般创作那样，集中许多人物的特征，创造一个新的人物，不能把彭德怀、陈毅、贺龙几位老帅的事迹和性格特征，概括集中到一个老帅身上。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典型概括，但仍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就是不能违背当时的历史真实，不能违背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进行细节的选择、概括、加工，甚至虚构。甘肃本写了在事变前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的会谈，加强描写了对张学良的影响；西安本没有这场，而有了周恩来同志访问贫苦工人家庭，加强了与群众关系的描写。两个《西安事变》各有特色。
要进行艺术典型的创造，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描写革命历史，特别是塑造领袖形象，必须事事有根据，人人有原型，必须象党史一样准确。这样就很难写成戏剧，是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同戏剧创作混为一谈了。戏剧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必须允许情节的虚构。问题是怎样虚构，在什么原则下进行虚构。在《西安事变》的创作经验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三条必须遵循的原则：一、艺术虚构不能违背历史事件的正确结论。两个《西安事变》中都正确反映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在这一主题思想指导下，剧本中都有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但都是真实可信的。并不是一切历史事实都符合历史真实，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所发生的一切事实，才不至于被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迷惑，只有根据正确的历史结论所进行的艺术虚构，才是符台历史真实的。二、艺术虚构不能违背构成这一正确结论的重大历史事实。如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抓了蒋介石，发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我党派周恩来同志去西安，提出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放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这些重大事实是不能改动或虚构的。剧本只有在符合这些基本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进行虚构。如两个剧本都写了周恩来同志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一场戏，事实上这场谈判是周恩来同志和宋子文兄妹进行的。这种虚构，由于不违背重大的历史事实，所以观众也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三、艺术虚构不能违背主要人物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同志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因而两个《西安事变》剧本的主角，都是周恩来同志，而不是别人。这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在正确表现周恩来同志在这一事件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艺术虚构的。
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既要忠实于史实，又要创造艺术典型，要求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既要重视历史事实，又要注意艺术真实，要求历史事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剧的创作，不能歪曲历史，正如现代题材的戏剧，不能歪曲现实生活一样，用历史事实作素材，正如用现实生活作素材一样，必须经过选择、提炼、加工、创造，才能成为戏剧文学。革命历史剧不是写历史科学，而是写文学作品，在这方面，作家、艺术家与历史学家有不同的任务与表现方法。
《西安事变》是一首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史诗，通过这首史诗为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千古功绩树立了一座艺术丰碑。它的创作和演出，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对今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将有很有益的借鉴作用。
(原载《人民日报》)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