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的创造 优异的成果——评话剧《西安事变》
颜廷亮 陈进波
凡是成功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总能以强有力的艺术力量打动读者，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人们得到教益。具有史诗规模的话剧《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只要是看过这个话剧的同志，无不被它那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打动，无不在被感动的同时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西安事变》，这朵开放在祖国大西北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上的新花，确实以它那鲜艳的色泽，浓郁的芳香，引起了人们的高度赞赏。
一
《西安事变》所反映的，是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通过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纷纭复杂的斗争史实，成功地表现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主题。它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歌颂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歌颂了敬爱的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四十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卖国内战政策，致使整个中华民族陷于空前深重的危机。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迅速地转向抗日的最前线，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在我党的正确方针推动下，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新的分化。正在此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而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更变本加厉地布置“剿共”军事，疯狂镇压西安的抗日爱国运动。于是，张、杨就逮捕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话剧所表现的，正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酝酿、爆发和解决的基本过程。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反映了这一重大题材。
更为可贵的是，剧作者对如此重大的题材，没有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表面摹写上，而是深入挖掘，精心寻求，努力揭示历史现象下面的内在本质，反映历史事件所包含的深刻意义，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主题。
事变是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这是历史的客观事实。但是，它又是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是我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抗日民主运动推动的结果。话剧对此揭示得是相当深刻的。如在前面的几场中，作者不惜用较多的笔墨，着力描写了关海涛等在同我军作战中被俘，周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命令我军将所缴获的武器与被俘人员一起交还东北军，一方面又向被俘人员讲明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使东北军官兵受到深刻教育。又描写了关海涛把周副主席那意味深长的话转告张学良后，张在精神上所受的震动。还描写了周副主席和张、杨当年那次历史性的会见以及在张、杨内心所引起的变化。这些描写形象地表明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威力。不仅如此，话剧还着意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党的领导作用。如广大群众在中原车站拦截张学良的军车，要求抗日，西安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抗日大游行；东、西北军的官兵要求抗日的激愤情绪；我党地下工作者在群众中的艰苦工作等。这样，就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大大深化了剧作的主题，使作品不仅写出了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行动，而且更写出了推动他们发动事变的动力，写出了促使他们的行动的真实原因。
话剧在正确地揭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的同时，更着重地反映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突出地表现了重大而深刻的主题。我们在剧中看到：张、杨两将军把蒋介石抓起来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响，出现了极其紧张而复杂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力图挑起中国大内战，以便混水摸鱼，亲日派何应钦之流，在其主子唆使下发动所谓讨伐战争，妄图置蒋于死地，由他取而代之；托派分子也按照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四出活动，多方捣乱；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的亲英亲美派如宋子文等，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则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出代表赶赴西安；而作为事变发动者的张、杨两将军，面对此情此景，却不知如何对策。他们象是“抓了个刺猬，拿起来扎手，搁下又怕跑了”。真正能够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只有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话剧有力地告诉人们，事变能否得到正确的解决，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事变之所以得到了正确的解决，正是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纵观全局，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复杂形势，从抗日民族解放大业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毛主席一方面和朱总司令一起做好了军事部署，准备迎击何应钦之流的“讨伐军”的进犯；另一方面派出周副主席等赴西安谈判。周副主席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挫败了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从而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话剧《西安事变》正是热情歌颂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一曲响彻云霄的赞歌。
话剧《西安事变》写的是历史。但由于作者深刻地反映了我党在那紧要的历史转折关头的战斗情景，就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革命事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凝聚着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他们的丰功伟绩光同日月，永照千秋。进而也使我们体会到：毛主席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只要我们学习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榜样，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前进，我们就能在新的长征中无往而不胜。《西安事变》所揭示的主题及其深刻的巨大现实意义正在这里。
二
话剧《西安事变》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感染人、教育人的艺术力量，还在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形象。这是我国戏剧创作的优异成果。
这个话剧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形象的塑造，是相当感人的。毛主席形象虽然在剧中直接出场不多，但观众却能强烈地感到他的灿烂光辉。比如在事变发生后，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局势一片混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张、杨两将军一筹莫展。此时，他们深深感到“非请共产党不可”；当周副主席到达西安，讲明了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方针以后，张学良极力称赞这是“英明的决策”。这样，话剧就从侧面表现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使观众真切地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如何在中国命运的紧要关头，高屋建瓴，掌握着时局转换的枢纽，促使局势朝着有利于抗日的方面转化，把中国引向了光明。话剧让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最后出场，并发表了十分精彩动人的演说，则从正面十分鲜明地描绘出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毛主席在讲话中，用陕北人民使唤毛驴上山作比喻，很有风趣地讲明了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讲明了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掌握领导权，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并要提防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语言通俗，深入浅出，既饱含哲理，又生动幽默，使人们感到非常亲切。这样，既突出地表现出毛主席是使“西安事变”正确解决的伟大决策者，又较好地刻划出了毛主席形象的性格特征。
话剧对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形象的塑造，同样也是成功的。特别是作为此剧的主角的周总理，其形象更是光彩夺目，动人心魄。
话剧的作者，首先鲜明地写出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我们在剧中看到，周副主席在阐明党的主张时，满怀深情地说，是“我们的毛主席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在同蒋介石面对面地进行斗争时，又特别强调指出：“你的对手也不再是陈独秀之流，而是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周副主席对毛主席的无比尊敬和热爱，真是溢于言表。我们还看到，剧中周副主席在对一时不理解放蒋意义的群众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时，以极其沉痛的心情谈到蒋介石杀害了毛主席的三个亲人，又告诉大家，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恰恰正是毛泽东同志”!并且说：“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我们的领袖放弃了个人恩怨，我们的党以大局为重，这种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不可以惊天地动鬼神吗?”这激情满怀，一字千钧的话语，包含了对毛主席多么热情的赞颂啊!最后，我们看到，当周副主席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胜利返回延安的时候，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让他讲话，他诚挚地说：“还是主席给大家讲讲——同志们，现在请主席讲话。”真是心地坦荡，一片赤诚。
话剧还着力描绘了周总理形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通过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等情节，充分表现了周总理的英勇刚毅，坚定沉着，英明善断，机智灵活等突出特点。在剧中，周副主席和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是各种矛盾汇集的焦点。谈判桌上，虽然不是炮火连天的前线，但那唇枪舌剑的交锋，却一样是短兵相接的战场。谈判一开始，周副主席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十年间残暴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罪恶，把蒋介石一下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蒋介石并非不堪一击的草包，他几经反扑，妄想改变其被动的局面。但我们的周副主席，手中有真理，周围有群众，义正词严地给了蒋介石以有力的还击，使蒋介石连一点喘息之机也没捞到。当周副主席彻底揭露了南京亲日派“戏中有戏”的阴谋时，蒋介石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只好表示愿意“好好谈谈”。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谈判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周总理建立的光照史册的战斗功绩。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周总理那丰富的革命经验，非凡的雄才大略，以及高度的原则性与巧妙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卓越斗争艺术，都特别鲜明地显示出来。
这个话剧还通过周总理对小牛等革命战土的培养、教育的情节，深刻地表现了周总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人们在剧中看到，小牛如何在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锻炼成长，华敏怎样在周副主席的具体指导下进行工作，广大群众也是在周副主席的亲切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觉悟。剧作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周副主席对下级是多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人民群众关怀备至，暖如春风。广大战土和群众，对周副主席又是那样的热爱、尊敬和信赖。周副主席对大家的爱国热忱和抗日要求，时时都给以满腔热情的赞扬和大力的支持，他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时又处处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群众，发动群众，把广大群众紧密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人民群众的力量组织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在剧中，周副主席对东北军将士的态度也是感人至深的。由于他的启迪、教育，使关海涛由一个“剿共”战场上的“顽固”战将，转变为逮捕蒋介石的骨干分子；由于他艰苦卓绝的工作，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以西北的大联合促进了全国的大联合。所有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心心相照，呼吸与共的高贵品格和优良作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又深深地植根于群众的沃土之中。这正是我们党的伟大力量之所在。
在几十年的峥嵘岁月里，敬爱的周总理一次又一次肩负起毛主席委托的重任，奔走四方，英勇机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为党为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对此，话剧《西安事变》的反映，堪称是最为集中而典型的。剧中生动地描写了周总理运用毛主席的方针、策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力挽狂澜，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这个大难题，使我们真切地感到，敬爱的周总理是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决捍卫者、杰出实践者。
努力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历史赋予革命作家的光荣使命，是我国革命文艺的重大课题。写好这类作品，对我们继承革命前辈的遗志，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方面，话剧《西安事变》的作者所做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创作精神和取得的成绩，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三
艺术是和“创造”二字天然地联系在—起的。大凡真正的艺术品，都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的产物。话剧《西安事变》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它的作者真正解放了思想，敢于大胆的创造，突破了“四人帮”强加给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因而，使这个戏具有了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了鲜明的特点。所以说，这个话剧也是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胜利的成果。
话剧《西安事变》的作者，怀着对老一代革命家的深厚感情，以革命的独创精神，大胆探索，努力实践，在一台戏中同时成功地塑造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三个光辉形象，这无论是在我省的戏剧舞台上，或是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在“四人帮”横行文坛的时候，设置禁区，制造了许多条条框框，不准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革命前辈的光辉形象，对歌颂老一代革命家的文艺作品疯狂扼杀，使我们的文艺事业受到极大摧残。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话剧《西安事变》的作者，砸碎了“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坚决蔑视和摈弃“四人帮”的那一套东西，大胆地写了这个大型革命历史剧。剧本浓墨重彩直接描绘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伟大形象和历史功绩，这个话剧形成了特别吸引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表现了作者的可贵创造精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优异的贡献。
话剧《西安事变》的作者，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实际生活出发处理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方面，也是具有独创性的。剧中写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其中既有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又有人民公敌蒋介石及其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还有张学良、杨虎城等其他各政治派别、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规模宏大，情节曲折，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其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作者却能把握住历史的本质，较好地处理了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各种矛盾。作者如果没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没有对革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以及相当的艺术创造能力，要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突破“四人帮”的禁锢，不彻底摆脱“三突出”之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模式论，要写出这样的作品更是不可想象的。作者不但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把革命领袖的伟大形象塑造得是那样鲜明、生动、感人。而且对其他人物，包括蒋介石在内，也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剧作对蒋介石的虚伪、无赖、狡诈、阴险、毒辣，都做了较为深刻、充分的揭露。但蒋介石的形象又不止是只有这一面，他是一个反动的高级政治人物，又是一个阶下囚。剧作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阶下囚所具有的特点。这就使蒋介石这个历史的罪人，在剧中有了活的性格。
话剧对张、杨两将军的描写也是比较成功的。张、杨不是蒋的嫡系，他们同蒋有矛盾。又由于和红军打仗屡遭失败，在和我们党的多次接触中，接受了我党和红军的影响，成为国民党中的左派人物。他们对广大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有一定的同情。张学良不愿替蒋介石承担失守国土的罪名，杨虎城也不愿做第二个张学良，唯恐明日的陕西变成今日之东北。他们有一定的爱国热忱。他们发动了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是有一定历史作用的。但由他们的阶级局限所决定，又有各自无法克服的弱点，斗不过蒋介石，因此在事变发生后又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所有这一切，在剧中的表现基本上是恰当的。
从上边的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此剧的作者一反“四人帮”对表现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至中间状态的人物那种公式化、漫画化、脸谱化的做法，使得帮风、帮气为之一扫，使人们感到所写的人物十分真实、可信。
话剧《西安事变》的作者，在表现历史事件方面也是颇具匠心的。作者在剧中所写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历史事实。有的人物语言就是从历史文献中选取的。但作为成功的文艺作品，它决不是历史材料的翻版，而是作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作者既尊重历史，以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地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做到基本上如实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又从社会生活中为作品选择、提炼、加工、创造了不少典型化的戏剧情节和艺术细节，并把历史事实与虚构的情节、细节和谐地结合起来，使作品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能艺术地再现当时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如剧本在直接描写“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起因、发展和结局的过程中，一方面使事件所涉及的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全部登上舞台，注意把主人公放到历史时代的斗争激流中去展示其英雄性格；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刻划周副主席的光辉形象，又穿插描写了警卫员小牛一家的革命经历以及与周副主席的关系。这个虚构的情节，就很有典型意义。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使周副主席的形象更加丰满、动人。在小牛准备去接妈妈出狱的时候，周副主席精心攀折了一束鲜红的腊梅花交给小牛，让他带去献给妈妈，表现了周副主席对革命战士的深厚感情。这样的细节就很有特色，能取得良好艺术效果。由于作者做到了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反映与典型性的艺术细节、艺术情节的巧妙结合，所以话剧就有了很强的艺术力量，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又非常生动感人。
由上可见，《西安事变》的确是一出具有创造性的话剧。它的成功证明了一个真理：在文艺创作上，不能设置什么禁区，而必须在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大力提倡独创精神。违背文艺创作的规律和特点，束缚作者手脚，禁锢创造精神的任何清规戒律，都只能窒息艺术的生命，必须坚决把它抛掉。我们应该重视话剧《西安事变》的这个经验，继续深入地批判“四人帮”，肃清余毒，消除余悸，努力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好作品。
(原载《甘肃女艺》)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