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颂歌——话剧《西安事变》观后
雷茂奎 刘南
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观看了甘肃省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西安事变》。当几十年前曾经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出现在舞台上，特别是当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同台出现的时候，观众激情满怀、热泪盈眶。周副主席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丰功伟绩，更是感人至深。甘肃省话剧团的同志们怀着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在乌鲁木齐演出了这个好话剧，使我们不仅接受了一次生动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而且真正受到了深切的艺术感染。让我们由衷地向甘肃省话剧团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英明领袖华主席号召我们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的优秀作品。甘肃省话剧团的同志们肩负党的要求、历史的重任、人民的期望，选择了西安事变这个历史题材，通过再现这段伟大史诗，热情赞颂党中央、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讴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垂之千古的丰功伟绩。这种创作上敢于大胆实践的革命精神和演出中努力塑造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形象的匠心，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历史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背景复杂，牵动了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各种风云人物交相争斗。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终于扭转了时局的恶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将这样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搬上舞台，人物那么多，场面那样大，而且全剧集中表现了周副主席按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大智大勇，成功地塑造了周副主席的光辉形象。这是当前文艺作品中的创举。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的铁蹄践踏了神圣的祖国领土，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大壁河山相继沦丧。卖国贼蒋介石却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亡国灭种于不顾，竟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妄图一举剿灭共产党。美英帝国主义也趁火打劫，图谋瓜分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了，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领导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样广阔而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发生的。剧作者搜集和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参与和了解这一事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征询了这些领导同志对写好这一题材的意见，研究了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总趋势，剖析了敌、友、我以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动向，根据生活真实和艺术创作的需要，对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因而能够驾驭历史材料，把握时代精神，使当年的西安事变更典型、更集中、更生动地再现在舞台上。
当痛楚悲愤的《流亡三部曲》的普乐徐徐升起，舞台上出现了国土沦丧，东北同胞到处流浪的凄惨的生活图景时，一个重大而严峻的问题提到了观众面前：中华民族面临国难，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怎么办?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日政策究竟谁战胜谁?这一引起千百万人关注的问题骤然形成全剧矛盾斗争的中心线索和戏剧悬念。剧作者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线索，独具匠心地安排了人物之间的关系，铺排了剧情，一面挥笔疾书矛盾斗争发生的壮阔的典型环境，一面又精雕细琢地刻画交织在矛盾斗争中的各种类型人物形象，便矛盾斗争环环紧扣，步步深入，人物形象随之清晰明朗，构成了全剧波澜壮阔的具有史诗规模的雄浑的艺术特点。
剧本没有把西安事变写成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虽然，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他们是事变的中心人物。但是，剧作者却能清醒地认识到左右事态发展的决定因素，并且导致事变沿着正确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是毛主席的通盘指挥和周副主席的身临斗争。剧本通过这个历史题材，十分突出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歌颂了周总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丰功伟绩。这—点，表明剧作者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能够透过五光十色的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也显示出剧作者坚定的阶级立场，明确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才能。
《西安事变》的作者怀着无限崇敬的深情努力塑造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形象。
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在戏的最后一场才出现，但是，这个戏的整个艺术构思都是在表现毛主席的思想、战略、精神和性格的。说明毛主席是引导这场斗争取得胜利的决策人和指挥者。毛主席关于陕北人民使唤毛驴上山驮东西的那段话，寓深刻的政治哲理于风趣的比喻之中，意含双关，妙语惊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气魄和胸襟，以及毛主席特有的开朗诙谐的性格特征。
《西安事变》的作者努力塑造了周副主席平凡而又伟大、朴素而又高尚，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而又干练、潇洒的艺术形象。剧本充分描绘了当时国家危亡、群情激愤、政治动荡、瞬息万变的典型环境，在这尖锐激烈的斗争旋涡中显示出周副主席的坚定性、灵活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质与胆略。而周副主席力挽狂澜，排除艰险的政治活动，又使恶变的典型环境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就在这环境与人物相互作用的艺术表现中，周副主席的伟大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在陕北高塬，东北军围攻红军，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罪恶表演。周副主席下令停止追歼逃敌，是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剧作者通过剧情的必然发展和人物的不同命运，深刻地揭示了两种政策的本质分野。关海涛与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的家人相聚，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关大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和发展变化，贯穿全剧，成为一条不可缺少的线索。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既是时代苦难的见证，又增强了戏剧气氛。周副主席亲切关照关大爷，又以关大爷的不幸遭遇说服教育东北军弟兄；周副主席把枪和子弹还给关海涛，“希望从这三发子弹开始，一切火力都用在抗日战场上”。关海涛的觉醒又促进了张学良的爱国行动；周副主席亲手采了一束腊梅要献给为抗日爱国而被关押的小牛的妈，并且拿了自己的大衣要小牛带去接妈妈。这些细节生动深刻地表现了周副主席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胸怀，以及他平易近人，质朴可亲，与人民群众呼吸相通、血肉相连的个性特征。
随着矛盾斗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剧作者从各个侧面不断地丰富着周副主席的形象。例如在张学良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周副主席突然背诵了张学良将军的两句诗，并赠送他两句鲁迅先生的诗，表现了周副主席学识的渊博，也为剧情的发展埋下了伏线，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很好的铺排，点明了事变所以必然会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力量所在。
张、杨捉蒋之后，形势发展更复杂化了。蒋介石死不接受八项条件；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打着“营救”的幌子，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而取而代之；山西军阀阎锡山大耍滑头；托派分子以极左面目出现，扇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张、杨两将军象是“抓了个刺猬，拿起来扎手，搁下又怕跑了”。这就很自然地使他们想到邀请共产党，请共产党来收拾这种局面。矛盾斗争发展到这里，说明逼蒋抗日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结果，而怎样处理蒋介石，又必然要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无比的威力。周副主席肩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亲临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才拨开了张、杨眼前的迷雾，使他们感到“天塌不下来了”。周副主席明快果断，分析入微，以祖国前途为重，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
周副主席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斗争的那场戏，是两种对日政策矛盾斗争的顶峰，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是剧情发展的高潮，也是全剧一切矛盾斗争的集中点。周副主席一见蒋介石，就在爽朗的谈笑中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周副主席说：“蒋先生，我这个头，可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蒋介石回答说：“我也不是把这话当作玩笑来听的”。周副主席的话，重似千钧，是痛斥，是揭露，势如破竹，无比锋利，使蒋介石心神发抖。接着，剧作者层次分明、缓急相宜，步步激化地安排了这场矛盾斗争的情节。蒋介石以武力威胁，多次伺机反扑。然而，周副主席却看穿了他虚弱的本质，沉着坚定，机智灵活，抓住时机给以有力的反击，从一九二七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尖锐而深刻地历数了蒋介石这个反共老手的大量罪行，痛快淋漓地反驳了蒋介石的无耻谰言，使蒋介石无言以对，败下阵来，不得不接受和平谈判。
在刻画周副主席的形象时，剧作者着重表现了周副主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无限忠诚。他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和决策，随时向毛主席请示报告。他用毛主席不计个人恩怨，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张和平谈判，释放蒋介石的感人事例，对东北、西北军官兵和各界人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在延安机场上，毛主席要他给群众讲话，他还是请毛主席讲了话。通过这些艺术情节，使我们看到周总理是那样尊重和热爱毛主席；他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组织观念强，不居功，不骄傲，谦虚谨慎，具有一个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切美德。
当然，艺术创造是无止境的，我们热情希望同志们砥砺志气，精益求精，不断加工修改，使这个题材重大的剧目，在歌颂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宣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为今天的现实斗争服务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原载《新疆日报》）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