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角色创造
洪涛
话剧“西安事变”是一出革命历史正剧。在这种体裁的剧本里出现蒋介石是第一次，我扮演这个角色自然也是第一次。创造这个形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借此机会，写一点心得，以求得更广泛的批评和帮助。
应该怎样塑造蒋介石的形象?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有过不少揭露、讽刺蒋介石罪恶活动的活报剧，还有华君武同志笔下的蒋介石漫画，都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个骨瘦嶙峋、光光头、尖下巴、高颧骨、两额深陷还贴着膏药、胆小如鼠，丑态百出的形象。也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蒋介石是旧中国的独裁统治者，是中国的希特勒。具体点说，就是要求要象电影“攻克柏林”里那个傲慢、疯狂易怒、歇斯底里的形象。
从历史真实来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扣押蒋介石开始，所展开的“杀蒋放蒋”的冲突，直至周恩来副主席和蒋谈判成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经历了多么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的斗争啊！很难设想，敌、我、友三方会围绕着一个漫画式的小丑而行动、而斗争。《西安事变》剧本的诞生，首先是为了歌颂党中央、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歌颂周副主席为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同时也歌颂了全国各族人民、各界人民奋起救亡图存的伟大群众运动。丑化了蒋介石，或歪曲了这个形象的真实性，就会有损于三歌颂，也有损于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从正剧的体裁来要求也决不能出现一个漫画式的人物。一副优美的山水画里出现用漫画手法勾勒出一个人物，那是多么不协调、不伦不类啊!同样，话剧《西安事变》里把蒋介石漫画化，观众立即会感到虚假。
蒋介石的确是旧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但他不是德国的希特勒。当时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蒋介石的独裁也应从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研究，他是带有浓烈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特色的独裁者，生硬地把蒋介石往希特勒的套子里装，必然会导致违反生活真实，降低演出的思想性。
我们——作者、导演和我一致认为，创造蒋介石的形象，只能遵循一个原则：从生活实际出发，从历史真实出发。
《西安事变》剧本写了蒋介石两场戏，第六场“事变”之前，是他叱咤风云之时；第十一场“事变”之后，是他作阶下囚之际。两场戏的规定情境不同，但前后呼应，把他阴险、狡诈的复杂性格写得很丰满，给演员的再创造提供了很坚实的基础。我创造蒋介石这个角色的准备工作是从钻研剧本台词开始的，开始我不能理解蒋介石的行为逻辑，当我反复地阅读，细心地研究他的每一句台词时，我才逐渐理解了蒋介石的许多最隐秘的思想活动。也只有在我了解到我的角色的内心行为逻辑时，我才对创造这个角色有了信心。但这对创造形象还是不够的，剧本提供的东西毕竟是太少了，大量的工作需要演员去搜集和掌握更多的历史资料。只有看见了形象，才能创造形象。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创作探索，它贯穿于排练、演出的全过程。我们曾多方面的访问了较熟悉蒋介石生活的人，据介绍，蒋介石一生处心积虑，是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但是他从没有亲口说过杀掉某某人的话，也从没有亲笔签署过一张杀人的条子，说句笑话，即便有现代窃听装置也抓不住他的罪证。他要杀掉某人，只是反感地敲敲桌子，其亲信就会按他的意图把人处置了。这种生活素材是宝贵的，它促使我向作者、导演提出修改下面的一段戏——
第六场接近尾声时，蒋介石的亲信白少宽递交了一份名单：
白少宽 委座，这是东、西北军中所有同情共产党分子的名单。 (递名单)
蒋介石 剿共动员令下达后，全部杀掉!
如果完全按生活真实，只“敲敲桌子”观众是不会理解的。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略略加工，删掉“杀掉”两字，代之用手势一挥，实践证明，观众是理解的，其效果比赤裸裸说出台词会更阴毒一些。这仅是一个细节的处理，主要的是它提供了蒋介石的性格核心——阴险。这是和希特勒绝然不同的性格特征。
当然，性格并不是形象的全部，但它是形象的基础，还有很重要的一面是它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者要把它变为殖民地，除了依靠它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之外，它还竭力扶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作为它统治中国的支柱。他们援助过清朝政府来扑灭太平天国的革命，支持过袁世凯来绞杀辛亥革命，后来各个列强又从中国军阀里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最终他们发现所有的代理人，在中国革命运动面前都成了短命鬼。帝国主义列强就采取了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寻找它的同盟者，而蒋介石就是这时应运而生的最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代表。剧本第十一场，周副主席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
周恩来 我记得，蒋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宁汉合作以后，东渡日本的。
蒋介石 其中原委你知道，我下野了。
周恩来 我们不否认，你和汪精卫之间有矛盾。但主要的是，你想去取得日本的帮助。 因此一到东京，你就结识了大特务头子头山满，而且亲笔提了“亲如一家”四 个大字。
蒋介石 ……
周恩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和宋美龄女士结了婚，而且信奉了基督教。我没记错吧!
蒋介石 怎么连这些生活琐事也要作为你们治罪的根据?
周恩来 在你说来是生活琐事，在我们看来政治目的很鲜明——从那个时候起，你就脚 踩着日本，手攀住英美，开始作起几家的买卖来了。
他信奉了基督教，并不妨碍他尊崇孔老二遇到需要，他也进到佛寺，顶礼膜拜。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他吹捧为安身立命的经典，但也不影响他拜在青红帮的门下。革命高潮时，他混进革命阵营，革命低潮时期，他就躲在上海滩做起交易所的经纪人。总之，凡是中外反动腐朽的东西都能集于他一身。可以说他是一个复杂、矛盾的混合体，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却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投机、钻营、欺诈、虚伪是他的本质，强烈地对财富、权利的占有欲，是他主要的生活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继承了历代反动统治者的经验。“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指导他行动的准则。为了这一切，第六场里对张学良施展阴谋伎俩，毫不犹疑地将特务苗忠的生命变成为自己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对苗忠这个亲信，在蒋介石的眼里是鄙视的，苗忠只不过是一条狗，而一条忠心耿耿的狗，主人对它还是有感情的。另一方面“张学良桀傲不驯，杨虎城老谋深算”是早有二心的人，他为了蒋家集团的“事业”，不得不杀掉心爱的忠实走狗，耍一出“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丑剧，来迷惑他所恨的人。这就是为挽救“剿共大局”，蒋介石所作的牺牲。当枪毙苗忠的两声枪响时，他无力地瘫于沙发上，他对杀死苗忠是惋惜、是内疚也是痛苦的。我觉得有了这种矛盾感情，蒋介右才是一个活的人，如果没有倒是不可理解的。正因为对苗忠有着这种爱的感情，才更激起他对张、杨的恨，当参谋长白少宽提到苗忠不该处死时，正触动蒋介石的内疚心情。然而他是一个独裁者，不能在这些无名小辈面前接受指责，他马上转用另一种态度来掩饰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辩护，愤怒地喊着：“我用一个苗忠换取两个一级上将和他们的几十万军队！”他的右手伸向空中抓着，象一个溺水者挣扎着企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然而落空了，他无力地伏于茶几上。他虽然对张、杨临别前又换了一副面孔，表现得亲切无间，并表示他依然要参加晚宴，但是，能不能安抚住张、杨，他心里是茫然而空虚的。因此他恨张、杨，恨一切人，当听到同情共产党分子的名单抓到手了，他阴狠地把手一挥，这样多少人的生命就在他的手中断送了。我——作为一个演员非常憎恶他，我就狠狠地鞭挞他，无情地，毫无保留地揭露他——“阴险的政治流氓。”但是我还要说他——蒋介石应当有爱有恨，因为他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鬼。他的爱和恨归根到底是从维护他自己和他那个反动小集团利益出发的。剧本最后一点写得好，他告诉白少宽“苗忠要厚葬，另外，以我的名义绐他的家属抚恤金两千元!”是忏悔吗?不，是最大的虚伪。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在绐眼前活着的看。“委座是多么关怀下属啊!”他又在拢住另一条走狗白少宽了。
第十场和周副主席的会见，是一场紧张难演的戏，他虽然变成了阶下囚，他还仗恃着他的军事实力，拒绝和张、杨谈判。当宋氏兄妹带来何应钦要加害于他取而代之的消息后，他确实是动心了，难道只有答应八项条件的一条路吗?他揪住自己的胸口疲劳而痛苦地呻吟着：“那我还算什么领袖”，但刹那间就恢复了正常，他毕竟曾是一个交易所里精明的经纪人，善于买空卖空，在困难局面下，他宁可孤注一掷也不肯轻易认输，他妄图采用军事讹诈的手段来镇慑住张、杨，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可万万没想到周恩来副主席会亲临西安，当张学良一声报告：“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先生来看你!”蒋介石感到脊背发凉，立脚点已经不稳了，对他来说周副主席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懂得周副主席的内在力量，他尽力掩饰自己的恐惧，以最大的毅力控制着颤抖的双手系上马褂的纽绊，虽然挺直着身姿，表面上保持沉着，但内心战栗着难于控制，他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了。当周副主席说出：“我这颗头可是从你的屠刀下滚过来的。”象一声炸雷震憾着蒋介石，他的双手痉挛地扭在了一起。做为演员我一面以蒋介石的生活逻辑而生活着，一面还应当完成创造角色的技巧，我始终控制着自己不要越过表演的分寸，因为蒋介石在生活中是很骄横的，他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善于控制自己的一套本领，蒋介石这方面的表现愈顽强，愈能显示出周副主席开阔的胸怀，高洁的气质和宏伟的气魄，以及他那坚定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这一场戏是全剧的高潮，行动线就是“逼蒋抗日”。蒋介石虽然使尽了推、拉、赖、滑、诈等手段加以对抗和反击。但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周副主席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有力揭露，戳穿了蒋的讹诈手段并晓以救国大计等等，逼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起“攘外必先安内”的准则，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条件。但是，蒋介石的心是随着剧情一层层地在撕裂着。周副主席走了，对蒋介石这样一个专横、狡诈、自信心顽强有力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次心灵上致命的创伤，随着舞台灯光的熄灭，他的头垂下来了。作为演员，我知道这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悲剧，这也是他所赖以生存和维护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趋向解体了。他借以生存的法西斯专政政体正在走向崩溃。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他不懂，也不想懂得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等待他们的都将是失败的结局。作为演员我是企图通过形象来表达个人认识的，不知观众同志们理解不理解我的苦心。但是，我在这场戏里所耗费的精力和体力是相当大的，直到闭幕内心也久久不能很快平静下来。
最后，我还需要强调一点，在我的工作过程中，导演、舞台美术各部门的指导、协助是取得一些成绩的很大因素，应当提出的是化妆造型，我团化妆同志，根据蒋介石很多生活照片揣摸造型，在一个泡沫塑料的头套上一针一针地勾织短发，编织胡子、眉毛等等，贯注了不少心血。化妆的成果有助于唤起我创造形象的热情。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些幕后英雄的创造性的工作，才能保证我的工作顺利进行。当然，这个创造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我在继续努力中。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