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踏新路——记甘肃省话剧团《西安事变》的创作和演出
祖伯光 周德广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引自《天安门诗抄》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然而这无穷的思念却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在这无尽的怀念中，人们多么想再见见周总理啊!人们的这种愿望终于实现了。由甘肃省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以周总理为主角的大型话剧《西安事变》公演了。它—出现，整个社会轰动了，人们争相观看。这个戏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公演以来，先后在兰州、北京、银川、乌鲁木齐等地演出一百六十多场，场场满座，盛况空前。文艺界的同志评价这个戏说：气魄很大，胆子很大，决心很大，把周总理作为戏里的主角，让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同时出现在舞台上，让敌、友、我三方主要代表人物都登场，这在我国现代话剧中是一个创举。
《西安事变》剧组的同志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在文艺创作上别开了一个新生面，踏出了一条新路。
肩负起历史的责任
“话剧《西安事变》是全国人民用缅怀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泪水浇出来的!”
我们来到甘肃省话剧团更加感受到了这一点。不论走访剧作者，还是导演、演员，首先和我们谈的都是对“三老”的缅怀深情。
那是一九五六年，甘肃省话剧团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话剧汇演，演出了《在康布尔草原上》。周总理看了演出后，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同他们畅谈了九十多分钟。从剧团的历史到每个同志的经历，从演出到生活，总理仔细的询问，热情的鼓励，具体的指导。接着，周总理把《在康布尔草原上》又推荐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怀仁堂，周总理又陪同毛主席观看了这个戏的演出。以后，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还观看了这个剧团先后在北京演出的《雪山风云》、《滚滚的白龙江》、《远方青年》、《天山脚下》、《教育新篇》等话剧。又多次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西安事变》的作者程士荣、郑重、姚运焕、胡耀华、黄景渊同志说，要写周总理，这是我们多年来的宿愿，周总理对全国人民，包括对我们剧团的巨大关怀，是永远难忘的。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多么想在我国戏剧舞台上象苏联早期电影那样，塑造中国人民的领袖啊!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年月，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省的代理人，不让我们悼念周总理，连我们给邓颖超同志的唁电都不准发。我们义愤填膺，为什么不准人民悼念自己的好总理?
人们的意愿被蹂躏了。扮演杨虎城的六十多岁的老演员李最，谈到这里竟泣不成声。他说：“我没有更好的语言来概括周总理的一生，周总理的一生是同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一生，永远是我们的骄傲。我老想，要是“四人帮”得逞，我们党的历史就要改变，周总理的形象将会被诬蔑成什么样子啊!今天我们参加演出《西安事变》，很高兴。我一演戏就好象站在了周总理跟前，感到特别亲切，总觉得他还活着，就止不住眼泪直流”。
当谈到在舞台上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形象时，剧作者程士荣的心里就象点燃起一团烈火。他从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到延安参加民众剧团的时候起，是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他深情地对我们说：“为什么要写《西安事变》?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有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感情和愿望，通过写《西安事变》，要写毛主席，要写周总理、朱老总。不写我们心中就感到不安；不写，我们就感到对不起“三老”，不写，我们就感到是自己最大的失职”。
对“三老”的爱，对“四人帮”的恨，成为他们创作《西安事变》的巨大推动力。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当有人阻挠他们写《西安事变》的时候，几位作者与之进行了竖决斗争，硬是争来了创作权利。有人不准写“三老”，他们决心闯过去，不怕再次被打倒。为了创作好这个戏，他们日夜兼程走访了许多熟悉这段历史的有关人士，历尽千辛万苦，翻阅了数以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和照片。许多革命老前辈和文艺工作者听说他们要写“三老”，倾满腔热情，主动提供情况、资料。有的彻夜相谈，禁不住老泪纵横。剧作者被亿万人民投掷到了感情的大海，他们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勤奋命笔，仅用半年时间就拿出了《西安事变》的初稿。当全团演导人员听了初稿朗读后，立即沸腾起来。大家眼里噙着泪花。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立即投入排练，一定要把这出戏演好、改好。一度被“四人帮”搞得四分五裂的剧团，很快在讴歌“三老”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了。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就把这个十一场大型话剧搬上了舞台。
打破神化的禁锢
幕徐徐拉开，起伏迭宕的剧情，光采照人的“三老”形象，吸引着广大观众。人们热血沸腾，眼含热泪，不能自制……《西安事变》在首都的一次演出中，一位老剧作家在合幕之后，激动地走上舞台，向着演员们深深地鞠了两大躬，连声说道：“谢谢同志们!谢谢同志们!”
这位老剧作家为什么这么衷心感谢甘肃省话剧团的同志们?就是因为这个剧团在创作上表现出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在塑造“三老”和众多的历史人物中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一年多以前，《西安事变》的剧作者们刚刚投入创作的时候，写领袖人物还是个禁区。那时他们决定把周总理作为主角来写，同时在舞台上再现“三老”的形象，这确实是要有一点胆量的。我们曾问剧作者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回答是：按照生活的真实去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写。
剧作者们向我们讲述了这段创作过程。他们开始收集材料时，有人曾问他们：“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你们是写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没有回答，觉得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需要调查研究。后来，他们经过到北京、天津、大连等地的调查访问，占有了大量的材料，经过一番追根溯源的研究，搞清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本身来看，促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国际国内因素很多，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而执行这一政策的第一线人物是周总理，周总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就使他们下了决心：以写共产党为主，写周总理亲赴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主，来歌颂周总理超人的才干，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敌、我、友三方均围绕这一主线开展矛盾冲突。同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作用，对张、杨二将军的功劳，也围绕这一主线，加以充分的表现。
究竟怎样写周总理，写毛主席呢?是按着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把领袖神圣化、神秘化、宗教化那一套去写，还是把领袖放在群众中，当人来写?剧作者程士荣、郑重、姚运焕等同志，对于把领袖人物神化的作法，深恶痛绝。他们从毛主席、周总理光辉的一生中认识到，毛主席、周总理总是把自己紧紧地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是置身于群众之中，关怀人民，热爱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的。每当群众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象见到了亲人一样。这充分说明他们不是“神”，而切切实实是群众的一员。如果把领袖当神来写，势必歪曲领袖形象。不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他们想写毛主席、周总理时，坚决摒除了把领袖神化、偶像化的一切痕迹，坚持在典型环境中，塑造有血有肉的领袖形象。
大幕拉开了。从第二场起，可亲可敬的周副主席说服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谈判等典型环境中看到了周总理非凡的智慧、才干和胆略，而且还从周副主席见到东北流亡群众流泪，为小牛摘梅花，叫他去迎接出狱的妈妈等细节中，看到了总理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这就使观众好象真的见到了天天想念的周总理。
谈到这些细节，扮演周总理的演员郑世和同志激动不已，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噙着泪水说：“戏以情动人，扮演总理，如果不以情动人，就会把领袖人物偶像化。‘四人帮’时不要说演领袖人物，就是演所谓的英雄人物，也神化得不得了。在强灯光照射下，驾临于群众之上进行说教。这样的英雄没有人的感情，象个‘瘪三’，令人厌恶。”他说，演领袖人物是演成神还是人，主要看感情，看细节。第二场戏中，周总理感情起伏很大。如当周总理抚摸着从东北流亡来的关大爷的孙女小凤时，感情很激动，但又控制着激动，当激动到不能控制时，怎么办?起初把握不住，便去阅读许多怀念周总理的文章。有一位烈士的女儿写道，她的父亲被敌人惨害之后，周总理见到只有八岁的她的姐姐时，摸着她姐姐的头，说：“可怜的孩子!”说话时流下了眼泪。我读那篇文章时，并没有感到有损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反而使人感到他亲切、伟大。我在演周总理抚摸小凤时，悄不自禁的掉下了眼泪，这就极大地感动了观众，效果很好。总理的感情是极为深邃的。犹如长江流水，宽广深沉。如果不深刻领会，有半点装腔、骄柔，都会损害总理形象的。
导演刘韧谈到如何塑造周总理以及毛主席形象时，谈了这样一段过程：开始，第二场总理一出场，我们企图把总理形象处理得“高大”些，用了强烈的音乐，热调子的红光，托到高坡上，再走到舞台前端，站到最高的台阶上，对战士们讲话。后来我们很快发现，这个所谓“高大形象”，恰恰是“四人帮”的“三突出”、“三陪衬”、“三铺垫”的流毒。后来，我们让总理一上台就走到战土中间，和群众打成一片，着重细节描写。这样处理，周总理平凡而伟大的光辉形象就立了起来。刘韧同志还说：“同样，毛主席的出场，按照过去就是红日东升，波涛汹涌，松柏参天，音乐聚骤，这完全是神化的表现。现在我们按照生活和艺术的真实，让毛主席一出场就同群众一道走出来，而且考虑到演员侧面特别象毛主席，就让主席侧着观众走到舞台上，先从形似上让观众接受、相信，这就是毛主席!然后亮相。
谈到这里，扮演毛主席的演员高信生说：“我是自告奋勇扮演毛主席的。我是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的，只要不神化，老老实实地理解毛主席的思想，研究毛主席的性格特点，从形似开始，进一步达到神似，演出一定能获得成功”。他说：“毛主席是最后出场的，只有一段台词，能否说好这段台词，直接关系到毛主席的形象能否立起来的问题。我看了不少有关毛主席活动的影片和文字资料、照片，反复研究毛主席讲演时幽默风趣夹以手势的特点，把它融合在戏中。通过具有特点的动作、讲话、神态，表现毛主席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决胜千里的伟大气魄，现在，大家对我扮演的毛主席形象基本认可，这主要是，把他老人家当人来演，而不是当神来演。”
从漫画化中解放出来
在话剧《西安事变》的众多人物中，别具特色的是，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几个反面人物不是写成漫画式的“鬼”，也是当作人来写。
多年来，在文艺节目中的蒋介石，留给人们的形象一直是光光的头，脸上贴着一块膏药，动作象个小丑。这主要是活报剧的表现手法。《西安事变》一改过去的传统写法，把蒋介石写成了道貌岸然，内心狡诈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领袖。看到这里，有谁不为剧作者和演员们的大胆创作而赞叹呢?
当剧作者把活生生的蒋介石要搬上舞台的时候，他们确实想过，过去在一出话剧中，因在敌人住处挂了蒋介石的头像，曾受过多次批判。这次要演蒋介石，确实需要拿出胆量来。他们坚信：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正确的文艺创作观点，刻画好蒋介石这个反动头子的形象，人民是通得过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剧作者和演员们都风趣地说：这好比下棋。棋盘上不是写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吗?一个高手和一个低手下棋是下不起来的，也显不出高手之高。如果我们不写蒋介石，或把蒋介石漫画化，那怎么显出周总理的卓越才干?过去，在“四人帮”文艺模式下，一些文艺作品把反面人物写成连小孩一看都知道是坏蛋的小丑，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反面人物简单化、脸谱化了，只会麻痹人民，糟蹋艺术。
导演刘韧谈到对蒋介石的塑造时说：按着“三突出”的帮论，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不能平起平坐。反面人物不能在舞台中心作戏，不能打亮光。在舞台上越不象人越好。其实这是反生活的，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说：“我们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独裁者，是周副主席的主要对手，应该用正剧体裁处理蒋介石，才能更深刻地揭示、暴露他内心的丑恶和反动本质。
在这一点上，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洪涛有深切体会。开始排练时，有人劝他去向演过活报剧中的蒋介石的一位老演员学学演技。也有人建议他把蒋介石演成希特勒式的人物。他反复研究剧情，翻阅有关资料以后，他觉得，如果把蒋介石小丑化，引起哄堂大笑，会使严肃的斗争简单化；如果演成希特勒，那样会脱离中国的历史真实。只有按着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内在地刻画蒋介石，才能把他的形象在舞台上立起来。
说到这里，洪涛同志亲自给我们表演起来。这是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哭谏”蒋介石，要求不抗日的一场戏。蒋的忠实奴才苗忠进来诬告张学良私通共产党。蒋介石为笼络张学良，却出人意外地把苗忠杀了。当张、杨二将军离去以后，蒋抱着头颓然倒在太师椅上。这时敌“剿总”副参谋长白少宽大有物伤其类之感，叹息着走进来。蒋介石一个侧目光看出白神色不对，惨然地说：“苗忠要厚葬……”白少宽并无甚反映。蒋眼神一转，又补充说：“另外，以我的名义给他的家属抚恤金二千元……”通过这些细节，淋漓尽致地表现蒋介石政治流氓的手腕：生者为我们驱使，死者也为我所利用。
这样对蒋介石的一系列的细腻刻画，为成功地塑造周总理作了铺垫。在周总理与蒋介石会面时，蒋介石虽然已成阶下囚，但他还要“困兽犹斗”，拿出“领袖”的架子来。周总理义正词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十年内战的罪恶，只说得蒋介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要使蒋介石这个老奸巨猾的大政客接受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谈何容易!周总理的才干过人，他看清了蒋介石有亲英美的一面，坚持揭露、痛斥了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讨伐阴谋，一下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他心神发抖，在宋氏兄妹的督促下，不得不低头服输，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作者正是准确、深刻地把握了在特定条件下，人物的心理活动，活生生地勾勒出了蒋介石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衬托出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
另外，在刻画宋美龄、宋子文这两个人物上，剧作者和演员同样以唯物主义者的态度，给予历史人物以正确的评价，没有简单的漫画化。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中对于促进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是起了某些积极作用的。剧中在表现他们时，既写出了他们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本质，也写出了他们在特定条件下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所做的贡献，令人观后信服。
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起来
要把四十二年前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真实地艺术地再现在舞台上，一方面，它要求在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上是真实的，一方面，它又要作者运用大手笔，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敌友我三方众多的人物，和牵动社会各阶层的风云变幻的斗争集中典型地表现出来。这就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文艺创作上的问题摆在了作者们的面前：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
剧作者和演员们以高超的艺术才干，大胆地加以创新，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他们首先做好第一位的工作，从剧作者到演员对历史事实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翻箱倒柜，真正熟悉这一段历史和每个人物，从中能讲出许多动人的故事来。使戏剧的主要情节、人物的性格都力求做到有历史的真实感。但他们反对象照镜子一样的照搬，坚持在事实的基础上，使笔墨驰骋，大胆地进行想象和艺术加工。这样就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水乳交融，巧妙贯穿在剧中。正确地宣传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订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正确地表现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正确地评价了张、杨二将军的作用。使艺术家觉得它有戏，符合艺术的真实；史学家又觉得它真实可信。
剧作者例举了两场戏的处理，说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重要性，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场是周总理与蒋介石谈判，这是全剧的得意之笔。历史事实是，周总理并未与蒋介石谈判，而是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直接谈判的。周总理与蒋介石的会面是在达成协议之后进行的一次礼节性的会面。如果拘守历史，那就不会有这场戏。但在“西安事变”中，总理争取、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蒋介石，这是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决定的。周总理与宋氏兄妹谈判，实际上是与蒋介石谈判。于是，作者大胆地安排了周总理与蒋介石谈判这场戏，创造性地把这次见面作为两个阶级代表人物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来处理，并把周总理与蒋介石作斗争的许多事实都浓缩到这场戏中。这样处理，使全剧的矛盾冲突更集中，更典型，更扣人心弦，更加鲜明地塑造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刻画了蒋介石虚弱狡诈的面目，揭露了亲日派的阴谋。
在戏的尾声中，毛主席出场后，以陕北农民赶毛驴作比喻，说明我党逼蒋抗日的政策，非常风趣而深刻。事实上，毛主席到延安机场迎接周总理胜利归来时，并没有讲这番话。剧作者们想：既然毛主席这样讲过，那就完全可以这样处理。实践的结果，这样处理既把全剧进一步推向高潮，又点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人是毛主席。使毛主席仅仅在出场的五分钟里，一下子顶天立地地站立在舞台上了，并进而使人想象到全剧中处处有毛主席。其艺术手法之妙，恰是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的结晶。
鲁迅早在六十年前就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话剧《西安事变》的创作道路也正是从“四人帮”曾经禁封的文艺园地里践踏出来的。尽管它还有待于要进一步加工提高，它所提出来的文艺创作上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但它体现出来的那种极可宝贵的大胆创新精神，永远闪烁着光芒，启发、激励着更多的文艺战士，在尚未开垦的荆棘地上开辟道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新长征的文艺作品来。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