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十一、事变后的欧美之行
米暂沉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处理，表明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继扣留张学良之后，他又开始对杨虎城采取了一步又一步的紧逼。在蒋的压迫下，杨被迫“辞职”，出国“考察”军事。在报复张、杨这一点上，应当说蒋介石是一个“胜利者”。
杨虎城刚刚离开祖国的土地，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作为炎黄的子孙，他在海外竭尽全力进行了抗日和反国际法西斯的宣传；作为杰出的爱国将领，他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走上抗日的沙场。
辞职出国 杨虎城遭报复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东北军发布《致西北同胞别词》。其中说：“西北的父老兄弟，过去对我们十分爱护，并给我们许多的指导与赞助，这正可证明对我们的历史记忆得如何清楚，对我们的内心认识得如何透彻，所以我们应该以十二万分的感激与钦佩致其敬意，同时我们也深深了解西北的父老兄弟，对我们是怎样地期许。对你们的盛意，我们不敢以空言图报，也不忍以空言图报。我们今后决将以埋头苦干的精神，训练自己，充实自己，期望在最短期间，成为国家的劲旅，以备将来在政府整个国策之下效命于国际战场之最前线，用以报答你们前此的隆情高谊。这是我们的天职，也正是我们的内心要求，但是你们无形的鼓励，更使我们不能不加倍努力。……我们希望与亲爱的西北同胞，都要打叠起一切悲观，消除了一切苦闷，大家一致地努力为国家民族的光明而奋斗。”这一告别词，真实地反映了东北军广大将士在西安事变前后与西北军民所建立的诚挚感情，也反映了他们对驰骋抗日沙场的热望。
三月七日开始，原驻陕甘的东北军纷纷东调，至四月中旬已全部调出陕甘。蒋介石为了瓦解东北军，让他们分驻于苏北、皖北、河南等地，隶属于几个指挥系统。这次大调动，较之一九三五年东北军开往陕甘时的情形已大不相同。那时东北军还是一个整体，有张学良的统一领导，部队也较多，尚可各方呼应，互相照顾。而此时张学良的被扣，给东北军造成极大的心理上的损害；不少人又在“剿共”战场上丧生，留下一些无人过问的孤儿寡妇；部队被分成几个部分而受制于人，东北军的体系已被打乱，已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并与蒋对抗了。乙案中所规定安排东北军中一人做安徽省主席也没了下文。七月初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军的几个军被蒋介石调来调去，分割使用，很快便七零八落。没有几年，在抗日战场上，便很难再看到东北军的番号了。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在各地方实力集团中，是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支部队。就其装备和训练而言，也都是比较优良的。特别是广大官兵具有亡乡丧家的切肤之痛，抗日的激情高昂，使用得好，是可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果蒋介石稍具公心，让张学良出山指挥东北军作战，无庸置疑，东北军一定能够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然而，即使抗战全面爆发，蒋也未能根本改变其视杂牌为异己的观念。更何况他为了个人泄私愤，宁可使抗战受到损失，也扣张不放，致使这支几十万人的部队逐渐被肢解消灭，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蒋介石当然也不会轻易地放过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但因为十七路军的实力原来也不过六万人左右，西安事变中冯钦哉的一个军叛变，后又有警三旅、四十九旅一部分投靠了南京，另立旗号，余者也不过三万多人，这在蒋介石眼中尚构不成什么威胁。因而，对十七路军的部队只是限令孙蔚如任军长的三十八军编为两个师，并撤销了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而已。蒋报复的中心是对杨虎城个人来的。
三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虎城主动地去见他，以便“恢复感情”。杨虎城于三月二十八日到杭州，和蒋见了两次。第一次见面时，在座的有宋氏兄妹、邓宝珊、于学忠等人。这一次蒋介石主要骂张学良，让杨虎城听。蒋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服从领袖。现在他的行为如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汉卿也没有军人品格，打不赢共产党，就投降共产党；他还讲打日本!如果打不赢日本，他还不是投降日本吗?这算什么军人!”说到这里，蒋声色更厉，接着说：“他的部队正在前线牺牲的时候，他秘密飞到陕北和敌人讲和，这怎么对得起部下，又怎么对得起长官!”蒋越说怒气越大，这时宋美龄拿来一盘苹果，分给在座的各人。并有意插言，暂时冲淡了紧张的空气。稍停片刻后，蒋又对杨虎城说：“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着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蒋对于学忠也说了一套，说到唐生智如何背叛他，他又如何起用唐，信任唐，意在表示他的宽大，使杨、于解除对他的戒心。谈了两三个小时之久。
第二天，蒋约杨虎城单独谈话，内容分两点：一、问杨对十七路军部队的安置有什么意见，杨虎城说：“没有意见。”二、蒋问杨虎城：“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杨虎城还没来得及回答，蒋接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启程的时间暂且不定，可以从容准备。”杨虎城当面只好答应了。据杨虎城事后谈，蒋的这一手他是预料到的。
蒋介石对杨虎城的第二手是布置特务蓄谋暗杀。因为西安事变刚刚结束，采用过于露骨的谋杀手段，对蒋是不利的，所以这种谋杀是打算通过第三者来实现的。就在杨虎城于三月底前往杭州见蒋的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即中统)的特务头子季源溥，在南京找到当年坚守西安时因主和而被杨虎城枪毙的西安大绅褚小毖之子褚龙吟，把他关在一个秘密处所，给以特别优待，并安排陈立夫接见他，极力鼓动褚龙吟为父报仇。并明确告诉褚说：“事情有人去干，只要你将来出面承认是你因报父仇而干的即可。”褚龙吟虽是个文弱书生，却颇有正义感，回绝了特务。特务们见阴谋难遂，于是经过一番恫吓之后将褚放出。褚龙吟不敢在南京再住下去，便逃回他的家乡陕西富平县乡下暂住。特务们还策动甄士仁(杨虎城入陕后为杨虎城枪杀的地方武装的首领)的女儿甄芝彦，借父仇对杨虎城进行谋害。适陕西旅沪进步学生彭毓泰在潼关与甄相遇，闻知此事，晓以大义，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的策动。由于褚、甄二人以国家民族为重，使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杨虎城从杭州回到陕西后，召集十七路军团以上的干部讲了一次话，宣布他将辞职出国，并说国家民族利益是大事，个人去留算不了什么，勉励大家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努力。
蒋介石先是电催杨虎城立即无条件辞职。四月十六日，蒋致顾祝同铣酉侍参溪电，又催杨虎城离陕出国，原电云：
(前略)总之虎城如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蒋自称，下同)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望其能在本月内来沪，中当派员为之筹划一切也。
蒋介石之威胁手段，跃然纸上。
杨虎城于四月二十七日致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感电：
窃职赋性颛蒙，未谙学术。夙禀匹夫有责之训，信仰本党主义，廿年奋斗，始终弗渝。屡荷国恩，迭畀重任。方冀竭其棉薄，勉图报称，乃以材疏智短，丛集愆尤。复以去岁西安之事，因虑民族之论胥，遂昧行为之操切。纵中枢鉴其愚诚，原心略迹，仍将励其铅钝，在职则顾念纪纲，惩前毖后，何以自解于袍泽。兹幸仰赖德威，部曲缩编就绪，善后诸凡就理，何敢以待罪之身，忘陈力之义。思维再四，惟有恳请钧座恩准辞去本兼各职，俾得退思补过，图报将来。伏乞鉴核示遵，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蒋介石在威逼杨虎城辞职之后，便立即促其启程出国，可谓一环紧扣一环。四月三十日，蒋致电杨虎城：“接诵感电，情词恳挚，至深嘉尚。所请辞职一节，业已另电知照。并准派兄出洋考察军事，尚希即日摒挡，以赴事功为盼。”五月初，宋子文几次转达蒋的意思，促杨虎城起身。这时，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等人以黄埔学生的身份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陕西各界人士找宋子文；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孙蔚如、赵寿山、孔从周等人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然而都遭拒绝。迫于这种情绪，杨虎城只好准备启程。他离开西安之前，在新城他的私邸接见了十七路军的军官，有人劝杨不要离开部队，更不要出国，他们建议杨虎城住到耀县的药王山，紧靠苏区，就这样与蒋硬抗，以待变化。许权中并自告奋勇要率他的旅担任警卫，如蒋来硬的就与他硬干。杨虎城回答说：“我们这次举行兵谏，是为了改变国策，统一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只要能实现全国一致的抗日，就是把我个人牺牲了，把十七路军牺牲了，我认为都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许多军官，包括一些在十七路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当场都流下了热泪。
杨虎城定于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这一天的早晨，杨虎城要离开西安的消息传遍了全市，驻在西安城郊的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列队向飞机场集中。众多的市民也纷纷自发地赶到飞机场参加欢送。部队和群众在前往飞机场途中，一路高呼“拥护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路旁的市民也跟着喊，群众情绪的激昂，竟像是对南京政府的一次示威游行。约十一时，杨虎城来到了飞机场，在场的群众不断鼓掌和呼口号，其场面之壮观，令人难以忘怀；其气氛之悲壮，使人热泪夺眶。飞机即将起飞时，群众的感情达到了顶点。这样盛大的送别仪式在西安是空前的，表现出陕西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以及对杨虎城的拥戴。杨虎城被这种真挚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谁又能想到，这就是他与父老乡亲们的最后诀别。从此，他再也未能踏上这块养育他的土地。
杨虎城一行到达上海后，为等待办理出国手续而住了一段时间。除了几个同乡以及宋子文、戴笠等几个人外，其他国民党要人和一些熟人都避嫌而不敢前来看望。六月十六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此时，日军对华北的侵略虽已成必然之势，却还未露出即刻爆发的端倪，杨虎城只能择日出国了。
杨虎城飞沪后，西安学联由蒲望文、李连璧、曹冠群等人组织了一批同学，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分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了许多怀念杨虎城先生的热情洋溢的词句，鼓励杨虎城在爱国抗日的征途上继续前进。这个名为《故乡花草》的纪念册，托杜斌丞带往上海面交，杨虎城在出国前夕，看到这些纪念册，激动不已。
杨虎城出国前，他的重要干部都到上海送行。一天晚上，他在祁齐路的临时住所，对赵寿山、孔从周等人就部队的前途做了最后的指示。他先回顾了十七路军的历史，他说：“回顾过去二十余年的历史，我认为，我们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能够跟着时代潮流前进，把我们放在国家民族的需要方面。辛亥革命是这样，靖国军是这样，坚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样。”他接着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捉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你们相处有年，都比较了解，一定要精诚团结，舍此，就会被蒋介石肢解消灭。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也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你们要力争部队参加抗日，共赴国难。最重要的一点，我谈一谈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关系。靖国军失败以后来到陕北，我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们参加了大革命的行列。你知道，我们由榆林南下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千人，但声势很大，打败了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坚守了西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因此直至部队回陕，只能通过(南)汉宸、(杜)斌丞、(杨)明轩他们做些抗日救国活动，并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活动，一步紧跟一步，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却愈来愈严酷。我几经试探，并去石家庄亲自见蒋，要求参加抗战，均遭到拒绝，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因和红四方面军破裂而发生战争，以及张汉民的牺牲，使我非常苦闷……一九三五年，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觉有了希望。及至中共中央毛主席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我曾想过，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要主动地找我们，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可能是从我们以往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考虑的，也会相信我们这个部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因此，又建立了这一次的合作，发动了双十二事变，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彩，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要知道，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介石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们在部队中历史较久，和(魏)野畴、(南)汉宸都很熟，也和(张)汉民共过事，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我们部队内也还有(王)炳南、(阎)揆要等人在，必须保持好和他们的联系。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时部队驻在渭北与红军毗连)，南边(指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话我跟蔚如等人也谈过了。兄弟!你们负有更艰巨的任务，好自为之，十七路军的前途，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这些指示对尔后十七路军部队奋勇抗日，与时俱进继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