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国共携手 实现历史转折
米暂沉
顾祝同于二月九日午率西安行营进驻西安，命宋希濂为西安警备司令。随之而来的以行营政训处长贺衷寒为首的大批特务，和西安原来的特务立即联为一体，进行反共的宣传攻势。他们用大幅白布围绕在西安城中心的钟楼上，写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死灰复燃的企图”的标语。“肃清共匪流毒”、“肃清张杨余孽”、“共匪杀人放火”等标语也四处出现。这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不安，似乎一场大规模的报复就要开始。这时，周恩来同志仍然留在西安，他闻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到顾祝同，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几句话就问得顾哑口无言，只好答应了解一下情况，事后，顾将贺衷寒找去训斥了一通，命其把这类标语撕去。这样，西安的人心才稍微安定一些。
顾到西安后，就派黄杰偕同孙蔚如的代表王宗山及东北军的代表卢乃赓前往三原迎杨虎城，杨虎城于二月十四日回到了西安。
此时，杨虎城最关心的是蒋介石到底能否放弃“剿共”，实行抗日。在派李志刚前往南京、奉化交涉时，他曾嘱李在南京找些熟人谈谈，了解一下南京政府的动态。然而，毫无所获，看不出南京政府有政策转变的准备。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电文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
杨虎城在见到中共中央的这一文件后，十分重视。他认为，蒋到南京后，对六项诺言一字不提，却多次表示可以将张、杨的要求和主张向三中全会提出，因此，蒋介石到底是否改变政策，就要看其在三中全会上的表示了。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类似这种文电只能被蒋介石一手扣下，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根本见不到，更不要说讨论了。杨虎城认为很有必要通过其他的途径将这一文件公之于三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杨虎城决定派马文彦去南京面见于右任。马因事变后曾代表杨虎城和陕西的群众团体去潼关挡了“西北宣慰使”于右任来陕之驾，恐于这次不会接待他，不愿去南京。杨虎城说：“这件事很重要，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没有其他可以借助的人。前次挡于先生的驾，周(恩来)先生说：‘挡也好，不挡也好，于先生是新闻工作者，会宣传。’”接着杨又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很想知道蒋回去后各方的动态，有关方面(指周恩来同志)也希望你去一趟。这次见到于先生，先不必说别的，拿这个东西给他看。”于先生看了这个东西，一定要讲话的。”说着，杨虎城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铅印的文件，即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他随即取过一听香烟，慢慢地旋开盖子，把里边的五十支香烟和围贴在里面的硬纸圈取出来，把那张小传单小心翼翼的贴着内壁放好，然后又把硬纸圈和香烟放进去，盖好盖子，交给即上火车的马。马到南京见于，于开始很气愤，几乎搭不上话。当马把香烟听里的传单交给于时，于先是漫不经心，不屑一顾。当他看到传单内容时，随即表情严肃，面色激动。于右任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真的要抗日哩!早知如此，我当初到潼关后是可以以个人名义去西安了。”马问于知道蒋在西安同三方达成协议，同意联共抗日的事否?于答：“蒋回南京后，就转赴奉化，什么话也没有说，新闻封锁很紧，南京对西安的主张什么也不知道，连张学良在哪里也不知道。”第二天，于把这个伪称是陕西商人在农村墙壁上揭下来带到南京的传单，交给张继，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上全文宣读了。就这样，党的“四项保证”经过这样的途径和方式在南京宣传开了。对被蒋介石封锁消息什么真相也不知道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大员们不能不引起很大的震动，纷纷说共产党真正要抗日了。就连张继这样一个西山会议派的头子，一向以坚决反共知名的国民党中委，也情不自禁地在会场说了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的话。当天下午，马被通知应立即离开南京，以免危险。他就匆匆返陕，向杨虎城汇报。杨虎城听到南京方面还不知道蒋在西安达成的协议，心情很不安，但听到在南京中央总理纪念周上全文宣读了中共中央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喜出望外，连说办得好!
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在会上报告了陕变经过，并拿出纯属虚构的《西安半月记》。会议期间，杨虎城和于学忠提出了提案，重申了西安事变中张、杨的八项爱国主义。原文如下：
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材、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案。
慨自东变以还，我已失地四省，而敌犹军事、政治、经济多方并进，压迫侵略，不遗余力。外假亲善之名，阴收独占之实。我在此五年又五阅月中，非惟失地尺寸未复，而冀、鲁、晋、察、绥五省，平、津、青岛三市与西蒙等地，亦已危机紧迫，朝不保夕。自客冬绥边战起，举国人心愈益骇忿，咸感长此容忍，实无异自促生机，坐待覆亡。虎城等备员党委，忝膺军政之重寄，内察广大民众之迫切要求，外审国际演变之最近形势，深信我国家民族之惟一出路，只有在最近期间实行全国一致、积极抗敌，以此为前提，则实行下列八项办法，实为理论上之必然结论。兹谨胪举，并附简明理由于后：
一、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材、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按集中国力，原为东变以来我政府所屡次揭橥之政治口号，抑亦我国民所渴望实现之普遍要求。顾以限于党治之故，党外尽多有用之才，而对于政府大计，难参末议。以致政府之网罗不广，而国民之疑虑孔多。网罗不广则议难周，疑虑孔多则事必扰，以言集中国力，似难收效。倘使各党人才，均得备位中枢，则是政府困难，初所不知者，今以身亲而得知，初所不谅者，今以身亲而可谅。而地方利弊之症结，民众思想之源流，政府更可洞明一切，运用自如。既增强政府力量，又泯除国民猜疑。而后全国人民庶可在统一强固之政府下，一致对外。此提议实行第一项办法之理由也。
内战之自消国力，人所共喻。今欲外求抗战，须先内求和平。近年以来，我国当外侮凭凌之际，频年用兵，消耗国家力量、地方元气者，已属不少。实则积弱之余，所有国家力量，地方元气，自应力为爱惜，以对内少耗一分，即对外多增一分。故一切任何形式之内战，似有立时并永久停止之必要。此提议实行第二项办法之理由也。
至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四项，俱系根据约法上之民权规定，法文俱在，无庸赘陈。夫人民之爱国言动，苟不超越法律范围，则政府方奖励之不暇，自未便有所遏抑。如因其稍涉激昂，遂施以较重之制裁，则是集中国力虑等空言，而法律尊严且虞扫地。其事似微，所关甚巨。不能不切予注意者也。
总理遗嘱，曾以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言。其中奥义，积久每为后人所忽略。今日外患愈深，自须确实遵行。
此外，则召开包含各党各派之救国会议，尤为当务之急。国危已间不容发，庶政应公诸众论。故由此种会议所得之结果，必能切合实际，深洽民心。抗御之方，亦遂可以此为依据矣。
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抗敌，而抗敌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项办法建其始基。谨陈管见，提请公决。
与此同时，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四人在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会上，汪精卫与此相反，提出一个坚持“剿共”的议案。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所谓“根绝赤祸决议案”。对于杨虎城、于学忠的提案的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然而，在蒋介石这种以进为退的形式下面，毕竟可以看到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政策的趋向。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的刊物《新中华报》发表关于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社论，指出：
国民党之三中全会比之于十年来国民党召集之一切全会均为重要，盖三中全会指出了国民党政策转变的趋向，此种趋向曾多少明显的显示于大会之文件决议与宣言之中，如汪精卫氏在三中全会开幕词中曾提出三点，作为“当前待决的问题”，即已“丧失的领土如何收回，未丧失的领土如何保卫”、“国力之充实又有待于解除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及“精诚团结之口号，不只应用于全党，而是普及于全国”诸项。在关于西安事变之决议中，对张杨之八大要求，虽因提出之方式不善而未加采纳，然对其内容固未尝加以驳斥，在全会闭幕宣言上，对内提出“和平统一”之口号，并确定“经济建设”之方针，而在对外方面，则明白宣说“其他国际关系，自当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对日本之关系，则第一次明言，“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之原则。九一八以来，经过五年之国难历史而后，“抗战”之字样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最高会议之决议纸上，此实可作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向之判断材料也。
这段社论可以看作是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概况的一个描述。尽管蒋介石没有明确提出联共和抗日，更没有履行他的全部诺言，但应当承认，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他毕竟逐渐地、慢慢地改变着其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与此同时，在西安的顾祝同，受命开始与周恩来同志正式进行谈判。随后，周恩来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南京、庐山等地，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多次交锋，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掀起的波澜逐渐平息了，但是它所起到的重大转折作用，却长期地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个必然环节。从“九一八”以后，严重的危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奋起自救，这种自发的爱国情绪，逐渐汇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强烈冲击着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民族救亡运动的最前列，特别在克服了“左”倾错误、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后，更成为这一运动的中流砥柱，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抗日事业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下，杨虎城及其他国民党爱国将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安事变前，西北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已成必然之势。这时的蒋介石集团，尽管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抗日的要求，然而却始终视中国共产党为心腹之患，甚至于不惜牺牲民族利益来倾其全力“剿共”。这遭到全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反对，而蒋介石却一意孤行，顽固坚持“攘外安内”的反动政策，必欲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蒋介石置绥远战事于不顾，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国共两党的关系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似乎已没有任何个人、任何势力能够阻止蒋介石发动新的“剿共”战争，一场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惨剧已迫在眉睫。
此时杨虎城与张学良将军，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自我牺牲的精神，顺历史潮流之所向，挽民族之危机，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以急剧的兵谏强力制止了已经启动的内战机器，使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气象。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恰在于此，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十年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开始全面转向抗日，奠定了全民族抗日御侮局面的基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已如前述。西安事变，是他一生中参与并领导的最为壮丽的事业，是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他与蒋介石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挚友所能为朋友做出的最大努力。从此，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名垂于青史。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