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十二、千古功臣永垂不朽
米暂沉
杨虎城身在海外，却向往着抗击侵略者的前线。谁知他踏上祖国的土地后，等待他的却是十二年的集中营生活和惨遭杀害的悲剧。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在长期的虐待和折磨下，在蒋介石的劝降面前，他矢志不移，表现了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气节。
被监禁的杨虎城未能实现在抗日战场上杀敌的爱国抱负；但从西安事变所产生的历史转折作用来看，他的救国夙愿却得到最大的成功。他创建的十七路军部队，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抗日战场上做出了英勇卓绝的努力，并最终回归人民军队的大家庭。
历史是不会遗忘这些为民请命、舍身报国的英雄的。当杨虎城牺牲的噩耗传来，神州为之痛悼，举国为之泪下。党和人民给了他极高的荣誉。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彪炳史册，激励后人。“杨虎城”三个字，也从此同岳飞、于谦、文天祥、史可法等一起，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魂录。
长期被囚 终遭特务毒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杨虎城偕王根僧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离港前往南昌去见蒋。途经武汉时，杨虎城曾去拜访了于右任，谈话约三小时。当于右任正准备与杨虎城一同吃饭时，特务报告说，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他，杨虎城只好匆匆离去。这时，王根僧已发现有特务的严密监视。杨虎城在与于谈话时，居然有一个特务赖在那里不走，经于右任训斥才不得不离开。杨虎城看到这种情况后曾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在戴笠的“陪同”下，杨虎城偕王根僧到了南昌，随即失去自由。而蒋根本未在南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十二月七日，报载日军已达南京近郊，杨虎城不胜愤激地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
在南昌被软禁的几天中，杨虎城感触甚多，他对王根僧说：“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其忠贞为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说：“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须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他一生视为朋友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期望。
十二月十日，戴笠借口敌机常来轰炸，城里不安全，请他立即上车迁往乡下，并不准王根僧随行。杨虎城已知前途凶多吉少，临上车前，他镇静而又郑重地对王说：“你要速返前方，晓喻十七路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然后上车随戴笠而去。王根僧转赴汉口，被拘禁至一九三八年二月才得以脱身。
杨虎城离香港后，谢葆真等于十二月二日离港回陕。不久，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的消息传来，十七路军上下十分悲愤，各前线将领联名要求蒋介石放杨虎城回来领导他们抗日，但毫无反响。谢葆真为安慰杨虎城的情绪，照顾他的生活，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仍然要求前往陪同。在做了一些安排之后，一九三八年一月，谢带着杨拯中由西安飞往武汉，经与戴笠交涉后转往江西。
杨虎城被囚的十二年间，备受折磨，与张学良遭软禁的情况是不同的。但他始终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于右任在离开大陆前曾对人讲，蒋介石在杨虎城被囚禁期间，曾派戴季陶、朱绍良、戴笠等前去进行过劝降。戴季陶几次去集中营见杨虎城，劝他能够“悔过”，揭发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欺骗”，作为他们反共的政治资本。这些都被杨虎城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戴季陶奔走失败之后曾对于右任说，杨虎城的态度很顽固。
一九四三年，杨虎城的老母在忧郁中弃世。于右任、张继等人曾请求蒋放杨虎城奔丧。而蒋却说：“现在他的安全，我负责任，放出去谁负责任。”
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为营救杨虎城做了积极的努力。一九四六年旧政协会议召开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就提出了释放张、杨两将军的要求。他指出：“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到这里，感到很沉痛并表示遗憾，不愿来说过去历史，但是在道义上不能不说。九年前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张杨两先生，他们做法虽然鲁莽了一点，做了一件政府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此事结果，却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而对政协会议毫无诚意的蒋介石，就更不会对中共释放张、杨的要求加以考虑了。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并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张、杨。其讲演原文如下：
双十二事变过了整整十年了，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现在又不幸回到内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段历史教训。
不管现在又回到内战，中国总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阶段：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中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
双十二事变的本身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法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却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十七路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逼，才勉强抗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
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一九四九年初，在国民党当局被迫求和时，中共中央在和谈中再次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要求。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其顽固条件使和谈破裂，这一营救活动也未能成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之后，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而逃到台湾。惨败更刺激了他的报复心理。这时，他当然不会忘记他一直怀恨在心的杨虎城。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是否要解送到台湾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他还亲自吩咐毛要将杨虎城解到重庆秘密杀害，同时还布置了中美合作所的大屠杀。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特务们将杨虎城、宋绮云及其家属，以及杨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等从贵州骗至重庆。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晚杨虎城被秘密杀害。这位民族英雄就这样牺牲在特务的屠刀之下，终年五十六岁。
杨虎城被扣后长期的囚禁生活及被残害的过程，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从特务们的交代中了解到一些。在军统特务控制下的集中营，其苛虐残酷是尽人皆知的。笔者曾翻阅了一些特务的供状，被囚禁者的非人生活和所遭受的折磨是不忍卒读的。杨虎城长年居住在终日不见阳光的潮湿山洞里，饭菜也十分粗劣。特务们还百般刺激折磨谢葆真，致使谢精神恍惚，最后被迫害致死。杨虎城出国时，南京政府曾发给他一笔旅费，除五个月的国外生活所花费外，还余有一部分美金，在他随身携带的一只小箱子里，这也成为特务们敲诈的对象。特务们经常克扣国民党当局所规定的极少生活费用及医疗费用，转而勒索杨虎城自己出钱支付。杨虎城在贵阳时，一度患胆结石及牙病，都是由他自己出钱才医治的。甚至于特务们以谢葆真有病强行隔离时，特务们也要杨虎城出钱盖房子而从中赚钱。特务敲诈的另一手段则是拉杨虎城打麻将。杨虎城对各种赌博都一窍不通，连当时官场盛行的打麻将也不会。以前，他遇到这种场合，总是尽可能避免，迫不得已而不能不为时，就准备输几个钱来应付场面。因此，他是每打必输。他被囚后，管他的大特务知道他还有美钞而又不会赌博，便经常纠缠着他打麻将，借此骗去不少钱。
关于杨虎城被残害的具体过程，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五年刊载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一文记载得较完整，节录于下，以资参考：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被中共释放等待回台的前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谈到了他在一九四九年执行蒋介石命令、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经过。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由当年参与行动的今天被中共特赦的周养浩先生道来，不但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杨虎城将军是由于当年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而被蒋介石囚禁和杀害的……忆往谈今，周养浩先生谈起“西安事变”，谈起杨将军之死，难免感慨系之。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大陆大溃败，蒋介石在这一年的五月逃往台湾以后，又多次飞抵重庆，住在离机场很近的地方，亲自主持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的大破坏和大屠杀。周养浩也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戊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蒋介石和他手下的特务首领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周养浩先生为记者简述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之后的经历。
“西安事变”翌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一行到达香港。上岸之后，旋即被军统特务暗中监视。接着，蒋介石从南昌来了电话，要他到南昌相见，并说已吩咐戴笠欢迎他。在香港住了几天之后，杨虎城一家便搭飞机往长沙，后来在武昌见到了戴笠。戴笠把他带回南昌软禁在自己的办公处……当时，杨夫人谢葆真偕同幼子拯中已去西安，后来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折返南昌。自此之后，就一直陪在杨将军身边，过着被囚禁的生活。
一九三八年春，南京沦陷，蒋介石亲自命令戴笠，把杨虎城转押往后方较为偏僻的地方，以便于看管。于是，杨将军就先后被转押到长沙、益阳等地，且始终都是由军统的特务看管。直到这一年的冬天，武汉撤退时，他又被解往贵州。
在贵州，杨虎城最初被监禁的地方是息烽阳明坝的看守所。这地方后来成为军统的一个重要监狱，也就是息烽监狱，可容纳三四百人。一九三九年，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被监禁的地方不够安全，离公路太近，于是在息烽县城东十二华里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顶上，找到一个名叫“玄天洞”的山洞，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就把洞中的一个道士赶跑，把杨虎城全家转押在这个山洞里。“玄天洞”终年不见天日，洞里异常潮湿。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再加上精神方面所受的重重折磨，杨虎城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常常闹病。后来不得已自己出钱在警戒圈里盖了一个简陋房子。一九四一年，杨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拯国即拯贵)。孩子的出世，更为他们带来无限的忧伤。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周养浩来到了息烽，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均担任息烽监狱长兼军统息烽办事处主任。由于职权所在，他经常和杨虎城见面，后来见面的次数越多，彼此之间也就熟悉起来。周养浩常到杨的住处，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日子。后来，杨虎城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对军统的特务非常厌恶，但是周养浩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周养浩先生谈到这里，一再重复杨虎城的这番话，他脸上的神情则流露出内心的负疚。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后来，我把他骗到重庆，这是很不应该的。”
一九四五年，杨虎城在狱中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除了为抗战胜利而高兴之外，他还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得到自由。当时，周养浩也是这么想。但是，事实很快就把他们的幻想粉碎。一九四六年，军统把息烽集中营结束，释放了一些人，但把杨虎城一家押到重庆，加以更严密的看管。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据说蒋介石表面上是同意了，但暗地里，却加紧想办法对付这些政治犯，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犯都被化名秘密转解到一些易于警戒的监狱里。杨虎城将军这时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另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在这段日子里，杨夫人由于长期受到精神折磨，不幸染上了神经病，一九四七年在狱中逝世。杨虎城悲痛万分，他日夜以杨夫人的骨灰箱子为伴，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放在枕边。当时知道这种情形的人无不受到感动。
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假意告退回他的家乡溪口，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来承担罪责和收拾这个烂摊子。但实际上，蒋介石仍然暗中控制着国民党的主要部门，尤其是特务系统。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之后，曾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一方面给重庆市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更派出一架专机来重庆要把杨将军接走。当时重庆《中央日报》也登出了这消息。杨虎城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之后，非常高兴。
且说杨森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就设法通知毛人凤。毛人凤是戴笠的继承人，当时他的权力之大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他不点头，一百道李宗仁的命令也无济于事。由于毛人凤住在上海，杨森拿不定主意，就只好一边给李宗仁复电推搪说，毛人凤不在，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清楚，而一边却叫周养浩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毛人凤。毛人凤和周养浩是世交，又是同乡。周养浩用家乡话同毛人凤商量有关释放杨虎城的事。毛人凤也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告退在溪口的大老板蒋介石。蒋介石断然反对释放。
蒋介石既反对释放，而代总统李宗仁派出的接载杨虎城的飞机又要来了，重庆的特务们怎么办呢?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杨虎城先转移到贵阳。当徐远举去找杨虎城劝他转移时，杨曾向徐远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徐远举知道杨虎城对周养浩比较信任，就请周养浩去劝杨虎城转移。周养浩这样对杨虎城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一则杨虎城对周养浩信任，二则周亦言之成理，于是杨虎城就同意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同去的还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幼子宋振中和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卫士张醒民。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又折返重庆亲自主持对西南特区的破坏活动。当时，毛人凤遵照蒋介石指示，暗中策划杀害杨虎城。他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怎样处决杨虎城的问题。周养浩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有人主张在贵阳就地处决，但是徐远举却极力反对，他认为就地处决，难免会露出风声，还是把他们骗回重庆后再行事。徐远举当时是西南特区的区长，所以也就听了他的话。但是要怎样把杨虎城一行再骗到重庆呢?这可是个难题。终于，毛人凤、徐远举认为还是由周养浩出面最合适。
周养浩先生回忆道，当时明知把杨虎城骗回重庆是要杀害他，但接到这个命令时，自己脑子里所想到的，仍然只是“惟命是从”这四个字。
这次秘密会议还决定，处决杨虎城等人的地点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这所“戴公祠”是戴笠生前的别墅，四周有松林围绕，非常僻静，一九四六年戴笠死后，军统的特务便把它改名为“戴公祠”。
当周养浩离开了重庆之后，毛人凤和徐远举召集六个刽子手开了一个极秘密的会议，在会议上，刽子手集体宣誓，表示坚决完成这次任务，绝对保守秘密，为蒋总裁效忠。毛人凤还在会上宣布，事情完毕后，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会议同时还讨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和步骤，例如决定匕首行刺，以避免发生惊动。这六个刽子手包括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人。其中除了杨进兴一人外，其余五人后来都由毛人凤派专机送往台湾。而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的徐远举，却和周养浩一样，来不及逃走，就被中共俘虏，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关了二十多年，终于在一九七三年病逝。这是周养浩先生这次被释到北京时才知道的消息。
再说周养浩于九月一日到了贵阳，见到杨虎城。当时杨很警惕地带周到他的房内问究竟，周佯称蒋总裁在重庆可能要见他，把他送去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但要求周养浩在贵阳住几天再走。于是，周养浩在贵阳住了几天，每天都陪着杨虎城上街，逛公园，找朋友，令杨心情开朗。
九月六日，杨虎城终于答应周养浩，和他一起回重庆。于是周养浩按照毛人凤预先约好的做法，立刻秘密打了一个紧急电报，通知毛人凤什么时候他们的汽车就会到达重庆，好让重庆的特务们准备轮渡及安排行刺的工作。
就这样，杨虎城一行在周养浩及看管杨的军统特务队长张鹄等的押送下，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
第一辆小汽车上坐的是周养浩；第二辆汽车是救护车，坐的是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第三辆汽车所乘坐的人最多，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林侠)、儿子振中、杨虎城夫人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以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周养浩所乘的第一部车子开得特别快，黄昏过后已抵海棠溪。这时候由毛人凤派专人拦路转交一封亲笔信，嘱周养浩先回家休息，一切后事由来人接洽。毛人凤并已准备好渡轮，于是他们很快就过了江。周养浩立即回到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他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周先生说，至于后来杨将军等人怎样遭遇行刺的情况，都是从临场的特务队长张鹄口中得知的。
十点钟过后，第二部汽车也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戴公祠的时间是午夜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即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介石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到台湾的飞机。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他们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将军倒下后不久，从贵阳来的第三辆汽车也到了“戴公祠”。这时除了杨将军的两位副官在过江后已被带往戴公祠坡下汽车间，宋绮云夫妇及两个无知小孩都先后下了车。周先生补充道，本来毛人凤也想把阎继明和张醒民两位副官一起杀掉的，但是周先生极力反对，他认为阎、张两人是无辜的，如果说他们对上司尽忠，那也是应该的，不是他们的过错。毛人凤勉强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车子过江以后秘密把他们押往渣滓洞监狱。特务们哄骗他们说，毛人凤想要了解杨将军的生活情况，好向蒋介石汇报，所以要先见见他们两位。但是他们始终逃不了死亡的厄运，在后来的重庆大屠杀中，他们也都先后遇难，未能幸免。
再说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刽子手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氏夫妇逼向墙角，在他们刚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时，利刃已刺进他们的躯体。这时候，两个本来正玩得开心的小孩，突然被这种可怕局面吓住……这时候，一名刽子手一个箭步向前，拿着利刃往小孩的背上插入，小孩呱的惨叫一声，往前扑倒在地上。
第二个小孩马上扑前去，正准备抱着自己的小伙伴，但是刽子手从后又是一刀。血，从孩子们的身上淌着，染红了地面。就这样，两个小孩也终于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短促的生命。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特务们埋入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刽子手们为了保守秘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而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的尸体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午夜十二时半。杨虎城将军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