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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对立

管宁


   “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

    ——“您对蒋介石总统是怎么想的?”

        “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们俩在政策上不一样。”

        “这个很简单,我们当时是政见之争啊!”

        “蒋总统主要是要‘安内攘外’,我的主张是‘攘外安内’,就是这个意思。”

    ——“您刚才的回答非常重要。‘安内攘外’,‘攘外安内’,何者为先,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历史都非常重要的。先生认为变先‘攘外’,后‘安内’,那么您是人什么时候开始对蒋先生的‘安内攘外’提出批评意见的呢?”

        “这个我很难说了。从来我们两个就有这个意见,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

    ——“那么是不是目的不同。这个很清楚。先对外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我自己现在说,也许我这个政策,我这个思想是不对的。现在我承认也许我这个思想不对,但是当时我是那种思想”。

                                                进言蒋介石

    延安会谈结束之后,张学良到了南京想会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汇报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想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不愿见张学良,张学良空等了不少时候,未能向蒋介石讲明与周恩来会谈的事。关于当时的情形,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是这样写的:

    “记得那是在南京的时候,一天早晨,蒋公偕我与他同车至宪兵司令部,参加毕业典礼。我向蒋公陈述了共产党有投诚的意思,当时我还相乘机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的是车子已抵达司令部门前了……。当日夜间,我打算继续向蒋公陈述,但因东北军军饷的问题,蒋公责备我总是以烦琐之事相扰,并催促我速速返回陕北去。于是我便没敢再继续陈述,我终于错过了机会。”

     “共产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的协议书。他们愿在抗日的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我要求他们暂向北撤退,以期两军隔离,给我腾出一些时间,容我酝酿。他们提出河套地区地瘠天寒,需要一些棉衣和给养。我以巨额私款赠之,让他们自己筹办,共产党于是便撤出了瓦窑堡,向三边地区北行。当时,共产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外,邓发①也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生联合会也都有他们的代表。”

     这样,在共产党与张学良之间,朝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工作扎扎实实地进展着。张学良为了继续说服蒋介石,1936年10月31日,在洛阳与阎锡山一起向蒋介石陈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但蒋介石听后大发其火,根本不予理睬。

    “委员长不想信我说的,而更愿意妄信他周围那些人的不正确而是片面的意见,实在使人毫无办法。曾扩情的诗中有‘华山高如许,不见隐黄尘。’用这句话来形容委员长和他周围的人是再贴切不过了”。(《西安事变忏悔录》)

      11月1日,张学良又一次试图说服蒋介石,但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的演说中训示“当前之敌人乃汉奸与共匪”,以此牵制想与共产党议和的张学良。这使得张学良大失所望。他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这样写道:

    “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阎锡山)先生也在那里。我想这是一个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时,痛斥共产党是大汉奸,强调凡主张容共的人,连殷汝耕都不如。我听了之后,有如凉水浇头。我原打算继续向蒋公陈述的念头,至此已完全绝望了。我沮丧万分,回到寝室之后,不禁抱头自伤饮泣。”

   “我由洛阳返回陕北之后,答复共产党说:我一时尚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于是我们又一起商定先实行局部停战,今后仍由我负责向蒋公从容陈情”。

                                              与杨虎城密谈

    回到西安之后,张学良向西北军领导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讲述了洛阳之行的前后过程。杨虎城也早就赞成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主张。

   “当时有一本题为《活路》的小册子,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携手合作,联合抗日。(此小册子出于高嵩民之作)。但此时我尚未将打算与共产党合作的计划告诉杨虎城。但杨虎城不知何时已知道这件事了。至于杨虎城到底与共产党是一种什么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结合的,我实在不甚其详。(当时杨的幕僚中有一人名王炳南,今日已知他确系共产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的主张,杨虎城深表同情,并力促我尽早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停止内战,节省双方的消耗。我从洛阳返回西安之后,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我们的意见。当时我对蒋公发有怨言。我征求杨的意见,问他有何高策,可以达到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战的目的。杨反问我是否真有抗日的决心,我发誓坚决抗日到底。杨说道,要是这样的话,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可以仿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干。我听后不禁愕然,沉默未语。杨面露惧色。我立即抚慰他说:‘我绝非卖友求荣之辈,请不用耽心。不过,你的这种办法我不能干。’他讥讽说我这是‘感情用事,以私忘公’。我回答说:‘容我考虑商量一下。请放心,我绝不向任何人说你的意见。’”
                                                                          (《西安事变忏悔录》)

    杨虎城也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他与张学良一同扣押了蒋介石。1949年国民党被赶出大陆时,杨虎城一家数口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杀害了。

    “杨虎城的性格非常暴躁,他原曾参加过陕西民军。当时,他说要走在潮流的前头,他的部下当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杨虎城受他们的影响很大。但他自己本身倒没有多么深的思想。”
    
    但是,杨虎城“逮捕蒋介石”的意见还是打动了张学良的心,终于成为他决心采用“兵谏”手段的契机。

    1936年11月23日,发生了一件令张学良极其愤慨的事。要求停止内战、组织抗日联军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②的主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救国七君子”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当局逮捕了。这件事更使张学良痛感要说服蒋介石的困难程度。

     在此之前的11月21日,由胡宗南率领的中央军精锐第一军受到共产党的猛烈攻击,损失惨重。同时胡宗南率领的第78师也在山城堡被共产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包围,双方激战至11月23日,胡232旅和234旅被歼。另外,除第78师外,其他师也被红28军击败。

     第一军的失败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他急忙飞到洛阳。张学良知道胡宗南吃败仗的消息后,也赶到了洛阳。在12月3日举行的第六次剿共军事会议上,张学良又提出了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停止剿共作战的要求。张的言行激怒了蒋介石,他与蒋介石的意见分歧上升为感情上的冲突。

                                            蒋介石飞来西安

    由于对共产党根据地的攻击屡遭失败,12月4日,蒋介石率领国民党政府的部分高官,飞到西安,亲自督促张、杨向共产党开战。12月5日,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和西北军发表的演说中强调了共产党作战的重要性。当时官兵中反感的气氛很浓。我们在采访卢广绩时,他向我们讲道:
   
    “有一天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给东北军的官兵训话。他在台上一面跺着脚,一面大喊:‘要打垮了共产党,再打日本。如果有人说要先打日本,再打共产党,就是反对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也就是反对我,必须把他抓起来。’他这是在嚇唬张学良”。
   
     12月7日,张学良前往蒋介石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含泪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仍旧顽固不化,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议。至此,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对立已无可挽回了。

                                        “一二?九”学生游行

    当时的西安聚集着许多人全国各地来的要求抗日救国的学生,是学生运动的“卖加”(圣地)。这些学生运动的核心,是“九?一八”事变后被赶出家张的东北大学生的学生们。他们与北京及西安的学生们团结在一起,开展要求抗日的运动。

    1936年10月,有两个正大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东北大学的学生被宪兵逮捕,关在西安的国民党党部里。张学良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遭到拒绝后,他派东北军的亲兵卫队包围了西安的国民党党部,救出了学生。由于张学良对学生运动采取的这种同情态度,西安便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一个据点。

    1936年12月9日,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西安的学生们举行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时负责指挥学生游行的学生代表是李连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担任过驻外大使、陕西省主席和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他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1936年12月9日,是北京发生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的学生们举行了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当局停止内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学校,阻止学生集合游行”

                                                                                   (采访李连璧)

    当天,张学良命令部下孙铭九带领一部分东北军出面保护学生。

    “12月9日,当学生游行开始时,我也和士兵一块儿出去了。我们派兵,虽说名义上也是同蒋介石的军警一起了取缔学生游行,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学生们。我们恐怕蒋介石的宪兵和军队危害游行队伍,伤害学生”。(采访孙铭九)

    学生们的游行队伍进行到西安市内的政府机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又向华清池行进,要直接向蒋介石请愿。

    “游行队伍到张学良司令部、杨虎城司令部、国民党省政府请愿,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决定从西安出后赶赴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到达灞桥时,国民党宪兵队在桥上架设了机枪,还有骑兵。骑自行车走到前头的二十几个学生被宪宾队抓起来了。宪兵说有人再往前走就开枪。正当游行队伍与宪兵对峙的时候,张学良将军坐汽车来到了游行队伍的前面”。  (采访李连璧)

    当时,蒋介石已下达了允许宪兵队向学生开枪的命令,学生的游行队伍如果就这样渡过灞桥前进的话,肯定会酿成一次大惨案。张学良拼命说服学生,让他们返回西安。

    “张学良将军说:‘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也想能奔赴抗日前线,我非常同情学生的请愿行动。’学生们请求张将军,希望他能率领东北军与日本作战,并请他将我们的要求传达给蒋委员长。张学良将军答应了,他说:‘我一定将大家的要求转达蒋委员长。请你们回西安去吧。’但一部分学生还要往前走,高喊‘我们还是要到临潼去,一定要见蒋委员长!’这时张学良将军说到:‘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如果你们大家能信得过我,我一定在一周之后,用事实来回答大家。’”

    “听完张学良将军的演说之后,一万多学生非常感动,使劲儿鼓掌,高喊‘相信张副司令,抵抗日本!’‘收复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很多学生哭了,张学良将军也含着眼泪”。  (采访李连璧)

    “一周之内用事实回答”。这是张学良向学生们讲的。通过这次事件,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用武力扣押蒋介石,强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除此之外另无他路。于是,他下达命令,命唐君尧、孙铭九率领东北军部队赶赴华清池,扣押蒋介石。”

    “12月11日晚,召开了东北军军长会议,我也参加了。会上张学良下达了实行兵谏的命令。给我的任务是去华清池把蒋委员长带来,即逮捕蒋介石。还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绝不许伤着蒋介石,更不许打死”。(采访孙铭九)

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6月1日,全国主张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在上海集会,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② 邓发:(1906—1946年)广东云浮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1931年起,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1937年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1946年1月回国,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③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6月1日,全国主张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在上海集会,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