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管宁
袭击华清池
“我从成为军人的时候起，受到教育就是，一旦发起行动，就要连命也不顾。我成为军人时，我父亲对我说：‘你要想成为军人，就得时刻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就是时刻准备会死。我从成为军人的那时候起，就已经作好了随时会死的准备。当时，我反对内战，厌恶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来停止内战。”
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主要将领召集到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司令部，宣布了他们的决定。
“将领们集中到了新城大楼，我记得张学良是这样讲的：‘当被逼无奈、束手无策的时候，我想到了兵谏。我曾尝试用各种办法说服他，但蒋介石怎么也不答应。结果，我只能采取胁迫的办法’。我记得张学良讲话时表情非常沉痛。他接着说道：‘今天请你们集中到这里来，是因为不知道明天让不让我讲话。如果顺利，我们还有救，如果失败的话，我们的命就没了。我已向派去逮捕蒋介石的人下了命令，如果失败的话，我就要他的命。’” （采访卢广绩）
12月12日午夜一时，东北军主要将领在张学良公馆集合。张学良向大家说明了自洛阳以来与蒋介石交涉的经过，然后讲了决意兵谏的决心。午夜二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官兵进驻杨虎城的新城大楼。
12日凌晨5时30分，孙铭九率领的东北军到达华清池所在地临潼。6时乘卡车抵达华清池门口。守门的卫兵问口令，东北军士兵答不上来，双方立即展开了抢战。
“张学良告诉我，不许我们先开枪，但由于守门的卫兵开了枪，我们就把他撂倒了。这样一来，里面的卫兵发现了我们的袭击，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原来的计划是把警卫抓起来，但搞得不大顺利。
“我率领队伍进入华清池，华清池里有好几座小池塘和桥，必须通过这些池塘和桥才能到达蒋介石住的五间厅，我们受到了激烈的抵抗，很着急，好容易到了蒋介石住的屋里一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摸摸床，被窝还温和，我们确信蒋介石肯定刚刚离开这里不久。” （采访孙铭九）
蒋介石闻知遭到东北军的袭击之后，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翻过后门的矮墙，躲进了位于华清池后面的骊山。但在翻墙时他滑了一跤，落在了墙外的濠沟里，腰摔得很重。蒋介石虽然受了伤，但由于他藏到骊山的山腰里，所以东北军士兵很难找到蒋介石。不过，到了上午9点来钟，蒋介石还是终于被发现了。
“我们在半山腰抓到了蒋介石的亲信蒋孝镇。我们问蒋孝镇：蒋委员长在哪里，他回答说不知道，但却向后面微微闪了一下，我心中一亮，继续向山里搜索。不久，一个班长大叫起来：‘蒋委员长在这儿呢!’我立刻跑过去，蒋介石正好从岩石缝里下来。他满脸是泥，手脚被划伤了许多处，又惊又冷。他见到我，说：‘你要是我的同志，就在这儿把我毙了吧!’说完就哼呀嗨呀地坐在了地上。我感到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就告诉他说：‘我是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来接委员长到西安去商量打日的事的。’”(采访孙铭九)
就在孙铭九等袭击华清池的时，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也袭击了西安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他们包围了宪兵队本部，将宪兵、警察和保安队全部解除了武装。另外，西北军还占领了飞机场等重要设施。杨虎城的特种部队奇袭了国民政府要员所在的西安招待所，并施行监禁。
东北军在华清池逮捕蒋介石之后，用汽车将他押回西安市内，关在新城大楼的一个房间里。上午10时30分，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见了蒋介石。
“张学良见到蒋介石，说：‘委员长，您受惊了。’蒋介石大怒，说道：‘如果你还是我的部下，就立即把我从这里送走!如果你已不是我的部下了，就在这里枪毙我好了。’我觉得蒋介石虽然被扣押了，却还是竭力装出一副英雄的样子。这之后，张学良的态度是：不要急，可以慢慢来。”
“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说：‘关于这次事件的是非，可以交给人民裁决。如果国民赞成我们的主张，就证明代表民意的是我们’。张学良这句‘交给人民裁决’的话激怒了蒋介石。此后，不管张学良讲什么，蒋也不听。张学良说了一句‘您真顽固’，就离开了新城大楼”。(采访卢广绩)
通电全国
扣押蒋介石的当日，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电文内容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想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立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㈡ 停止一切内战。㈢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㈣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㈤开放民众爱国运动。㈥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㈦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㈧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事变的冲击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12月12日下午1时传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的耳朵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何应钦立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讨论如何应付事态的发展。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
委员会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强硬派认为“不能为了蒋介石的安全而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主张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慎重派认为“尚有说服张学良的余地，不可轻易采取军事行动”。双方争论不休，迟迟作不出结论。
另一方面，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当天下午8时在上海也接到了事变的报告。13日，她与孔祥熙一同来到了南京。宋美龄到达南京时，中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中的多数人已开始倾向于何应钦、戴季陶等强硬派的意见。宋美龄在后来她口述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当时常委会的情形：
“我与孔祥熙部长及端纳(我已约他陪伴我一同飞赴西安)匆匆忙忙赶到南京。当时政府的要员们都深受政变的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府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了会，决定了处理办法，并立即付诸执行，决定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的职务，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中的措词异常严峻。……我认为中央的各位要人对事件真相尚未完全明了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在数小时之内便决定对张学良的处罚，未免过于急躁。而于军事方面更认为此时应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虑地余地，认为这是他们不容推卸的责任。我更不能不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健全的行动。军事上或许有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委员长或许也企盼着这一步骤的实行，但我个人对这种意见和做法在不敢苟同。因此我当即立下决心，愿竭尽我的全力，以求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迅速、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至于是非得失，就让将来去评论去吧。”
宋美龄对何应钦等国民政府要人们的强硬姿态抱有一种危机感，她开始探索能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事件。她决定派与蒋介石和张学良关系都很密切的英籍澳大利亚人W.H.端纳到西安去。端纳以前曾做过张学良的顾问，后来成了南京政府的顾问。
“端纳先生以前是英国《时报》的记者，是英籍澳大利亚人。认识以后，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来奉天之后，我们的关系可以说像亲友一样。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后来，我的力量小了，我就把他介绍给南京政府，让他到南京去了。端纳先生自己也承认，非常喜欢中国，爱中国。我不仅受到了他的影响，我还请他帮我作各种事情。”
12月13日傍晚，端纳到达洛阳，在那里他接到了张学良拍来的“欢迎到西安来”的电报。12月14日，端纳乘飞机到达西安。对于当时情形，蒋介石在后来的《西安半月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一个外国人，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看我，其忠义足以令人感动。端纳见我之后，寒喧一毕，即拿出我妻子的亲笔信交给我。并请求要与我同住。我同意了。”
端纳的到来，使蒋介石稍感安心，他同意了张学良的请求，从新城大楼搬到了与张学良公馆毗邻的高桂滋公馆。
14日夜，张学良能过电台广播再次讲述了兵谏的经过及八项主张，同时还强调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端纳在确认了蒋介石的情况之后，于12月15日返回洛阳。在那里给宋美龄挂了电话，告诉宋美龄：“张学良希望孔祥熙和宋美龄能到西安来。”当天夜里，宋美龄给在洛阳的端纳回电话，通知他：“孔祥熙因健康上的原因及行政院代理院长的身份，不能到西安去，希望你问问张学良，换宋子文或顾祝同行不行。”
12月16日，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了由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主持的10万人民众大会。在民众大会上，张学良登台说明了发动这次事变的经过，强调“我们的目的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促其反省。”
也就是在16日当天上午9时，南京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发出了对西安的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16日下午，从洛阳起飞的30架轰炸机轰炸了东北军占领区。南京政府与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新的内战一触即发。
面对这种局面，张学良请被捕的一位南京政府要员蒋方震去说服蒋介石。17日，蒋介石同意了蒋方震和张学良的请求，打电报给何应钦，发布了停止攻击三天的命令。并派蒋鼎文为使者去南京进行交涉。
周恩来登场
12月12日深夜，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接到了西安事变的情报。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来说，完全出乎他们预料的。
共产党中一部分持强硬意见的人认为应该杀掉蒋介石；但多数人认为应该慎重从事，应听听莫斯科的意见，看看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一步的态度。第二天一早，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要求“红军南下”，并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共产党接受了张学良的请求，派周恩来赴西安做调停工作。
第一个将西安事变向世界作出报道的是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局的局长松本重治①。松本从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处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情报，12日夜间向东京发出了第一份报道。第二天日本报社就以极大的篇幅登载了蒋介石被扣押的“上海特讯”。于是，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中国的国家元首蒋介石扣押一事，震惊了世界各国。但各国尚一时难以判断此事所具有的意义。全世界都注意首事件的发展及蒋介石的人身安全。
由于第一个报道西安事变的是日本人，所以斯大林认为这件事是日本人耍的阴谋，目的是要在中国挑起内战。正巧当时斯大林又接到了汪兆铭在德国会见希特勒的情报，斯大林害怕如果蒋介石被杀，而由汪兆铭政权取而代之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加入刚刚缔结不久的“日德防共协定”。于是，斯大林于12月14日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要求释放蒋介石。
收到张学良的邀请之后，周恩来于12月17日乘坐张学良派来的波音飞机到达西安。对于当时的情况，《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是这样描述的：
“过了两三天，周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到西安来了。一位是博古，还有一位记不清了(叶剑英—译者注)。从这时起，周似乎成了西安的首领。
“周一到西安就对我说：‘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时，我们吃了一惊。’他接着还说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意见，过激派的主张对蒋先生不利。叶剑英乃其中之一。另外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先生。周自己属于这种观点”。
“但是，共产党最后的决定是这样的：拥护蒋先生的抗日指导权，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绝对遵守延安会谈的协定。即使万一和平无望，共产党也绝不袖手旁观，而要利害与共。武装部队仍归我指挥。”
“于是周也参加了已经成立的委员会，当时在西安称为‘三位一体’，即东北军、西北军及共产党。委员会得到共产党的加入，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决定了以下方针：坚持八项要求，但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要力争早日和平解决。结论是拥护蒋先生回南京。但在同时，我们让共产党向耀县、三原一带移动集结，以备万一。”
宋子文、宋美龄登场
12月18日，蒋鼎文持蒋介石的亲笔信回到南京，何应钦虽同意停火三天。但讨伐军仍然继续缩小对西安的包围圈，仍无法避免内战的危险。
为解决这种事态。12月19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共同商量了善后之策，决定派宋子文到西安去。12月20日，宋子文与端纳，一同到达西安。对于宋子文的到来，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是这样写的：
“上午，闻空有飞机的声音，我以为是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可能是中央军派飞机到西安来侦察敌情的。但过了一会儿，宋子文领着张学良和端纳来了，我才知道刚才听到的是宋子文来西安的飞机声。子文来西安，出乎我的意料。见面后，我握着子文的手，说辛道苦，悲感交集，我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语言。子文拿出妻子给我的信，其中大略的意思是：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南京，则必来与吾共生死!我读完之后，不禁潸然泪下。”
宋子文与端纳12月21日返回南京。宋美龄听完宋子文的报告后，决定亲自赴西安面见张学良。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端纳陪同下到达西安。对于当时的情况，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
“飞机刚停，张学良第一个登机迎了上来。其状甚憔悴，局促不安，面有愧色。我仍以常态与之寒喧。离机时，我以不经意的语气请他不要让他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以免弄乱了不易整理。他听后一愣，立即笑道：夫人说哪里话，我怎么敢那样做。这时杨虎城也接踵而至，我坦然与杨握手，就好像一个偶然过访的常客，杨开始很窘，但见我镇定自若，他才松了一口气。”
当天下午4时，宋美龄来到了监禁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
“我妻子突然于下午4时乘飞机来到西安。我惊讶万分，如在梦中。我前几日曾再三叮嘱子文，劝妻子万万不可到西安来，没想到她竟然身冒万险入此虎穴。我感动至极，悲咽流泪，不可言状。妻子强作欢颜，但我却更增忧虑。十余天来，我对自身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今后，我还必须时刻顾虑到妻子的安危。我妻子智勇慈爱兼备，平时我就相信她日后必能为党国效忠，而且我们还经常同心共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我们都互相期待着能有所成就。我怎么能忍心让她牺牲于这座危城之中呢？……妻子告诉我许多外面的情况，说今天同来的还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宋子文等4人，并劝我应先设法脱离此地，其他的以后再说。”(《西安半月记》)
四人会谈
由于宋美龄的出现，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22日晚上，宋美龄和宋子文开始全力以赴地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会谈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双方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但杨虎城及其部下提出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要求蒋介石必须在协议书上签名。事态又复杂了起来。
12月23日，宋美龄与周恩来举行了2个小时的会谈，商讨打开局面的办法。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宋美龄虽然故意隐去了周恩来的名字，但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几天来，张学良一直都在竭力劝解那些处于疑惧中的各路将领们。他介绍一位西安方面有力分子来见我，说是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但委员长一直不愿见他。我与此人长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他谈。他详细阐述了整个中国革命的问题，讲述了他们的抱负和烦闷。他说他们并未参加西安事变，并说明了酿成劫持委员长的经过。我注意地凝听着，我注意到在他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诉中，有这样一句话，即‘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他讲到他们对国防问题的担心，说道：‘我们并非不相信委员长在救国上的真诚，只是怨他的措施太慢了。’他又说道，此次兵变实出意外。我告诉他说：他们连如此小规模的政变都无法阻止流血和暴行，又怎能自信有主持国家大政的能力呢？他又说道，他们(指张、杨等)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但委员长始终不愿倾听他们陈述的意见。谈到最后，他答应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的自由，并约好次日接着谈。”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故意隐去了周恩来的名字，这正好说明当时解决这一事件的重要钥匙掌握在周恩来的手里。
在12月23日夜间的会谈中，宋子文和宋美龄为了事变的解决，看来是作出了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保证。
张、杨的分歧
但是，12月24日，西北委员会中的过激派又提出了七项条件，事态又变得复杂起来。杨虎城不满足于只有宋子文和宋美龄作出的保证，坚持要求一定要蒋介石亲自在协议书上签名。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写道：
“我如果现继续扣押蒋介石，南京政府与我们之间就会发生新的内战。我是为了反对内战才发动这次事件的，如果发生新的内战，就会鸡飞蛋打了。这是我与杨虎城看法不同之处”。
“当时南京政府方面非常强硬，说是和我们不惜以武力一战。气氛相当紧张。谁强硬？这就请你们不要问了，因此我想由我自己负责任解决问题”。
“我的思想就是这个样子。但杨虎城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件事后来发展成一场大争论。我问杨虎城：‘你的干法违背了我们当初的考虑。如果像你说的，没有保证就不放蒋介石的话，那不是会扩大内战吗？’”
张、杨对立，危机四伏，是周恩来挽救了这声危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写道：
“事件到了最后阶段，围绕释放蒋先生的问题，我与杨虎城产生了意见分岐。我责问杨虎城：‘我们最初的动机就是抛弃一切，要求蒋先生领导抗日，读读蒋先生的日记就可以知道蒋先生已有了抗日的决心。除此以外的问题也答应可以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事已至此，像你这样还强调当初的方针，有这个必要吗？’争论中我有些歇斯底里，差点儿与杨决裂。这时，坐在那里听我们争论的周恩来出面挽救了这场危机。他劝我先休息一下。”
“过了一会儿，我们通过周重新开始商谈。周虽然帮助了我，但我还是认为既然抗日的目的达到了，就绝不能再纠缠抗日以外的事。问题的解决如果再拖延下去，事态也许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那就鸡飞蛋打了。我们明明是反对内战的。现在却有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我们的目的是抗日，如今反而制造了与日本勾结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的希望是蒋先生能统一中国、领导抗战，但如今却反而使蒋先生失去了领导地位和名望。”
那么，对于当时一连串的会谈，杨虎城又作何感想呢？我们在北京访问了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请他谈了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亲自讲过的对会谈的想法。杨拯民后来曾担任过陕西省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长、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等中国政府要职。由于他父亲被杀时他已经加入共产党并开始活动，所以他没有被杀害。
“父亲说，在这次会谈中途，他有好几次觉得很痛苦。因为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几乎全部用英语交谈。宋美龄的中国话说得不太好，宋子文说广东话，而周恩来听得懂英语。会谈时没有翻译，父亲无法插话，感觉很痛苦。”
“会谈在大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但父亲认为为了和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必须在协议书上签字，他反对不签字就释放蒋介石。另外，在释放的时间问题上，他也反对操之过急。但宋美龄和张学良看到群众运动不断高涨，很着急。父亲让蒋介石留下文件，蒋介石不答应。张学良认为‘有人格保证不就行了嘛’!父亲对蒋介石的看法和张学良不一样。父亲信不过蒋介石。”
蒋周会谈之谜
张学良与杨虎城对立严重。张认为，只有让国民党代表蒋介石与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直接会面，一块儿协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除此之外，实别无尽快解决事态纠纷的手段了。
12月24日下午10时过后，蒋介石与周恩来在高桂滋公馆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吧？”
“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找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那样做。”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他写的《红色中国杂记》这本书里说，当时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释放蒋介石……”。
“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
——“许多人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想逮捕蒋总统，交给人民审判……”。
“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的决定是自己作出的。没有受到外来的压力。我什么也不知道。当时我和杨虎城有点意见分歧，但没有外来的压力。”
——“您为什么想要释放蒋总统呢？”
“如果我扣留蒋总统，内战不是就会扩大吗？我们是反对内战的。我与杨虎城的磨擦也正是这个问题。当时主张内战的人不希望蒋先生返回南京。我对南京有这种感觉。谁这样主张？请你不要问了。在这件事上，我负一切责任。”
“我到南京去，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是不愿意再引起内战了。”
——“关于西安事变，先生已给我们讲到了一些边缘性的问题，但还是有些事您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们体谅我的苦衷。因为你们两位这么诚意地问这件事情，我简单答两句话：一个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奖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
张学良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这次采访中，张学良给我们讲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但他却绝口不谈蒋、周会谈的情况，而且态度非常坚决。透过薄薄的墨镜，我们发现张学良那尖锐的目光始终盯着一个地方，在他的脑海里，肯定正在翻腾着对往事的回忆。周、蒋在54年前举行了那次会谈的真相，至今仍然还是个谜。
关于周、蒋的这次会谈，后来有好几个文献都曾谈起过此事。虽然都出自第三者的回忆，难以全信。但为了参考起见，权摘引如下。
首先是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他写道：
“周在那天晚上十点钟后首次访问蒋。在此之前，蒋一直拒绝见他。主要是蒋夫人，还有端纳和张学良说服了蒋。那次见面，蒋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应该再打内战了。’这样的保证，正是共产党对他的首要要求。尔后，蒋仅仅说了些不必要的话：‘我们地直在交战，而我经常想到你，甚至在战争中我也记得你曾为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能再次合作。’”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张学良对蒋介石说：‘有位委员长过去的部下请求见您。’蒋介石还没来得及答应，周恩来已大步走了进来，他立下敬礼，就像当年黄埔军校时那样，称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开始时很吃惊。周恩来一坐下便说了起来，蒋介石注意地默默听着。”
“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想做对蒋氏和南京中央不利的事，希望事件能和平解决。另外，共产党拥护蒋氏为全中国的领袖，实行抗日。周恩来还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改变的经过，强调了抛弃过去的想法，团结的必要性。”
“周恩来的话使蒋介石渐渐放了心，有些相信周的诚意了。周恩来完全没说起让蒋介石在八项主张上签名的问题。气氛缓和了，周恩来征求蒋介石的指示。谈话涉及到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蒋的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受到优待等事。在这种私人式的谈话当中，丝毫也看不到周有威迫的态度，但却传达了将历时10年之久的国共战争就此和解的心意。”
将以上资料与当时的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很难认为这次会谈有过什么特别的交易。还有人说蒋介石曾在某种文件上签了名，但是实恐怕并非如此：周恩来向蒋介石表示了敬意，蒋介石向周恩来传递了愿意停止内战的心情。这才是比较自然的看法。从周恩来的角度来说，既不让蒋介石签名，也不要他做什么保证，通过这种方式保全了蒋介石的面子，为将来的交涉留条路，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从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则是在被扣押—这种异常的情况下，会见了曾与之常年处于敌对状态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而且后来历史又完全按照对方所指出的那样向前发，这一事实本身对蒋介石来说就是一种终生难忘的屈辱。
12月25日早，蒋介石与周恩来再次举行了会谈。当天下午，蒋介石就被释放了。在送蒋介石去飞机场之前，张学良对他的部下作了讲话。
“张学良出发时，对干部和其他人说道：‘大家可能还不同意，认为还没得到保证。放他回去，如果他再反抗(复？)怎么办？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让他回去，国内就会发生内战。因此，如果说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的话，那就是为了拥护他，一致对外。为了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打日本，我甘愿冒这个险。’” (采访卢广绩)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那时没有完全同意。是张学良强行将蒋介石带出来，关到飞机场的。
“父亲被张学良用电话叫出来，去的扣押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一进公馆，张学良就说：‘我们现在就送蒋委员长到飞机场去。’父亲问：‘马上就去吗？’张回答：‘现在就去，现在就去。’这是地，蒋介石出来了，他们才没有争论起来。父亲当然很不高兴。一到飞机场，张学良说：‘我必须送蒋委员长到南京去。’并把一张条子交给父亲说了声：‘东北军归你指挥’，然后抬脚就上了飞机。”(采访杨拯民)
送蒋回南京
张学良说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使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蒋介石开始时也不同意张学良的这个要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说：“临出发时，张学良坚决请求让他同行。我再三阻止，对他说：你一走，东北军就无人统帅了。再者，你此时到中央去也不方便。张学良说道：一切已嘱托杨虎城代理，并手令部下遵照执行。说完，我们便登机飞离了西安。”
宋美龄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携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之。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②(《西安事变回忆录》)
就这样，张学良来到了对他充满故意的南京。那么，当时张学良为什么一定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而使自己被捕呢？这是西安事变中的又一个重大谜团。
“我这个人是我自己做事负责任，尤其我是个军人。我这种动作我自己责任。所以，我到南京，我自己是请罪的。我这个请罪的，包括预备把我枪毙的。我不管当年是怎么个情形，我临走，我都把我的家眷交给了我的一个部下，我的女学生，是当时的军长③。我把家交给了她。我是军人，自己的事自己负责任，没有别的想法。同时我反对内战。那时我要不那样做，内战就会扩大。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
——“去南京的事，您和谁商量过吗？”
“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他们想拉住我。”
——“您没和周恩来商量过吗？”
“没商量。但他知道，为了制止我，他跟到飞机场来了。周恩来是打算把我劝回去。他恐怕我在南京会出什么事。但我认为，作为军人不说，我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
——“您在飞机场见到了周恩来了吗？”
“他来到飞机场时，我已经上了飞机了。因此没见到周恩来，我就向南京出发了。”
——“在飞往南京的飞机中，您是怎么想的？”
“在飞机中别的什么我也没想。我到南京怎么样那没关系。不过我这里也要说，等我到了洛阳的时候，没下飞机前，等于蒋总统保护了我了。他告诉要好好看看，等于他保护我了。我到哪儿他都要特别保护我，他怕旁人对我不好。可是蒋总统对我很好，他保护我。”
1936年12月26日中午12时45分，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到达南京。蒋介石和宋美龄受到了国民政府要人们的欢迎。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使中国避免了爆发新内战的危机。
两个小时后，张学良便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凡是涉及到有关西安事变的问题时，张学良总是非常慎重，或干脆缄口不言。不过，尽管他时刻都在提防着自己，也提防着我们，但他还选择了一句恰当的语言，向我们显示了一点儿事情的真相：‘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也许，他是想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与周恩来是在同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的。剩下的，你们自己去想吧！
① 松本重治：（1899—1989年）大阪人，东大毕业，后留学耶鲁大学，曾任同盟通讯上海分局长、编辑局长等职。是近卫文麾首相的密友。战后担任过国际文化会馆理事长等职。
② 在张学良、杨上城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这一方与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另一方谈判时，据宋美龄写的回忆录说：“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征象。”
③ 此处记忆可能有误。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