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安事变的到来
管宁
国共内战中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舞台——华清池
华清池——唐明皇、杨贵妃浪漫史的舞台，中国著名的观光圣地。白乐天在有名的“长恨歌”中曾极力讴歌过这座美丽传奇式的宫殿建筑。
华清池们于西安市郊，从西安驱车约需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作为西安市最主要的观光景点，华清池不仅在中国国内久负盛名，从世界各地来这里观光游览的人也络绎不绝。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大转折点，当年发生在这里的“西安事变”永远地将张学良的名字刻在了中国现代史的史册之上。张学良曾把蒋介石扣押在这里，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实现一致抗日的要求。
当时蒋介石住在华清池内的五间厅。经过有关部门的修葺，现在那里又完整地再现了当年蒋介石办公室和寝室的原貌，窗玻璃上，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枪战时的弹痕。
沿着位于华清池后面的骊山山麓向里，徒步走30分钟左右，山腰中还保存着“西安事变”时的另一处名胜——兵谏亭(原叫捉蒋亭)。受到东北军的袭击之后，蒋介石从五间厅逃了出来，在这里被捉住了。“兵谏亭”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建的。作为中国抗日的一个纪念，现在每天有不少人到这里参观游览。一位来此参观的女学生对我们讲道：“‘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形成了统一战线，举国一致地进行抗日战争，这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我来到这里，很兴奋。我以前就想到这里来看看，今天终于和伙伴们一块来了。”
一位男教师模样的人说道：“‘西安事变’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历史的发展。它使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使中国摆脱了受外国奴役的状况。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张学良迫蒋抗日是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张学良对国家贡献是非常大的。”
凡是我们采访到的人，大家对“西安事变”都有一定的了解，同时都一致高度评价这次事变对抗日战争的影响，高度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功绩。在现在中国中小学校的历史教学中，“西安事变”是必讲课程之一。例如，在全国通用小学历史教科书《历史?下册》(小学5—6年级使用)及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第四册》(初中2—3年级使用)，中均以2-3页的篇幅详细叙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对于现在的中国政府来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对于张学良本人来说，“西安事变”却极大地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张学良被迫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活。
1956年，张学良写了《西安事变忏悔录》一文。这份《忏悔录》是张学良为提交给蒋介石而整理书写的。是张学良本人对有关“西安事变”一事所写的唯一的一份资料。这份《忏悔录》后来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流入了台湾新闻媒介之手，1964年7月，《希望》杂志将其刊载出来。后来由于张学良本人的抗议，将那期《希望》杂志全部收回，但有一部分却被带到了香港。1968年，在香港《明服》杂志32—34期上被连载了出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就是《明报》所刊载的内容。
那么，《西安事变忏悔录》是不是张学良本人写的呢？过去就有人对此议论纷纷。在这次采访当中，尽管张学良本人避而不谈此事，但对照《忏悔录》的有关内容来看，张学良这次所讲的与《忏悔录》中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认为该《忏悔录》确为张学良本人亲笔所书，是可信的。
下面，我们就根据张学良在《忏悔录》中写的内容和这次采访中的谈话，来提示一下“西安事变”的真相。
国共内战与日本侵占华北
张学良出游欧洲，1934年1月8日返回中国。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正进入最后的阶段。
自1930年以来，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江西根据地已进行了5次围剿战，动员了近200万大军，使用了包括经济封锁在内的种种手段来围剿驱赶共产党。
1934年，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撤出了江西根据地。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共10万人左右从江西根据地出发向西行进，开始了有名的长征。
长征途中，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全民抗战的必要性。共产党军队虽然受到了国民党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但还是继续向西北方前进，终于在1935年末到达了陕西北部。
长征开始前，共产党军队共有30万之多，到达陕北会师时，只剩了不到3万人，由此亦可见长征的悲壮程度。蒋介石认为再一步便可彻底消灭共产党，还制定了向陕北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的计划。
正当蒋介石执拗地不断追击共产党时，日本已在华北展开了侵略行动。根据1933年5月缔结的塘沽停战协定，日本军队获得了越过长城进行活动的立足点。同时根据1935年6月缔结的《梅津?何应钦协定》及《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日军更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河北和察哈尔的统治。
以上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具体化为在华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的所谓“华北分离工作”。1935年11月，日本在根据塘沽协定划定的非武装地区22县中，设立了以殷汝耕①为主席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对此，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允许河北自治，以作为对日缓冲地区，并于1935年12月设立了以宋哲元②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二省。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以及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所奉行的对日妥协政策，使中国民众感到了极大的危机。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学生们要求抗战的大规模示威流行，即所谓“一二?九”学生运动。国民政府虽然用规武力镇压了这次运动，但以此为契机，却使中国全国上下的抗日气氛迅速地高涨了起来。
张学良就任剿“匪”副司令
“回到中国后，我已经不想再带兵了。我想加深我与蒋先生之间的想到认识和了解，我希望当蒋先生的侍从室主任。我想让蒋先生成为像墨索里尼那样强有力的领袖。但蒋先生不让我当侍从室主任。”
“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但蒋先生举出几件工作，让我从中挑一个。他说：‘国民对你感到不满，这回要好好干。’于是我就问：‘哪件工作最难？’他回答说：‘和共产党打仗最难。’于是我就选择了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
“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仗。但蒋先生对我非常好，他让我选，没办法我就选了个最的——和共产党打仗。但实际上我不想和共产党的打。我讨厌中国人互相残杀的内战”。
1935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华北分离工作的形式一步一步扩展，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4月，为了进攻已转移到陕北地区的共产党，张学良将东北军的一部分调到西安，他自己也经常到西安去。同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描写的：
“共产党逃到陕西之后，我预测对共产党的讨伐亦将告一段落，便留在湖北教练士兵。不料却接到了让我到陕西去的命令。当时我在峨嵋，曾向蒋先生表露过欲出洋之意。但尔后再一寻思，陕西共产党刘志丹的兵力只有数千人，而且陕西的领导人是我的老朋友，他让人传话给我说愿意和我合作。如果能将西北建成抗日战争的根据地，不是应该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么？这样，进入陕西之后，我立即着手建立根据地。先建立了医院，还建了药品制造厂。我在平凉买了些土地，开始土木建设。”
这样，张学良将司令部迁到西安，指挥对共产党作战。在西安市内的东南方，靠近东门的建国路地区，目前尚保存着当时张学良购的买学良公馆。这是一所洋式建筑，分为东楼、中楼、西楼三部分。现在这里是“西安事变纪念馆”，已对一般公众开放。
东北军将士的动摇
东北军对共产党根据地的进攻，遇到了共产党军队的激烈抵抗，进展甚微。1935年9月，东北军的精锐第110师在陕西北部的甘泉和劳山遭到共产党军队的包围攻击，几乎全军覆灭。师长何立中战死，3700多人被俘，损失惨重。
共产党对这此俘虏进行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然后发给他们路费，又送了回来。于是，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的厌战情绪在东北军中漫延开来。1935年11月，东北军第109师在直罗镇又遭到共产党军队的包围和全歼。这使东北军将士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自“满洲事变”以来，东北军将士离乡背井、历尽苦辛。对于他们来说，不打日本，而在与同是中国人的共产党的作战中损兵折将，无论如何是无法忍受的。当年担任张学良的行政处长的卢广绩在谈到当时东北军将士的情绪时说道：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对手，人也不多，说只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能把共产党消灭了。但实际打起来才知道，这场仗绝不是三个月或半年就可将共产党红军消灭的容易事。司令部迁到西安之后，我们的形势越发不利，有两位师长战死了，牺牲很大。我们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再这样下去，我们东北军在没回老家这前就得让人家打光了。”
抱有以上危机感的东北军官兵开始不满和责怪张学良，责怪他不该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与共产党打仗。
——“先生被任命为剿共司令官，要剿除共产党。当时先生是否认为剿共固然是大事，但抗日是更大的事呢？”
“我认为本不愿意剿共。因为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要我挑一件事情做。我挑了。但实实在在地说，我对内战、剿共是不愿意的。”
——“先生所率领的东北军，据说是中国最精锐的军队。由于日本占领了满洲，东北军被赶出了东北，常年累月，受尽苦难。他们生在东北、家在东北，当然想回家乡去，这种想法当时非常强烈吧？”
“是，是的。”
——“回东北，就意味着要和日本打。也就是说，东北军当时不想在西北与共产党打仗，而愿意回东北去。不，是为了打日本，要到东北去。他们怀有这种强烈的感情吧？”
“主题就在这个地方。比较强烈的愿望是抗战，回家乡是主题。怎么才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打，不愿意跟共产党打而失掉这些力量。他们愿意保存这些力量，自己拿这些力量回家乡。……我那时候处境非常难。我的部下对这些事情、对我相当的怨气 ，就是不满意。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是我们怎么办？……”。
关于东北军动摇的情况，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是这样讲的：
“接到东北军在陕北剿‘匪’中吃了败仗的消息，我急忙回到陕西。先有110师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这次是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不肯投降，自杀。这两个人都是东北军的佼佼者。
“两次惨败，增加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优秀的军人在内战中牺牲，共产党的战斗力绝不可低估，这使我原有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终于使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回到陕西后，我召集了一次会议。为鼓励部下更加努力剿共，我发表讲话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我只能引咎辞职。’此论一出，部下人等不但不听，反而哗然大噪。他们说：‘我们是东北人，离乡背井，跟着你过了长城。我们希望有一天能随你回归故土。你说你现在处境困难，要抛弃我们，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肠!’‘你忘了父仇，不顾抗日大业，只知盲目服从上司，谋求自己的禄位。我们东北人本志在抗日，你不但不知怜惜我们东北军那些牺牲的将士，反而要把我们东北人往死路上逼。’”
与共产党的接触
张学良开始探索如何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那么，张学良当是如何看待共产党的呢？
——“对共产党先生当时是如何评价的呢”？
“那时，共产党会抓人心。当是中国的抗日情绪是非常之高，政府是不想立刻就抗日。可是共产党利用这个地方把人民的心抓住了。共产党非常会宣传，而且会利用人心。”
——“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也非常高涨，特别是发生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知识分子中的抗日情绪高涨起来。听说先生对这些去向是非常同情的”。
“刚才我特别声明了，说到这个地方，我不愿意说这些事了”。
我们注意到，说到这里时，张学良的面部有些发红。是的，他住在台湾，不得不顾忌到台湾政府眼下的立场，而毫无忌惮地褒扬中国共产党。也许是我们谈的有些过头了……。他那微微泛红的面部表情中，明显地闪现出后悔的印痕。我们也就此打住。
这里，我们想引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一下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其中写道：
“当时，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高唱入云，不仅激动着我的心，而且深深的动摇着大部分东北军将士，尤其是深入了那些青年官兵们的心中。进一步剿共已属无望，我不得不反躬自问，承认这些失败都是我的独断专行所致。我征求众人的意见，他们提出要与共产党联络，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和各种主张。不过，我不能委罪于他人。这些意见虽然是他们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也确实打动了我的心。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共产党的真实意图所在。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先设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以知其真意。不过，我们都从来未与共产党打过交道。于是我们想到了李杜。我派人到上海向李杜征求意见，李杜派了个代表来，名叫刘鼎，刘自称曾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取保释放，他可与上海的共产党负责人取得联系，但他本人不是共产党的全权代表。”
“经刘鼎介绍，共产党表示愿同我个人谈一谈。但他不敢到西安来。于是我亲自飞到上海，在西郊的一家餐馆里会见了一个人(他未透露姓名，据刘鼎讲，这个人好像是潘汉年)。我们谈了一回，未得到要领而归。因为当时我是以招抚的态度对待他们，而这个人言词含混，因此未能取得结果。”
“王以哲来电报说，共产党派来了一个人，现在他的军部，请我亲自接见。……我于是乘飞机赶赴洛川，会见了这个人。他自称叫李克农，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共产党中的地位。会谈中，他提出的条件与后为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大致相同。我回答说：‘如果你们有诚意，我可以代你们向政府转达。’但我对他在共产党中的地位，以及他是否能代表共产党表示怀疑。我催促最好让他们的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一级的人来亲自谈。他说共产党所提出的各项主张都是经全体表决通过的，如果我有诚意，他可以回去商量一下让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谈。’会谈之后，他立即回去了，不日返回，答复说周恩来愿意亲自与我面谈，并让我约定地点和具体时间。我原来对李克农的话将信将疑，以为他们未必真敢前来，接到周恩来要来的答复后，我心里一度有些忐忑不安，也曾动过扣留周恩来的念头，但再一寻思，偶然想起了”岂有酖人羊叔子哉③的话，心中释然：人家既然敢来，我就当就光明磊落，既然人家声言为国，要求抗日，我就应该推诚相见。先前我已主动打探过对方的真意，今天他们自己来了，如果能利用化敌为友，今天他们自己来了，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化敌为友岂不正合我多时的心愿吗？如果能通过谈判，为国家收抚这些强悍之众，用以抗日，我认为这不是论是对国家，还是对领袖，都是一种无上的贡献。而且，一旦和谈成功，也可以实现我多年来的夙愿。于是我毅然答复李克农，约周恩来见面，我嘱托周福成师长妥为款待。“
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张学良心里似乎已将谈话内容分为：①该讲的；②讲讲也可以的；③绝对不能讲的三部分。由于现在所处的政治环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打破了近半个世纪的沉默，使张先生异常兴奋，因此他的谈话经常接触到一些“边缘问题。当我们这些采访者张学良的口气便突然沉重起来，一边说着“我不想说，变谈到这里吧”，一边把话题引向别处。
谈到年轻时候的事及时事问题——我们去采访时，正赶上伊拉克刚刚侵占了科威特——张学良真是口若悬河，谈起来眉飞色舞。但一接触到“西安事变”的事，他就变得不那么爱说，甚至缄口不言了。也许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谈话渐变成了一些只言片语，在我们采访组与张先生之间开始弥漫起一种不大协调的气氛。
“西安事变”——这一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件，不论是对于张学良，还是对于当今的中国和台湾当局，今天都还留有深深的伤痕。张学良的态度正好如实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不过，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却记述了许多张学良在这次采访中不愿讲的“边缘”问题，也许这下正是张学良要求停止发行该《忏悔录》的主要原因。从内容来看，该《忏悔录》确实不像是为公开发表而写的，而更像他向蒋介石总统提交的个人报告或忏悔书。要让张学良将全部事实真相毫无顾忌地全部如实讲出来，目前看来为时尚早。
第二天的采访结束时，气氛稍微有些局促。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能给我们讲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照第二天的情况来看，恐怕第三天的采访也不会有多大的希望。想到这些，我们也有些心灰意冷了。
第二天上午的采访结束后，在午饭桌上，张学良的心情开始好转，又变成了一位“好老爹”。他一边一个一个地仔细辨认着我们的面孔，一边入席就座，开始作饭前祈祷。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已成为他每天的习惯。他祷告的语言，不仅使我们大吃一惊，饭桌上的空气也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不该说的绝对不要说吧。感谢赐给我生命的主。阿门!”
当担任翻译的朱小姐将这些话译给我们听时，我们都大笑了起来。张学良用一种天真无邪的表情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确实比我们高，而且不止一筹。
会见周恩来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在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跟随张学良赴延安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原东北军将领孙铭九。这位老人尚健以，今年82岁，住在上海。当时他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在整个西安事件中一直跟随张学良左右。我们在上海访问了这位老人。
孙先生患有心脏病，在我们访问他的两周之前住进了医院，当时刚刚出院。不过，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他担任过东北军军官 ，曾受到过激烈的批判，当年的资料和照片也都被抄走了。如今，只有当年张学良送给他的一块贴有张学良画像的怀表成为回忆当时的唯一纪念品。文革期间，他把这块怀表放在贴身衣服里，从不离身，才算保留了下来。
孙铭九谈到他与张学良一起飞赴延安的情景：
“1936年4月9日，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4月8日飞机从洛川出发，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飞往延安。飞机上坐的有张学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刘鼎、军长王以哲、还有我。8日下午我们到达延安后，马上住进了天主教堂。约好与共产党会谈的日子是4月9日。我们从8日夜里就开始准备迎接共产党代表团。当天是我在门口迎接的周恩来。”
就这样，张学良在延安实现了与周恩来命中注定的会面。
“我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周恩来的名字。不过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京剧演得特别好，是作为一个具有演剧才能的学生知道的。他最拿手的是演坤角，演得确实好。但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交往。因此当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那么有名的一位政治家。”
——“您和周恩来见面时印象如何”？
“怎么说呢，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锐。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会谈就这样在和缓的气氛中开始了。孙铭九至今尚清楚地记得这次延安会谈的情景：
“周恩来一进屋，会谈就开始了。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才能停止内战。
“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共产党与张学良将军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当时共产党的提案是‘反蒋抗日’。对此，张学良的想法是‘联蒋抗日’，即支持蒋介石，共同反抗日本。这时张学良的思想给共产党以很大影响。周恩来说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一个人不能决定，得回去请求党中央。他对周恩来说：‘我从内部促，你们共产党从外部促，就一定能达到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采访孙铭九)
通过会谈，双方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在具体方式上，正像孙铭九所说的，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共产党主张“反蒋抗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谈判刚开始时，双方意见尚不一致。后经深入会谈为，张学良的态度有所松动，共产党也把自己“反蒋抗日”的主张变马了“逼蒋抗日”。二者达成了10项协议。
张、周第二次会谈的时间，有人说是在5月12日，但具体记不清了。最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只是说在5月上旬至中旬间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了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记述的比较详细：
“我告诉他们，中央已着手实施抗战的准备工作，蒋公为了国家事，废寝忘食。双方辩论多时。周恩来问及中央对广田三原则④的态度，我回答说：‘蒋公是绝不会应允的。’周恩来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就必须拥护蒋公的领导权。‘但是’，周问道：‘蒋公周围的人怎么样？’我劝道：‘他们也都是蒋公旧属。如果中央决心抗日，他们为什么还非要消灭日本人最痛恨、而抗日又最热诚的共产党不可呢’？于是，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的关系，重新接受蒋公的领导。我们还进一步讨论了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① 共产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② 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③ 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的共产党武装同样接受点编；
④ 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⑤ 共产党不能在军队中再开展工作；
⑥ 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
⑦ 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者外，准其自由活动；
⑧ 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⑨ 待抗日胜利后，允许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就像英、美各民主国家那样等等。”
“周恩来还讲一步提出，如我们存有怀疑，担心他们言不由衷，他们愿意接受监督，任何时候都愿接受谴责。当时我慨然承允，并表示我有家仇国难在身，抗日绝不敢落人之后。但我上有长官，不能自作主张，我一定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求合作抗日的实现。并约定各不食言……”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我甚感得意，觉得今后国内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⑤。
① 殷汝耕：（1885—1947年）字亦农，浙江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时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参与对日交涉。1935年11月，根据日本华北分离的需要，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后退隐北京，1947年以汉奸罪名被枪毙。
② 宋哲元：（1885—1940年）字明轩，山东人。原为冯玉祥部下，1935年就任冀察政务委员长。1937年7月，他指挥下的第29军37师在芦沟桥与日军激战，揭开了中国抗战的序幕。
③ 这句话出于《三国演义》第120回：吴将陆抗屯兵江口，以图襄阳。晋使羊枯将兵守之。不犯吴境。抗奉酒酬祜，祜径饮不疑。抗病，祜送药与抗，众将疑之。抗曰：“岂有酖人羊叔子哉，汝众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
④ 广田三原则：1935年日本冈田内阁制定的对华政策；因用广田外相名义发表，故称为“广田三原则”。内容为：通过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满支三国的提携共助，在确保东亚的稳定、谋求东亚的发展的基础上，①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言论和行动，奉行对日亲善政策；②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实现中国与“满洲国”经济和文化的提携；③中国方面协助日本排除来自外蒙等地区赤化势力的威胁。在此之前的9月7日，中国通过驻日使馆提出了中国方面的三原则：①尊重两国各自的独立；②维持真正的友谊；③今后一切事件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说如果日本方面承认以上条款，废除塘沽停战协定的话，中国便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与之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交涉。“广田三原则”就是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三项原则提出来的。“广田三原则”没有对中国的要求提出具体回答，而军部则在露骨地加紧实施“华北分治(离)”工作。蒋介石指出，日本的华北分治工作是日中三原则交涉的极大障碍，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也曾要求广田外相停止上述分治工作，但广田认为分治工作与三原则交涉无关，未予接受。
⑤ 参阅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5—386页。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