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第八路军抗日战
王以哲，张学良，周恩来的自由接触
陕北红军问题之由军事的走向政治的，还是中央开的端。二十四年冬中委××，奉命由西安飞肤施转入红军区域接洽，即为观察红军之动向者。那时肤施前线为东北军王以哲部，此事遂壮东北军与红军自由接洽之胆，王以哲首先与红军干部发生关系。二十五年夏季，张学良乃与周恩来在肤施正式见面，讨论张所提之两大问题：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于前一点，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但在那时共产党的“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蒋”，即不推翻蒋之统治是无法抗日。张周见面之后，张之见解，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不拥蒋，无法抗日。而对蒋委员长之艰难计划与准备，就其所知者以告周，颇使周发生相当影响。
共产党在陕北之中央委员，已不足法定之全体会议人数，临时最高之决定机关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来之报告，引起极大之论辩，结果，参考张学良所提供之新材料，与将国内外大势重加研究的结果，认为有转而“联蒋”，进而“拥蒋”之必要。
这样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族战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
基于此种根本政治立场，共产党乃力谋对国民党之政治妥洽，化除彼此间绝对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张学良与周恩来正式接洽之后，共产党意中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与蒋委员长的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外的“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与共产党
张杨对于“双十二”事变，认为是“兵谏”。一般青年群众认之为“革命”，谓为抗日的第一步。共产党当双十二事变发生时，中央机关还在陕北延安，他们得到事变的消息，许多人最初一秒钟的决定，是感情的报复主义。主张派人入西安，速蒋之死。然而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杨如此作法，殊欠妥当。盖双十二事变，既非如帝俄时代群众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类似滑铁炉战争之俘虏拿破仑；此仅以一种不光明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第一，与中国当前团结御侮的需要相反；第二，构成今日蒋委员长之政治理论，政治组织和一百余万之中央军，仍然健在。则此事之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对于国内和平统一，致将背道而驰，愈跑愈远。但是既然木已成舟，理论上的问题已经无用，当速谋补救的办法。周恩来系于十二月十六日由肤施乘张之波音机到西安，即向张陈释蒋之必要，同时更亲自与羁陕中央要员见面，作各种政治协商。
蒋介石返京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突在张陪送之下，飞出西安。许多青年群众，突闻此事，大为震动。比较消息灵通一点的少壮军人，非常不满意周恩来这种作法。
张同蒋到京之后，即未西返，东北军少壮派之感情，极度不安。又闻张学良被审消息，群情更哔。而和平初步办法，已商有成议。周恩来为主张接受和平条件最力之人，“双十二”事变，打死王以哲之后，周自己似亦因此不得不移住作为临时租界的杨虎城公馆。
关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转变，采何种态度问题，周恩来谓自第六次大会以后，第三国际曾决议各国共产党应注意各该国之民族性与地方性，七次大会以后，此事更无问题。
周恩来的主张
至于若干人主张之“立即抗战”与“反准备论”，周谓之皮毛之见。无计划的，无准备的对日作战，是自取覆败；不过，准备应在对内不战争，而在和平统一条件之下，始有其意义。
他说共产党此时之政治目标，在争取党的自由，希望不致于再被任意逮捕，政治上希望慢慢走上民主的道路；则共产党放弃反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取消苏维埃，同时红军取消名称，并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他们对于张学良个人，认为他是非常聪明与勇敢，政治感觉异常敏捷，可惜经验不够，弄出“双十二”这样大乱子来。
叶剑英和张学良
西安新城后面七贤庄有从前一个德国牙科医生的诊疗所，叶剑英就住在这里。无疑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当时在西安的半公开机关。仅仅一层的西式洋房，大门进去，有一个小小天井。正屋里有许多青年人紧张地工作着，有的从这个屋，走进那个屋；有的聚在一块谈话；有的很忙碌的操纵无线电。这部无线电机似乎专为秘密工作用的，天线没有显在外面，同时发报声音很小。这群人的服装，非常随便，仪貌上除了热烈的表情外，没有什么严格的礼节。
“双十二”之前，叶剑英曾应张学良之邀，秘密来西安。住张学良公馆附近，与张研究东北军之改造问题，叶对于东北军之政训工作提出意见。他之说法，很使张学良受影响。
他那时认为政治的统一战线成功之后，共产党对红军之政治领导，仍然存在。因为如果开始了抗日战争，军队政治工作应有加强的必要。
双十二以后，从北方来陕的某几位最左翼政治人物，曾到西安，极力反对和平妥协，周恩来为此和他们辩论很久，结果是各行其是，二月之“二·二”事变发生，在思想上很受这般人影响。
对于是否即刻对外战争问题，周恩来谓红军不愿过早挑动对外战争，因此红军入山西之后，虽倡“过境抗日”之口号，而并未全力出绥远，原因即在乎此。
(原载《第八路军抗日战》，战时出版社出版)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