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月//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六期
事变原因——陕省以往因地处偏僻，封建思想未能尽脱。自民国二十三年遭赤匪之侵扰，杨虎城无法抵御，中央军始入陕协剿，陕省政府改组，以杨虎城专任绥靖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邵力子任省府主席，各机关本省办公人员因嗜好所累，多被淘汰，结果只见陕人失业，而不见谋得职业，本省绅士对此极为愤慨，故有“中国尚未亡国，陕西已亡省”之愤语，话虽不合逻辑，细思之当能悉其命意所在。杨虎城在陕原为操纵一切之局面，此时骤被压迫，自有不满，暇时对人谈话，常以“不够单位”为谦辞，其思想当然为图扩张其势力，能在西北自成一个单位。此种封建思想，最易为失意分子所利用，此实为西安事变之主要原因之一。东北军方面，则因家室无存，年来移驻西北剿匪，不无损失，思乡之念无时无之，因误于所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谬论，无形中与赤匪之宣传相同，以是剿匪之效率大减。蒋委员长初次到陕时，东北军各将领即有请求停止剿匪之酝酿，蒋则以赤匪已至日暮途穷之境地，此时若不根除，必贻祸将来，地方人民将不堪其扰，故未之允，及蒋委员长以绥战紧张，赴洛主持援绥之际，西安方面即与赤匪有所接洽，于是张学良亲自赴洛阳向蒋报告一切，并陈说此时如再不停止剿匪，东北军将不能再为统率，蒋乃与张再度赴西安，召集东北各将领听取意见，并决定剿匪之军事，由中央军担任，续调中央军入陕甘协助，期于今年三月以前，将匪患完全肃清，孰意命令甫下，西北各将领受人挑拨，误为中央军于清匪之后，或不甘于已，终乃藉口弹压“一二九”请愿学生事件，发生空前之西安事变。所以西安事变之发生，实基于封建思想及割据观念，其发动虽骤，而其由来则渐，背景固甚复杂也。由此可知张杨表面虽合作发动，实则目的各异，同床异梦，一般人均断其不能持久，所以目下一般人之恐慌，不仅在目前事实，而实恐将来解决后，双方倾轧耳。
事变前夕——西安事变之发生，诚为一般人意料所不及，但在十一月间，即有所谓“联合战线派”分子在西安暗中活动并发行《文化》周刊，以为宣传之工具，其言论不但偏激，且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至十二月初《文化》第四期之文字，尤为露骨，同时复有所谓“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及“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张语还在各学校中活动，于十二月九日藉口纪念“一二九”开会游行，并向西北剿匪总部，陕西省政府及西安绥靖公署请愿，请立即停止剿匪，发动抗敌，并企图赴蒋委员长行辕请愿，因警察制止，小有纠纷，当时警察曾鸣枪制止，伤及一学生手指，各学生乃乘军警不备，突改出中正门，沿陇海路赴临潼，至午后五六时始至灞桥，时张由临潼返西安，闻讯，复赶至灞桥，劝学生回，并允设法惩办警察，学生有对张表示不满者，终以时间已晚，乃折回。此项消息，总部禁止各报登载，适此时中央军剿匪令下，大军陆续西调，张乘西北各将领在陕之机会，连日在私宅宴请，常至深夜始散，十一日午，张杨尚联合宴请中央在陕要人，闻是日晨张曾竭蒋有所陈述，委员长未予答复，杨在西兰公路沿线所驻之特务队亦调回西安，于十二日晨一时由临潼发动此空前事件。
发动经过——十二日晨先在临潼发动，其主事者为张之卫队刘多荃部，晨一时许即与委员长之卫士发生接触，此时蒋孝先及杨震亚方由临潼回城，中途与刘等相遇停车互话，遂被枪击，首先殉难。临潼战事延长三小时余，委员长士兵多殉职，闻蒋委员长于激战时，携二卫士徒步登骊山，后刘等以委员长不见，乃下令搜山，时一卫士忽被流弹所伤，委员长乃令其另一卫士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由一营长进前，请委员长入城，时钱大钧腿部受枪伤，随从秘书肖乃华亦于被俘后遭枪杀，委员长下山原拟仍返华清池稍事休息，嗣以尸体枕藉，不忍目睹，乃乘汽车入城，由张杨恭迎至新城大楼寓居，时已晨七时余矣。
城内发动者为杨属孙蔚如部，于五时余开始行动，先由一部士兵在街上跑步，一若平时之操练，至西大街宪兵营部，乘无戒备驰入，将睡卧之宪兵均赤身被获，缴械后，肆行枪杀，故宪兵死亡最多而且惨，盖平时为整顿军纪，开罪过多之结果也。同时并缴警察及保安队枪械，全城枪声骤起，人民均于睡梦中惊醒，均误认为兵变，直至黎明，枪声渐稀，记者由门缝外窥，见东大街满布绥署士兵，枪声已由城内移至北门外，犹以为叛兵已被迫击出城也，至七时余，始由绥署派人沿街高呼“老百姓不要惊慌”，八时余，街上即有汽车往来，散布预先印就之号外传单，共计二种，一为张杨对是晨犯上行动之说明，一为提出之主张，辞极简单，至午前九时，枪声始息，各街市均有兵把守，禁止通行，十二时许忽有中央飞机三十余在空中盘飞，历时颇久，人心至此，极为恐慌，对此突发之事，无不万分悲愤，然犹不知蒋委员长已被劫入城也。时闻省府卫兵、宪兵、警察、全被缴械，并由孙蔚如任警备司令，西安城内中央机关均被抄没抢劫，至午后一时许，西北文化日报西京日报首发号外，传布此项消息，但其辞句与以前所散发者相同，不能满足一般市民所欲知也，是日全市商店均闭歇，并油盐酱醋亦不能购得，街市由士兵布岗，不见一警察，傍晚即路断行人。 寓中生活——蒋委员长初驻节新城，仍由张付司令派兵卫护，当时张杨均往谒见，兼陈述意见，被蒋委员长加以诘责，致张杨不能回答而退，此后张杨往谒，委员长即拒而不见，以待张杨之悔悟。后张为保护委员长安全起见，始请委员长移高师长桂滋宅，该宅在金家巷张公馆之对面，为高氏所新建，今夏始完成，地位宽适颇为幽静，临东大街之巷堆有麻袋等物，禁止车马通行，以防乱兵滋扰。陕省府主席邵力子于事变之际，疑系变兵与卫队发生冲突，由卧室避入楼下图书室中，后为兵士发现，请往新城，邵当答以如系叛变或革命行动，本人宁愿牺牲而不愿离省府，但卒被迫移住新城内杨虎城宅之付官室，与受伤之钱大钧氏同室，两榻相对而居，邵夫人则因室内流弹横飞，不能存身，乃越窗而逃，因手部中流弹，由墙上跌下，受震伤甚重，曾一度晕去，经送省立医院治疗，始愈，邵于蒋委员长移居后，亦由新城移居九府街杨虎城私宅，邵夫人亦被接入同居。钱大钧同时移住北大街何柱国寓，医治腿部枪伤。至西京招待所方面，系陈诚，蒋作宾等住所，由杨虎城之特务队包围搜查，原可不鸣一枪而解决，但当时枪声四起，亦颇紧张，死伤亦不少，中央委员邵元冲于谒见蒋委员长后，原已请准即日返京，嗣以友好挽留小住，仍寓招待所楼下南面一室中，于枪声初起，房门突不能启，引起兵士误会，乃向室内射击，邵氏冒险由窗中跳出，为包围之士兵枪击，凡中五弹，当时均以为已经殒命，故即报告杨氏，杨氏派一团长前往装殓，而不见遗尸，乃赴省立医院伤兵内检视，始知邵氏未死，但因受伤极重，迟至十六日始逝于省立医院。与邵氏同相伤者，有前青岛市长胡若愚，胡系日前到陕游览，原寓楼下，后因招待所较小房间不敷分配，乃移往楼上一小室中，据当局谓，当时包围兵士前往，请胡交出所藏枪枝，胡告以未有，经士兵于枕下发现小手枪，乃向之射击，一弹贯穿两颊，在两耳之前太阳穴下，但耳目口鼻均未受伤，亦可谓不幸中之幸矣，当日即移往省立医院医治，至年底以告痊，复移往军部所成立之招待所中。此外，陈诚、蒋作宾，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陈继先等则均未受伤，随从人员间有伤亡者，事后仍寓居招待所，后均被移居张学良寓附近之玄风桥，由刘多荃招待，四人一处，可作麻将扑克之戏，招待颇为周到，其余各要人之随从凡三百余人，均住于新城南门外绥署交际处内，室小人多，坐卧感困难，每日除两餐粗食外，并茶水而无之，真囚犯生活之不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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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改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即表示除争取主张实现外，绝不攫取陕省政权，一切均由杨虎城主持，以是事变之翌日，杨即委杜斌丞为陕省府秘书长，孙蔚如为西安警备司令，赵寿山为陕西教育厅长，省会公安局长亦由杨派人接收，惟西京日报则由总部派人接收，更名为解放日报。警备司令部初在新城绥署办公，后才移至西大街宪兵部旧址，该部成立后，首先布告商民，限令将私有枪枝呈缴，否则查出严惩，同时并布告安民，内述及缴收公安局警察枪械，系缘于“一二九”枪伤学生事件，其他则未提及。至十三日，张杨复成立“××联军军事委员会”而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取消即假该处办公，当日发表之消息，系张杨分任正付委员长，刊登各报后，次日复更正为正付主任委员，但各街衢悬之白布大字标语，仍称委员长，是为西北之最高机关，一切命令均以该会名义行之，嗣后复任命王一山为陕民政厅长，兼代主席，续式甫为财政厅长，于是西安市各重要机关均易陕人，建设厅长雷宝华以系陕人，未予更动，雷氏虽一度表示谦辞，但终未得摆脱。此外各县县长，各机关公务人员亦均大批更动，凡非陕籍者，多被撤换，长安县长翁柽且被扣押，勒令缴款取赎，东北军方面则始终未保荐一人，及中央军由潼关西进，此时复组织抗×联军第一集团军，以孙蔚如任军团长，王以哲付之，并委马占山为骑兵总指挥，企图抗拒中央讨伐军，但以天时不利，自十三日起，忽降大雪，连续至三日之久，道路泥泞，以致行军迟缓，由西北两路调遣之军队均未能如期达到，故于中央军进占赤水之后，西北军内部大起恐慌。
市民大会——十二日事变后，西安各界在张语还领导下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于省党部旧址，并定十三日举行市民大会。但以在戒严期间，未得举行，屡次延期，至十六日晨九时始在革命公园举行，由各保甲长沿户传唤，每家须派一人参加，到会者虽相当众多，但入门后，即不准外出，会场四周并有大兵戒备，是日天气阴晦，大会并请张杨出席讲演。张演说时，东北人士欢声雷动，杨登台时则由陕人捧场，参加市民引领而望，多莫名其妙，张当时曾谓，彼虽为事之发动者，但非领袖，仍希望联合各党各派势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从事救国运动等语。张杨辞毕，即退席，民众多随之外出，后经岗兵阻止，复返会场，但人数大为减少，嗣张语还及各机关代表依次演说，直至十二时余才毕，复讨论提案，你言我语。至为烦嚣，并有“枪毙周学昌马志超”之案，亦经通过，时秩序大乱，未经宣布散会，多至门边守候外出，主席团乃草草报告游行路线，群众则蜂拥而出，游行时，市民陆续散去，所余者只为各机关代表各校学生军队等，张之卫队荷枪押后，情形紧张，游行路线，原定进新城东门而出南门，但终于绕新城而行，未知何故，直至午后三时余始散，幼年小学生均已腹饥难忍矣，当开会时，有飞机在天空低飞散传单，散会时则由东方来飞机一架，在空中盘旋良久，市民无不翘首，多谓“机上并无炸弹”其恐慌之心理亦于此可见。
苦闷时期——自事变后，西安连日阴晦，不见天日，各报纸平日外埠消息，全赖中央社电讯，此时该社既被接收，虽仍发稿，均为极不重要之简讯，即本市消息，亦多无关紧要之宣传不能满足一般人之望，普通广播无线电均被当局没收，加以人心恐慌，消息隔绝，遂陷于苦闷之状态。间从各要处得知一些广播消息，无不如获珍宝，互相传诵，但多于当地之宣传相反，如阎派赵戴文赴陕之消息，虽曾几度宣传，迄未见诸实行，后始知其真相，系阎要赵须能谒见蒋委员长，而张杨未许，故赵未去。至十七日有自乡间进城者，携有飞机散送之京沪各报，一时争相取阅，始略悉大概，此时赤水发生冲突之消息，已透漏于民间，渭南车站子弹车被炸，乃为当地报纸之最好材料，但仅载渭南，而未提及车站二字，关于端入陕之消息，西安各报仅登其到陕，而未见其归去，宋子文两次入陕，均极简略登载，对拒绝于院长入陕宣抚，则连刊数日。当时陕省士绅对杨之语调，极为不满，内有“张能容宋氏到西安，何以杨不能欢迎于氏入陕”等语，至于当地报纸之宣传，极为幼稚，虽屡言各地响应，但仅为不相干之救国会，而各报并于二十日左右大登，陕各界救国会及陕北同乡会请求高桂滋高双成两师长响应之电文，益增人心之恐慌，盖知西安方面陷于孤立无援之状态矣。
领袖脱险——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既极秘密，何以在事变之日杨虎城即以电话通知韩城之冯钦哉师长令派兵接防潼关，并将军队集中，开回西安，冯当以“为甚么”三字相询，未及回答，电话已断，而派往潼关接防之某团中途忽以电话向冯氏报告，谓西安已脱离中央，加入共党，于是冯乃令停止军事行动，冯氏反正之消息，不三日已哄传全城。同时复传何柱国亦被扣留，不准自由行动，至于甘主席于学忠氏当事变之时，亦被监视，虽其属下亦不能晤面，至十五日始飞往兰州，兰州方面之变动，均系西北总部直接以电报指挥，所以在于氏返甘后，地方秩序即复常态，公私无线电亦可畅通，惟与内地之电报，因须经由西安转递，故被阻隔。此种内部之裂痕，已足使张杨心畏，而彼等企图联合之赤匪亦表示不愿参加，所以在事变之初，原有联合红军之口号，后又反对赤化。及中央讨逆军中兴，乃并所提主张不谈，只言停止内战，所以宋子文等二次到陕后，当日并未发表，识者已知事有转变，二十三日各报复夸大登载胡宗南各将领一电，内容系劝张杨速请委员长返京，政见容后再谈，而标题则谓“胡宗南等将领响应张杨”故弄玄虚。时局至此，乃急转直下，至二十四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则仍守秘密，并由杨令由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付作义定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二十五日午，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内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严线以外。二时许蒋委员长与张同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士兵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见许多学生，询之，杨谓系欢送委员长者，蒋欲向之训话，张谓天气不好，时已过晚，请速行，委员长乃登机凌空脱险，民心略慰，以为战祸可以避免矣。
十二日至十五日之期间，陕当局原曾令各商号照常营业，但门多半掩，各大饭馆则以无菜蔬而休业，至二十六日晨各商号均自动开业，街市行人较平时反增多，热闹异常。
要人离陕——蒋委员长离陕后，在西安寓居之各要人原应恢复自由，但以张学良赴洛之故，仍未办理，次日张来电请送各要人返京，各要人始得自由行动，是晚杨虎城特在新城设宴，留陕要人均被邀，宾主尽欢，晚餐后杨以各要人团聚半月，不如再在一处欢叙一夜，所以当晚仍宿一处。至二十七日晨，适为欧亚机班期，事前由军部交通处将全机包租，不得售票，陕西民政厅长彭昭贤原拟乘该机返京，但以飞机座满，未能预定，缘彭氏长陕省民政年余，平时除月支百二十元薪俸外，办公费节余均归公，故事变时虽未被抢劫，而所存仅大洋百余元，在事变期内复用去一部，只余三十余元，不得不早日离陕也，其所持飞机票系医生陆仲安赴陕为财长宁升三医病所购之来回票，因陆氏不能久留陕，于前数日陆路经由大荔赴潼，故彭氏得用该票，陕省府方面，闻知彭氏路费欠缺，曾由代主席王一山送往三百元，彭氏以陕省财政困难，坚持不受，民厅全体职员复集款二百余元献彭，亦经谢却，至二十七日晨适由洛派飞机一架往迎钱大钧氏，彭氏乃得搭乘欧亚机飞京。在陕中央要人，除邵力子夫妇外，遂均脱险离陕，各要人随员及委员长侍从室人员留陕省凡五百余人亦由西安为备专车一列，于是夜十二时东开，因铁路破坏，在赤水换车东行，当时因前车之鉴，当局恐被联合阵线派责难，故禁止西安各报发表，而此时因邵氏未行，又发生不少奇怪之谣言，至三十日有飞机由洛来迎，邵氏夫妇乃与曾扩情同机启行，中途机件发生障碍，复返西安，邵氏夫妇乃乘车东返，曾氏则乘欧亚机赴川转京，至此西安军政各界要人悉为东北与陕籍人士矣。
再度紧张——中央各要人离陕后，一时之活跃气象未及三日，复转趋沉闷，各报消息仍未开放，此时各报复一再登张学良在京安谧之消息，再度引起人心之恐慌。毛泽东之代表周恩来组织之红中社，亦半公开的发稿，虽各报不能刊登，而其主张复显与西安方面未能一致，于是乃有元旦日西安红色分子将暴动之谣传，虽未实现，人心则愈益恐慌。元旦日杨在西关阅兵，复提出联合红军贯彻主张之口号，并声明请省外朋友尽三日内离省，此时各报复长篇登载请求张学良回陕主政之电文，市面益呈死气，旅陕人士纷谋东返。本月二日各报发表，交通处为维持交通计，决于三日开行西安郑州间直达通车，是日午前车站极为拥挤，因无人售票，乃一挤登车，致车上下均无立足地，站上人犹争先恐后上拥，但是日车仍仅通至渭南，四日即行停开，于是东行者乃舍火车而抢搭汽车，车票均先一日售罄，汽车局方面虽将全省二百余辆客货汽车，尽可能移至西潼路开行，犹感不敷分配，以是四元九角之票价，有私售高抬至十五元之多者。此时抗×联军军事委员会方面忽招待西安各报记者声明东北军与陕军不能分离，对中央解决不能接受，决定积极备战，请各报慎重登载等语，各界救国会又大肆活动，并组织宣传队，联合红军反对中央军西调，并反对汪主席回国，西安情形之紧张，较十二月二十五日前为尤甚。四日闻渭北杨冯两部已发生战事，记者因奉社中电召回沪，原拟候车通再行，至是和车通已非短期内所可能，乃临时决定，于五日晨搭汽车离陕。（李 天 织）
(原载《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六期)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