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通国际路线 第三节 兵败黄河
杨奎松
共产国际8月15日的“政治指示”很大程度上使中共日渐处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步骤，西北发动已经箭在弦上，各地反蒋派的联络工作也已经取得初步成就。他们估计，一旦西北发动成为事实，红军与东北军相互配合接通外蒙、新疆，取得苏联军事援助，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继而宣告成立，揭起抗日旗帜，各地反蒋派势必趋之若鹜，南京政府势将陷于四面楚歌之境地，那时不仅共产党政治军事地位极大巩固与提高，就是蒋介石也不得不放弃一党专政，转而与西北达成妥协，最终必不难实现中共关于以西北为中心、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设想。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抗日反蒋”方针之后，西北发动事实上已失去政治基础，没有人能够想象这种发动可以在不反蒋和不与南京军队发生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即使如两广事变一样，打出“请蒋抗日”的旗帜，也必须另立政府以号召军队与群众，结果仍旧是与南京相抗衡，战争仍旧不能免。可是，放弃西北发动，红军与东北军的公开合作就失去了一切可能性。到头来，如果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不能很快达成妥协，红军就将不得不独自面对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大举围攻，那时不仅红军会重新变得势孤力单，而且与红军秘密联盟的东北军也将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甚至最终不得不刀枪相对，使此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战关系毁于一旦。
在转而实行共产国际新方针之后，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一个可能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二、四两个方面军这时也已经进抵甘南，正向甘北推进，可是依据陕北、甘北的客观环境，近十万大军不仅生存无靠，而且周旋不易，在国民党重重围困和反复围攻之下，难免不受严重损失。而事实上，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对迅速争取蒋介石不抱太多幻想。其一切工作都是从“逼蒋抗日”的角度出发，准备做长期打算。因此，其“逼蒋”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分为三手：其一是“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其二是“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而最关键的还要“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在中共中央看来，打通苏联，不论是为了红军和苏区的保存与发展，不论是为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与联合，还是为了联合西北地方势力，包括“保护甲军与李毅，使不受蒋介石可能的打击”，都是最重要的。（1）
自8月下旬开始，中共在一面迅速开始按照共产国际的新的策略展开对南京方面的统战工作，一面继续争取与各反蒋派结盟的同时，就急切地开始考虑和部署打通苏联，争取以苏联为后盾的行动了。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与中共联络的各个反蒋派别，其实真正重视的都是中共背后苏联的作用，都寄希望于苏联能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和抗日战争的行动上所扮演的角色，想依靠苏联的支持来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相反，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即使是与中共的关系发展到相当的深度，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轻易与中共站在一起，来同蒋介石对抗。因此，当形势变得对红军严重不利的时候，一切都可能变得像共产国际所预言的那样糟糕。再加上红军所在之陕北及甘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匮乏，没有苏联的直接援助，红军只好靠不断的扩张和战争来谋求解决之策，结果也仍旧是内战不断。因此，无论是战是和，要想保持中共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寻求苏联的直接帮助都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为此，当共产国际改变统战策略的政治指示于8月中旬刚一到达，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问题之严重，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立即于8月25日联名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正式给予援助。其电文扼要如下：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三、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四、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木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五、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建立苏区，并使之与陕甘苏区相联系；
六、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有关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2）
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担心之所在，形势看起来对红军相当不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那么从生存角度考虑，红军必须要向内地发展，结果自然是内战，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要求以及国内和平与一致抗日的局面，统统都将成为泡影。无论是从希望红军保持在苏联、外蒙边界附近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希望国共两党能够早日达成妥协、一致抗日的角度出发，苏联方面显然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实际上，自从斯大林提出不反对红军靠近外蒙、新疆的建议以来，共产国际和苏联就一直没有停止考虑具体援助中共和红军的问题。因此，当中共中央的援助请求正式到达之后仅两周左右时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已经取得了斯大林和苏联军方等各个方面的支持，进而于9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同意援助红军，并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行动计划。电报称：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3）
共产国际的来电，无疑是一个让中共盼望已久的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很显然，共产国际看来并不担心此举会对国共两党谈判产生何种影响，事实上这种谈判也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斯大林肯定更清楚，加强红军的军事力量，反而将有助于推进谈判的进程并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过，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这时看来都忽略了一个必须克服的严重障碍，即来自南京军队的阻截和进攻。也许是因为这时在陕甘的蒋系部队为数甚少，威胁不大，总之在中共中央8月25日电报中，对于军事上的困难只突出强调了缺乏夺取宁夏、甘西境内城寨堡垒的技术手段。直到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电之后，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胡宗南部已经开始对中共实行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产生威胁，但他们仍旧没有对同蒋系军队的作战难度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对这个姗姗来迟的援助明显地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们主要担心的仍旧是攻取和占领宁夏、甘西的城寨堡垒问题，因而新的决定是：全力以赴地攻取宁夏，暂时放弃甘西，等待接取援助之后再图甘西。至于对胡宗南，只要四方面军略加拦截，不使其过快推进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千载难逢之机，他们必须排除那些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困难，争取一击成功。
9月14日，中共中央将此一消息迅速通知了一、二、四方面军，并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电称：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望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
(二)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西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电报特别说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4）随即，中共中央提出了组织“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要求二、四方面军全力北上，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至此，从1935年夏季即开始计划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终于付诸实施了。
1936年9月中旬，红军一方面军全部2.1万余人除少数配合约6000人的地方部队守卫陕北、甘北苏区外，其余27个团约l.8万人全部集中于盐池、定边至同心、豫旺堡一线，向南推进。二、四方面军37个团约5.6万人也已进至甘肃中部的通渭、陇西一线，集力向北。尽管红军这时武器残缺不足，弹药尤其困难，二方面军甚至疲劳到难以作战的地步，但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5）
这时，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比较复杂。根据8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以及9、10月间来自东北军的通报，可知大致情况如下：
(一)“陕西东北部为蒋介石进攻红军苏区的主要方向，以其嫡系陈诚为指挥(本人现往广州)，汤恩伯纵队为领导的共七个师一个旅，合计廿四个团。”其中汤恩伯第4、第87师及晋军72师和209旅已于5月底由山西渡河，占据吴堡、绥德、瓦窖堡之线筑堡修路。8月初，其已进至葭县(不含)、吴堡、绥德、清涧之线及无定河下游两岸，续修绥清公路，并继续逐渐向南、向西推进。另外，高桂滋之84师驻绥德以西，高双成之86师散驻葭县、米脂、神府、榆林、横山、石湾、安边各地，联成封锁。
(二)“十七路杨虎城部有两个师、五个警卫旅、两个特务团、一骑兵团，计其他直属部队，合计步兵廿六团，骑兵一团。杨之主力现在洛河下游左岸．直达黄河，向北封锁清剿。”其中第42师原在延长、延川、宜川之线以东地区，17师原在鄜县以东宜川、韩城之线，第5旅原在三原、蒲县之线，警卫第一旅原在临真镇、平陆堡之线，这时已陆续接防东北军原在蟠龙、肤施、甘泉、鄜县之防地。另外，其第2旅分别在耀县、柞水、镇安，第3旅在郃县、澄城，特务第1团在西安，第2团在白水，骑兵团在邠县。
(三)“东北军在西北者有三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计十五个步兵师，五个骑兵师，一个炮兵团，合为步兵五十一团，骑兵十九团。”其大部正在陆续从陕北调至甘北及西安至兰州大道附近的过程中。何柱国之骑兵军主力驻固原一带，于学忠部部分主力由兰州进定西，57军部分主力则集中庆阳一带，王以哲之67军主力及独立第105师则渐进至平凉一带防守。
(四)“宁夏两马计有二个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二个特务团，合为步兵廿团，骑兵八团。”其中马鸿宾之35师在固原、黑城镇、李旺堡一带，马鸿逵之新编第9师在黄河两岸中卫、金积一线，其新编第l0旅在一条山一带，骑兵第1旅在吴忠堡及宁夏各一团，骑兵第2旅在磴口、平罗一带，骑兵第2师两个旅在五佛寺及中宁一带。
(五)“邓宝珊之新编第一军计两个旅，合四个团，在静远、会宁、静宁、隆德布防。”同时，甘南毛炳文、王均两部含第8师、第24师、第12师、第7师及鲁大昌新编第14师，合计28个团，分别进至武山、武都、文县、成县、康县、西固、岷县、临潭，与二、四方面军周旋。加上土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驻西宁及甘、凉、肃三州的第10师、第35旅、第298旅9团，以及山西已经西渡黄河占据黄河西岸部分苏区的一个纵队，整个陕、甘、宁三省已有国民党军队约200个团，近40万人之多。（6）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由长沙等地调援西北主持围剿的胡宗南，率10个师30余团约6万人，9月下旬也已先后入陕并陆续西运至天水、秦安、静宁、会宁、定西地区，关征麟4个团约5000人也在9月底由山西运抵宝鸡。在此前后到达的还有49师、51师、140师等4个师另一个旅计2万余人，分别进驻略阳、徽县、两当、西凤、陇县、宝鸡各地，配合驻守兰州附近的朱绍良部围堵红军。这时纵使不计山西、绥远之敌，红军主力所直接面对的敌人也已超过自己5倍以上。更何况，国民党还有近20个团的兵力正源源不断地向陕甘两省开来。红军要想成功地实施宁夏战役，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此时谈何容易。
所幸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即将会合之际，张学良大约40个团的东北军已基本完成西调，成为防堵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主要军力，红军三个方面军主力之会合已经不成问题。可是，胡宗南部之迅速到来，开始渐渐让中共中央感到担心了。国民党中央军毕竟在装备、战术、训练以及士气方面都与地方军阀的部队有明显的不同，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无论如何不能被其咬住，更不能与其进行决战。与此同时，由于张学良与红军的结盟在东北军中并未完全公开化，多数部队并不了解此情，一旦胡部主力楔人，张学良在军事调动上与红军的配合将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将成为不可能。如此，不仅红军会合行动受到钳制，尤其是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将大受威胁。为此，毛泽东等再三电告张国焘等：四方面军主力宜在两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其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两三天内控制此地，红军有被切断之虞。“机不可失，千祈留意”。（7）为确保无虞，中共中央同时命令第1师迅速向界石铺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由于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因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和其后另立中央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实际上还未得到解决，张国焘对于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仍旧有所犹豫，而对以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与胡宗南作战，更是颇多顾虑。特别是为等到12月黄河冰冻，保证一方面军渡河，四方面军将不得不在西兰大道这一交通线上几面受敌，与超出自己几倍的胡宗南等部鏖战两个月之久，其结果颇难想象。为此，张对夺取宁夏的方针和静会战役的计划都有所怀疑。9月17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等，一连提出8个问题：(1)向宁夏及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甘肃抑或在宁夏?(2)如我军攻宁夏，城仍为敌所占，是否地区狭小不便活动?(3)宁夏通外蒙有哪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车?(4)衣服单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过?宁夏到西部须多少天?(5)不结冰你们有无办法造船过河?造船速度如何?(6)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钳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顺利渡过黄河?黄河何时在何段结冰?(7)如四方面军经河州附近过河抢占永谋，钳制兰州，是否便利一方面军转移宁夏和甘肃西部?(8)陕甘北粮食能供一、四方面军吃多少时间?（8）
对此，毛泽东等迅速答复称；
一、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说甘西。
二、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三、外蒙宁夏间有许多路通汽车，过去苏联即从这些路接济冯玉样。
四、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且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待明年春暖后再行攻打甘西，同时我们将为你们制备一批冬衣。
五、攻宁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上均结冰。
六、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单独攻宁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实占领静会定区域，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全力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特别提醒张国焘注意：“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站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拒止胡军把一、四两个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紧迫，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9）
终于，张国焘在一阵犹豫后，在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会议上赞同了实施静会战役的计划，“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间开进，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部为目的。”（10）鉴于双方意见趋于一致，中共中央立即根据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提议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组织军委主席团，集中于同心城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11）不料，张国焘与陈昌浩于9月20日赴前线了解敌情和地理条件后，再度改变主张，认定照中央方案与一方面军会合，将使四方面军腹背受敌，陷于严重困境，故下决心单独西进甘北黄河以东地区，与一方面军形成犄角之势，确保四方面军安全。
而实际上，按照陈昌浩的回忆，张国焘改变与一方面军会合的原因是担心“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的党籍”。（12）为此，四方面军领导人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朱德亦单独急电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13）
但是，张国焘最终还是说服了四方面军的多数领导人，并于9月22日电告中共中央称：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以及四方面军的实力，我们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且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6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失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因此，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目的，我们提议：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并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两个军暂留漳县一带吸引胡敌，然后三个也全部转进凉州、永登一带，以一部向静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14）
随即，张国焘下令四方面军立即开始准备西渡黄河，正在北上的部队主力当即转向西进。在胡宗南部源源而至、国民党军已经形成强大优势力量的情况下，此举自然置准备很快进攻宁夏的一方面军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地位。因为一方面军为坚守盐池、豫旺一线和准备照原计划占领海固地区转攻金积、灵武，进而进攻宁夏，所要对付之敌仅马鸿逵部即有20余团2万余人且据有坚固城寨，加上汤恩伯、何柱国等约30个团直接威胁其东北和西北两侧，他们已经很少有力量能够顾及其南面新增之胡宗南，而事实上张国焘的计划中留在西兰大道附近吸引敌人的两个军也只是暂时性质，其军力与胡宗南部相比，也起不到真正的阻遏作用。中共中央极为担心即将展开的宁夏战役会因此受阻。为此，他们不得不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之第一步，主张以主力南下，集中三个方面军之力首先打击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形成威胁。此后，他们又进一步注意到胡宗南部此时仍在咸阳尚未到齐，因而确信“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道，不会有严重战斗”，故再度通知张国焘等，说明一、二方面军均将前后策应，四方面军不必担心遭遇险境。（15）
可是，张国焘并不接受，还是反复去电，坚持认为其西渡黄河有充足理由，并断言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即可接通外蒙、新疆，并引胡军，打乱敌军堵截计划，又可造成红军东西两面夹击黄河两岸宁夏段敌军之势，顺利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防止红军陷于狭小地域被敌所制。且张国焘相信此行动，一、四方面军至多一个月就能在靖远、中卫附近会合了。因此，他反而要中共中央“勿使全党全军对会和失望”。（16）
不过，西渡计划毕竟与国际指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和反对红军进入新疆的意见相左，而中共中央又早已同共产国际发生了正式关系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再度分庭抗礼，已不合时宜。张并无把握擅自西渡就能够取得共产国际的谅解，万一发生严重后果，他更是难逃其咎。因此，思前想后，张国焘终于不敢独断独行，进而又致电首次表示愿意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电称：
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17）
但张国焘的电报仍旧解释说：我们估计国际的帮助现在还只能是秘密的交通线，如只有定远营(又称王爷府，即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这一条，易遇日本特务机关和内蒙王公反动势力妨碍。故遵照国际指示，以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能守秘密，不使日本势力阻碍。因此，我们的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18）
既然张国焘表示愿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取协商态度，决断决行，于9月27日下达命令如下：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19）
由于这时天气骤凉，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几次试渡均告失败，张国焘不能不转而放弃单独西渡计划，又转而实行北进方针。张国焘等27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决仍照原计划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出动，先头26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20）
就在同一天，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通知苏联目前计划仍是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21）随后，四方面军于29日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心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敌一部。（22）10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详细地提出了所需要的飞机、大炮等各种武器物资的清单，同时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特别是远伸到外蒙边界上去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但18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
你们对于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给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已找一家外国公司，他同意卖给需要的货物，并把贷物送到外蒙边境，但不能超过外蒙古边境一百公里以外。……同时，这家公司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像你们二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既不能负责担负护送货物到你们部队中去的责任，也不能加入反敌统一战线，否则将等于对某国战争的开始。因此，你们自己应当设法派出先遣部队制服德王及其他军阀的骚扰，并保证汽车队不受空军的袭击。为此，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23）
不管苏联方面对于运送援助物资的方式和数量与中共中央的想法有多少不同，自从共产国际9月27日确定从定远营方向提供援助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改变原定12月待黄河冰冻之后再攻取宁夏的计划了。在三个方面军都已经集中到甘北黄河以东狭小的地区来以后，要想持续抵抗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达两三个月之久，无论从作战角度、粮食等后勤供应角度，还是从与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那样做几乎是极端困难的。事实上，对于张国焘所担心的一旦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向宁夏和甘西行动的意图大明，国民党军将全力围堵并构成严密封锁的情况，中共中央这时也已经注意到了。但是，毛泽东注意到：“胡宗南还在陇县一带，我二方面军将于一星期后转移至渭水以北，据李富春报宁夏群众很好，马部恐慌，除少数据点外，大部围寨可不战而定，并有抢夺渡船之可能”，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及早渡河将不会有严重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很快便下决心提早举行进攻宁夏的战役行动，一面迅速派两批人前往定远营侦察该地道路、房屋、关隘及一切情况，一面命令三个方面军不等黄河冰冻，立即展开战役行动，准备夺船并造船渡河。（24）
10月3日，四方面军意外遗失“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张国焘决定改变原定行动部署，主张除继续下令部队兼程赶至在一方面军控制下的会宁、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会合外，应立即以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东岸之静远地区，抢占渡口，争取渡河，避免与胡敌决战。中共中央很快同意了这一建议，只是要求四方面军“在甘谷、庄浪一线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并接防会宁、界石铺，以便一方面军前锋转至隆德、静宁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区，防堵固原、平凉之敌，避免被国民党军切断后路。（25）
10月8日，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四方面军遗失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之后，拟订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各部队分别从秦安、陇县、陇西、定西进击，并在平凉、静宁、庄浪、固原防堵，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当日，张学良急忙将此情况经刘鼎通报了中共中央，说明因四方面军“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暴露后，现拟组织通渭会战。其部署如下：胡宗南由秦进，毛炳文由陇西进，关林中由宝鸡转向陇县，于学忠抽两师由兰州向定西，王以哲在平凉静宁防堵，董英斌集两师于固原策应，庄浪口先派一团固守。（26）
张学良表示；他将在9日飞兰州部署各军行动，尽力推迟部队行动时间，但同时请一方面军佯攻靖远，威胁兰州，抑留于学忠部守城。请二方面军在现地活动钳制关林中部。请四方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另请佯攻固原，以阻止蒋调王以哲部前去平凉作战。据此，毛泽东立即通知了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同时专门复电张学良说明：二方面军在外翼不利，已经决定集中内线作战，四方面军目前已经通过西兰大道，开始实行宁夏战役。但为执行而后战略行动之便利，应设法使王以哲驻固原指挥，将坚持不与中共发生关系并坚决进攻红军的何柱国部南调，而东北军主力宜集中平凉地区，蒋既有意调固原两师南下，正好执行此令。特别应设法迟延胡宗南之进攻，使我在11月5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便利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作战任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立即重新部署了部队的行动。
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了相应的作战部署和具体实施宁夏战役的行动步骤。其部署大体如下：
一、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十一月一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其主力在通渭、马营镇、静宁和会宁地区就地休整，并派支队进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之敌，争取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二、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镇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务。
三、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豫旺堡于手中。
四、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攻宁时间依造船情况而定，至迟不得超过十一月十日。（27）
尽管作战纲要提议三个方面军主力利用现有条件进行必要的休整，以便准备攻宁，四方面军此时却并无任何休整之条件了。由于红军这时渡河意图已明，蒋介石急令西兰大道一线之胡宗南等部北进，固、平、陇一线的东北军西进。随后，他又亲赴西安，严令各部三面出击，要求于短期内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勿任窜过”。蒋甚至还亲飞兰州督战。一时间，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四方面军所在的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战争全面展开。
10月21日，胡宗南的第1军、毛炳文的第37军和王均的第3军，由静宁、通渭一线向北进攻，与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红4、红5、红31军l.5万人在界石铺、华家岭、马营一带展开激战。由于国民党军有空军的支援，红5军在华家岭战斗中损失惨重。红4、红31军也被迫节节后退。23日，国民党方面已经占领了华家堡、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西兰大道已失。形势转瞬间即变得对红军极端不利。但四方面军毕竟抢先一步通过了西兰大道，其先头部队30军10月中已经进抵靖远及打拉池一带，并业已大体上做好了渡河的准备。据此，朱德、张国焘于23日下令四方面军之30军立即渡河，9军跟进。24日晚，30军渡河成功；25日，9军跟进；接着，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于26日过河。宁夏战役就此全面展开。
渡河行动开始的当日，即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紧急致电共产国际，要求苏方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电文中特别说明：
自接你们同意我们北上占领宁夏并给我们以物质上援助的复电后，我们即根据这一方针部署红军行动。现三个方面军已集中陕甘大道以北，四方面军一部已开始在靖远附近渡河，我们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实现我们的既定方针。
考虑到红军步行数百公里，在草原和沙漠地带掩护运输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度请求苏方汽车队能够尽可能远伸到定远营一带。同时请求提供钱的帮助，以便红军能够解决部队冬衣的严重不足并在国内购买部分武器弹药。（28）但考虑到胡宗南部推进快、威胁大，二方面军此时受损严重，几乎没有战斗力，让国民党中央军迅速突进，红军主力西渡，然后协力北上宁夏的作战计划将无从实现，故毛泽东建议彭与朱、张商量暂以红30军渡河，控制西岸，红9军暂不渡河，加入海原、靖远一线防御。（29）
对此，彭德怀表示同意并于25日提议：首先集中四方面军全部及一方面军之4师在郭城驿打击胡宗南之一路，并争取以一方面军进占定远营。（30）毛泽东此时已知道红30军和红9军西渡的情况，故于次日复电彭表示：同意集中在河东岸的四方面军以打击胡宗南为中心的考虑，但张国焘的关键是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而目前则以打胡敌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故虽应以四方面军之4、5、31军和二方面军全力打胡，惟仍应以已经渡河30军占永登，以9军去占定远营，因为“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31）据此，毛泽东等并电告在打拉池前线指挥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32）
27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商定，先以四方面军河东之4军、31军集中郭城驿一带准备诱歼胡宗南轻敌冒进之先头部队。28日，朱、张并命令4军和31军脱离四方面军建制，直接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当日，在河西的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一条山、五佛寺有日敌增援中，红30军单独不能完成任务，红9军跟进亦只能控制该地带，无力派一个军出王爷府，更不可能按原计划出中卫。红5军力弱，且还担负守护渡船任务。如此平均使用兵力，远方任务难速完成，即控制战略枢纽亦难巩固，指挥上更深感不便。建议“卅一军无论如何须抽出随指挥部行动”，“四军担任防守以打拉池为后方，归总部指挥”，“五军暂控制靖远两岸，主力三角城，随后跟进”；“九、卅、卅一军以两个军出动，得手后即分一个军出定远营”，一个军控制中卫。
据此，朱德和张国焘又建议31军仍应渡河，说明以4军、31军两军很难保证完成击破胡敌的任务，不如以一个军担任牵制，另一个军过河以加强河西之力，争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29日，中共中央军委对此表示同意。但因前线总指挥彭德怀坚持31军应留在河东参加作战，军委遂又于30日电令31军停止西渡，在河东作战，“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毛泽东并特别强调：“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把握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33）10月30日，朱、张遵令执行。同日，因胡敌逼近打拉池，留守河东看护渡船的红5军被迫随船西渡。次日，国民党部队推进到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至此，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河西与河东的部队被切为两段。
战争形势从此开始变得对红军相当不利。尽管彭德怀指挥河东前线部队仍旧节节抵抗，寻找机会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以便再度实施渡河攻取宁夏战役的计划，尽快接取援助。但事实上，由于7万多红军有将近1/3被截在黄河以西，河东红军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并且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甘北地区陷入国民党军的强大包围，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除非有重大胜利，否则再度攻取宁夏，将成为不可能。宁夏战役一旦失利，不仅将使红军打通苏联的计划前功尽弃，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红军自身的生存发展、中共与南京的谈判，乃至与各地方势力派的联合统统成为问题。因此，毛泽东十分焦虑，不得不接连致电正在西安之叶剑英与刘鼎，要他们“问毅当此国难关头，他有何办法停止内战”“宁夏计划蒋介石正积极破坏中，我方正想对策，请毅亦为我筹之”。
10月30日，中央军委委婉地通知了共产国际书记处关于红军渡河作战失利的情况，说明因胡宗南等部敌军70余团齐头猛进，已推进至海原、靖远，我现处南北夹击中间回旋困难，不得已，在1.7万人的部队已经渡河的情况下，必须暂时停止渡河，转而打击南面追敌。（34）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此电几天之后，它突然意外地在11月4日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内容扼要如下：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 并请通知接收办法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35）
苏联突然改变援助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红军渡河作战失利有关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并不在此。电报上罗列了他们考虑必须改变计划的三点理由，显而易见，前两点困难早在苏联方面决定通过定远营援助红军的时候已经存在了，更何况苏联人很清楚，经过甘西前往哈密，即使只是前往安西，红军所要克服的严寒与沙漠的困难远比经宁夏去外蒙要多得多。而且，最初也是苏联方面坚持不让红军过于接近新疆，而决定从定远营进行援助的。很难说明究竟为什么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在改变自己已经作出的决定的时候，总是习惯于为自己找一些不必要的借口，甚至把责任推到中共的身上去。事实上，在这三点理由中，最重要的其实只有最后一点，即他们担心此举“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最初决定从定远营方向援助红军时，也并非不了解日本正在策划进攻绥远的情况。还在9月6日，中共军委即发报说明：7—8月两月来，日寇指使伪蒙军队侵入绥东与傅作义部，至今仍在对峙中。其先头为王英匪军，德王则在东蒙募兵向察北徒步集中。日军有二联队已开张北。又云已达5000人以上。日机开始则在包绥线上飞行，继则伸入宁夏。8月3日日本航空院更派井田等乘机至阿拉善旗，声言拟以定远营为总站，于甘、宁、青、绥各设分站，定期飞行，并运往大批汽油等物，似以经营整个西北，切断中、苏、蒙联络为目的。（36）
苏联方面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仍旧选定被日本人看中的定远营为苏联援助的主要地点，很明显是准备冒点风险的。它或者是不相信日本人会很快逼近定远营，或许是决定捷足先登，先将红军装备起来，给西进的日本人以某种威慑。总之，它没有料到红军的作战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日本人又如此迫不及待。当红军还在宁夏南端奋力拼杀之际，有日本军人支持的伪蒙军队已经在进攻绥远傅作义的军队了，全国抗战的呼声迅速高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从定远营进行援助事实上不可避免。苏联方面没有及时地停止原定的援助计划，仅仅是由于红军的作战行动已经全面展开。红军渡河失利终于为他们放弃这一冒险计划找到了机会。在11月下旬著名的绥远战役打响后不久（37），苏联最终作出了停止走定远营这条路线进行援助的决定。事情很清楚，在绥远抗战开始之后，让红军在得到全国各界热情支持下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军背后发动进攻，这在政治上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当然不能引导中共和红军去冒这种巨大的政治风险。
好在苏联方面的突然变卦来得也正是时候，如果红军已经经过了重大牺牲夺取了定远营，这封电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而如今中共中央的反映只能是无可奈何。其11月8日的复电称：
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38）
宁夏战役失败了。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先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后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换言之，为了生存，内战将不可避免地延续下去，而红军又将面临着一次新的长征。当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这一决定；但同时通知后者切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39）
（1）《育、洛、恩、博、泽致朱、张、任同志电》，193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74—576页。
（2）《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1日，见《毛泽东年谱》（上），573页；中心档案495／74／283。
（3）《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日，见中心档案，95／74／281。
（4）《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军事部署问题致朱、张、任三同志电》，1936年9月1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78—579页。
（5）根据1936年8月18日《军委致国际电》及9月1日《朱张致党中央及军委电》可知三个方面军兵力如下：第一方面军(含1军团8000人、15军团6000人，各直属部队7200人，地方部队6000人)总计2.7万人；二方面军(第2军7643人，第6军4059人，第32军2677人)14379人；四方面军(第4军5700人，第5军4600人，第9军9600人，第30军8000人，第31军5000人，方面军直属队5000人，总直属队4664人)共计42564人。另一方面军步枪1万余支，轻机枪500余挺，重机枪100余挺，迫击炮40门，山炮2门；正规部队每枪平均有子弹40发，地方部队每枪平均有子弹10余发。二方面军步枪6268支，轻机枪160挺，重机枪129挺，迫击炮4门，山炮1门，平均每枪有子弹40发。四方面军有步枪15300支，驳壳枪及手枪2900支，轻重机枪495挺，迫击炮28门，每枪平均有子弹30发，人平均有手榴弹1枚。见中心档案，495／19／58。
（6）《军委致国际电》，1936年8月16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3。
（7）《毛、周、彭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5，16，17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85—589页；《周恩来年谱》，321页；《文献和研究》，1986(5)(本期有关于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十八封电报)。
（8）《朱、张、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17日，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专题论文选辑)。
（9）《毛、周、彭致朱、张并致任贺电》，1936年9月1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92—593页。
（10）《朱、张、徐、陈致林、毛、洛、周、彭、徐电》，1936年9月19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5）。
（11）《英、洛、恩、博、稼、泽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致朱、张、徐、陈、任、贺、刘、关同志电》，1936年9月21日，见《周恩来年谱》，322页。
（12）《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的谈话》，见《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76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3）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271—272页，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14）《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电》，1936年9月22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5）。
（15）《英、洛、恩、博、稼、泽致朱、张电》，1936年9月26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97页。
（16）《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2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5)。
（17）《朱、张、徐、陈致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电》，1936年9月2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5）。
（18）《朱、张、徐、陈致英、洛、恩、博、稼、贺、任、关、刘同志电》，1936年9月26日；《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26日；《朱、张、徐、陈致贺、任、关、肖、刘电》，1936年9月2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5)。
（19）《党中央命令——给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二、四方面军首长》，1936年9月2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5)。
（20）《朱、张、徐、陈致育、洛、泽、恩、博、稼和贺、任、关、刘同志电》，1936年9月27日，见《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729页。
（21）《共产国际书记处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7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
（22）《朱、张、徐、陈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致英、洛、泽、恩等电》，1936年9月29日，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专题论文选辑)；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499—50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23）《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0月18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
（2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618，623页。
（25）《毛、周、彭关于同意渡河计划致朱、张、徐、陈电》，1936年10月4日，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专题论文选辑)。
（26）《剑、年致周电》，1936年10月8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504页。
（27）《十月份作战纲领》，1936年10月11日，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50——65页。
（28）《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4日，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专题论文选辑)。
（2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4日，见《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834页。
（30）《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25日。
（31）《毛关于打胡定远营的战略部署致彭电》，1936年10月26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02页。
（32）《毛、周关于准备袭取定远营事致朱、张、彭电》，1936年10月26日，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512页。
（33）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295、294页。
（34）《中央军委致共产国际电》，1936年10月30日。实际红军西渡人数应为22000人，中共中央在11月8日的电报中对此还有进一步说明。
（35）《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中心档案495／74／283。
（36）《军委总司令部致王明同志转战士同志电》，1936年9月6日，中心档案495／74／283。
（37）日军与伪蒙军此前已占据百灵庙，并进一步进犯绥远。1936年11月5日，德王首先公开扬言要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综理自治事宜，随即很快武装进攻傅作义部守军。蒋介石于17日亲赴太原主持制定反击计划，傅部于24日一举收复了德王在绥远的重要据点百灵庙，是为百灵庙战役，又称为“绥远抗战”。
（38）《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3。
（39）《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3。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