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通国际路线 第四节 暗渡陈仓
杨奎松
无论是劝蒋和共还是支持中共打通国际路线，对张学良来说都是极冒风险的事情。但张学良毕竟身处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不劝蒋吧，蒋是中央政府的化身，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他虽坚持内战，拒绝抗日，然而其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统一，且统一后未必不抗日。不顾一切，骤然翻脸，不仅成事如何未可知，而且可能使整个蒋系自绝于抗日门外，造成更大范围的对立与冲突，届时中国抗战之成功，更加难以预料。可劝蒋吧，蒋一向对日妥协，强调量国力而行，每每表示非等国际上对日本问题有一彻底解决，中国自己无力收复东北失地，纵然统一实现，蒋为求得其有效统治范围之稳固，以及等待不知何年何月的国力之强盛，又如何可能为满足东北人的愿望而冒险与日本拼一死活?（1）因此，不论于公于私，顾及眼前还是放眼长远，张学良都无法对蒋介石抱以幻想。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支持中共打通国际路线，在张学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整个中国，只有中共是最激烈、最坚决的抗日运动的鼓吹者，也只有中共才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援助。张学良显然相信，在中国无论是谁，要想最终收复东北，都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事实上，由于苏联、外蒙与中国东北地区有着上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由于苏日之间围绕着中国东北的权益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由于日本并不满足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而且正在虎视耽耽地觊觎着苏联的远东地区，苏联从一开始就支持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基于这一切，张学良当然有理由相信，一旦中共得到苏联的援助，成为中国抗日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的抗日运动将会极大地发展起来，并促成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果，苏联必定会因支持中共和反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支持他收复东北的斗争。相反，如果中共和红军得不到苏联的援助，并且归于失败的话，很可能抗日战争将不会爆发，东北的收复将更加遥遥无期。
张学良不是不知道支持中共打通国际路线所要冒的风险有多大。鉴于西南两广事变以及随后广西当局与蒋介石的对抗相继被蒋瓦解，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大举进入陕甘之后，整个西北方面的反蒋热情已经消停了许多，影响到西安城里，也是“人心大动”、“东猜西疑”。据刘鼎、刘象三、张文彬、梁明德等报告说：杨虎城在广西反蒋失败后，与中共联合之事已不再提起，就是前此签订的通商、联络、交通等事也搁在一边不谈了。就连王以哲，虽经多方工作，也仍旧时时表现“畏缩”，没有了以往的勇气。早先与红军有过较多交往的东北军几个师的师长，在此情况下也尽可能地少与红军发生关系了，说是“有问题可与副司令去电，他即听命，不必派人到他处”，唯有张学良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决心。
张学良这时先是以查无实据为由，于16、17两日接连将先前被省党部捕去，又被他转押军法处的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等一并释放。而后，他又将叶剑英接至西安，安排在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家中，作为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正式代表。同时，张为“准备意外，集结他的部队”，特地将他在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的抗日讲演印成小册子，在军内散发，“以作万一中央若对付他时，可在政治上战胜中央（的武器）”。（2）当叶剑英告诉张红军目前“经费困难已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多不可能，其余25万元可考虑到上海去办；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张学良更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凡是他能够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比如10月中旬，毛泽东、彭德怀电告张：“何君柱国至今不理解团结抗日之必要，屡与敝方为难”，“难免冲突”。“董军长闻正西进，并祈善为说词，免生误会”，张即很快将何柱国调离前线，并要董英斌暂缓西进。（3）不过为了瞒天过海，并便利劝蒋和共，避免蒋介石生疑，张学良在公开场合仍要大讲“绝对拥护”、“绝对服从”之类的场面话。像他在10月3日对英国记者的谈话，很明显就是这种敷衍的典型例子。
在这次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张学良声称他必须郑重声明三点：
(一)外报前传西北四省有独立及联俄之说，纯属谣诼。
(二)本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拥护领袖，拥护统一，一致对外。
(三)个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服从中央命令，甚愿效命于国防第一线上。
但同时，他还是隐喻地表示希望南京与红军达成妥协，“少损一分元气，即增一分国力”。（4）
一方面是张学良的坚定态度，一方面是苏联方面正式批准红军具体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战役行动，准备大举援助中共，使得10月以后东北军的部分高级将领又渐渐重新变得积极起来。这里最突出的是骑兵军副军长，时任王曲军官训练团教导长的黄显声。他先是将刚刚被释放的刘澜波收到麾下做秘书，而后又明确向叶剑英表示：红军有何军事问题或器材需要，他可尽量帮助。王以哲离开西安，刚一到达甘北指挥部，也重新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直接的电报来往，同时105师刘多荃师长也开始与在甘北前线的彭德怀建立了直接联络的关系。红军与东北军将领又开始了具体的合作。如张学良10月13日得蒋急电，要其派援军前往李旺堡解马鸿逵部207团之围。叶剑英当即报告毛泽东：张学良迭奉急令救李旺堡207团，张已委托105师办理。经黄显声兄与刘多荃商妥，将派出骑兵军第16团前来。请准许该团17日向李旺堡前进，并望为马部207团放行，让16团进驻李旺堡。（5）
13日，骑16团前往李旺堡，在红军配合下将被围之207团救出。而后，根据双方商定的步骤，刘多荃师长再将骑16团撤回，将李旺堡交给了红军。同样，当王以哲电告东北军一部遵命需要向硝河城、将台堡推进时，红军前线司令员彭德怀也根据具体环境，痛快地表示同意。可见，双方此时的配合渐渐变得较为默契。
这种默契此时还表现在统战工作方面。10月间，因日本人对绥远心怀不轨，伪蒙军与傅作义部摩擦而冲突频繁，阎锡山颇感有抵抗之必要，故有心向蒋请援。张学良很快主动表示愿意出兵相助，参加绥远抗日。阎锡山为此致信张学良表示感谢：“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6）同时，阎锡山亦向张派去的高级将领戢翼翘表示，对过去与红军打仗颇感后悔。见阎颇有抗日和共之意，张学良借前往洛阳给蒋介石祝寿，专程飞往太原，向阎说明目前陕甘剿共战争之危害，与阎相商，共同劝蒋停止内战，“与共妥协以抗日”。（7）据张学良告诉叶剑英说，二人“会谈极佳”，阎决定乘蒋介石10月来陕之际，向其说明他的意见。张学良说，阎锡山这时的态度是：
一、请蒋领导联红抗日。
二、请中央拨款加强绥远国防工事。绥、宁、晋请酌增十师。
三、如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东北军、红军，全力抗战，并将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给红军，同时支持宋哲元抗日。
但是，阎锡山最关心的是苏联的态度和红军能否合作。他明确问张学良：第一，苏联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第二，苏联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第三，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指挥?
对于叶剑英所报告的情况，中共中央方面自然极为重视。尽管叶剑英已经就阎锡山的问题向张学良做了十分肯定的答复，毛泽东仍旧很快致电叶剑英等，要其迅速经过张学良进一步向阎说明如下：
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力以全力以为之助。
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
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到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块不冒险向晋绥开进。
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
五、某方授助我们可担任介绍。（8）
从以上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并没有回答阎锡山提出的最核心的问题，即共产国际和苏联是否愿意援助红军以外的中国军队，以及他们是否同意照阎所说的让红军到绥远去联合外蒙直接与日伪交锋。因为这样的问题确实也是中共中央这时所不能贸然代共产国际回答的，只有苏联自己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同时致电共产国际：
张学良与阎锡山前在太原会面，阎对张云，要求蒋介石领导联红抗日，如蒋不干则联合红军、东北军单独行动，划出五原、包头、安北、固阳、临河五县给红军，但不知国际允许红军出绥远否?并与外蒙联系否?不知国际愿意援助晋绥军、东北军否?不知红军听其指挥否?，……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9）
随后，中共代表同宋哲元谈判的报告送达，中共中央又再一次致电共产国际说明宋哲元愿意“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并准备派代表赴俄接洽的情况。电报再次询问苏联对于南京以外的各地方实力派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于有谣传李杜一行赴苏被拒，中共中央显然开始怀疑苏联对南京以外的各个地方实力派是否均采取一概拒绝的方针了。
没有资料表明共产国际是否曾就此来电说明过自己的立场。至少看不出中共方面开始改变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相反，这时直接负责与中共中央通报的中共代表团王明等，这时也相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谈判是骗人的，“是他们内部的把戏”，担心蒋介石会利用胡宗南将张学良与红军分隔开，分而击之。因此，王明等发来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务必对南京的所谓谈判保持高度警惕，尽可能赞助一切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和同情这一方针的各党各派，包括同情自己的地方实力派的活动，以此来逼迫蒋介石放弃对红军的军事进攻计划。来电明确说：
我们确切地知道，蒋介石在民众运动的逼迫之下，表面上与红军进行关于统一战线的谈判，实际上准备包围和消灭红军的实力。蒋介石不久前曾下令各部围剿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五军于金积堡至海原、固原地区，务必阻止红军南下，或去东北方向。因此……你们应尽力赞助一切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和同情者的活动，只有如此才能逼迫蒋介石放弃进攻红军的军事计划。（10）
蒋介石究竟怎样打算对付共产党，中共中央自然比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更清楚。的确，当蒋一面命令胡宗南进攻红军，一面派陈立夫寻找共产党代表谈判之际，中共中央确曾对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不甚明了。张学良最初也认为：蒋不过“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而已”。10月17日，负责与南京联络的张子华到达西安，报告从国民党方面带来与国民党的通电密码、谌小岑给周恩来的信等，约周恩来去广州谈判。据张子华报告称：南京方面请周恩来到广州会面时间在10月底，并已为周等办好粤行营护照6张，陈诚亦有电报给西北“剿匪”总部嘱其放行。南京方面并且订有密码，可使用“剿匪”总部电台，待与晏道刚交涉，如周不能去粤，可与他们另定地点。南京方面对谈判态度、强调我党活动、苏区存在及参与国民会议皆无问题，唯军队番号须与南京一致，目的似相当改编。（11）
与此同时，19日已到上海的潘汉年也有电来，说明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两党谈判“决不能有对等地位的条约”，最好的解决方法即“照收复广西办法云”。（12）而所谓广西办法，就是军队全部接受南京政府的改编，受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20日，上海方面又有电来，称“陈果夫找开兄(即小开，指潘汉年)谈判甚急”。可是西北这边国民党中央军仍旧全面进剿，大有不消灭红军不止之势。中共中央对此颇感费解，以致不能不再三要求西安方面将“蒋之确实企图查明即告”。
到10月底时，整个情况已经变得比较清楚了。这是因为蒋介石在10月22——29日专门来到西安，就共产党问题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讲话。在此之后，不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张学良，都已经看清楚蒋介石的本意是要彻底取消红军。改编云云，恐怕都是谎言，根本做不到。根据中共很快得到的情报，蒋刚到西安就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谈话，其中明确说：“他们抗日是假的，骗事的，既然要抗日，中国有中央政府，为什么还要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要停止进攻红军的唯一办法就是红军立即投降，“一部分一部分或整个的收编都可以，收编后待遇同国军待遇一样”。另据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这时的日记所载，张学良在蒋到西安后，确曾力劝蒋和共抗日，强调对共产党问题如不采取政治方法以谋共同抗日，专意进剿，不仅必为日、共所苦，社会人民更不相谅，并且前途殊为危险。不意蒋断然对张说：“共党能无条件的交枪受编乎?否则不论矣。”即使“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13）叶剑英和刘鼎这时也接连报告说，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直截了当地宣称：“赤匪为近敌，日本为远敌，目前唯一任务为剿匪，否则为反动。”因为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进而张学良也亲自告诉叶剑英等：他劝说蒋联俄容共一致抗日已“完全失败”，当他说明当前首先应当抗日，为抗日必须联俄，要联俄不能不容共时，蒋介石断言：“匪日皆应打。国际叫他(中共)和中央合作，(而)我要他(投)降，反对降(屈从于)俄。因此匪如不(答)应，决不抗日，如(俄)要我容共，决不联俄。”
10月31日，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徐永昌等再赴洛阳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大寿，行前，黄显声主张以绥远抗战形势紧张、东北军抗日要求强烈为由，要求蒋批准东北军增援绥远，一旦绥远抗战成为事实，则西北“剿匪”自然停顿。张学良亦赞同此意。不料到洛阳后，华盖如云，连单独进言的机会也没有，相反倒不得不听蒋介石在军校讲演大骂共产党，蒋甚至威胁说：共产党是当前最大的敌人，谁主张容共，谁就不是人。因此，张学良回陕后告诉叶剑英等：在洛阳实在“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14）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已经不得不做好长期与蒋介石打下去的准备了。他们一边将蒋介石来西安大谈“匪不剿灭决不抗日”的情况上报共产国际，一边告诉苏联方面：“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15）
据中共中央报告说，中共至此总共已向张学良借款达60万元。但甘北寒冬已至，除黄河以西近6万红军每日所需之大量粮食、弹药和药品的消耗外，仅解决棉衣一项，即需耗费甚巨。难怪洛甫心急如焚地再三致电共产国际，声称：“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毙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16）
还在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经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10月18日，共产国际就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要从财政上来援助中共了。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3日，因注意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与日伪军将要在绥远爆发战争，莫斯科在要求红军改向新疆接运军事物资，并主动将援助物资的吨位提高到1160吨的同时，也制定了专项拨款援助的计划。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对你们帮助的总数五十五万美元，第一批送去二十五万。你们大约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17）
但由苏联寄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转陕甘并送到红军手中绝非易事。共产国际虽想尽办法，立即从美国分两批汇款15万美元和5万美元至上海宋庆龄处，并进一步告诉中共中央，仅在目前可以直接用于援助中国红军的款项就在80万美元以上，然而所有这些在时间上都不能满足中共中央之所需。1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收到来自天津和上海接收到共产国际第一笔汇款的消息，张闻天更是沉不住气了，又去电讯问王明等：“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18）第一批汇款到达时已经是12月上旬了，第二批汇款1937年2月才到。因此，为解红军燃眉之急，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仍不得不又从张学良那里再借l0万元以救急。（19）中共和红军得张学良帮助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中共中央很清楚，经济危机可得张学良之帮助，军事危机要指望张学良却是不可能的。随着红军渡河作战失利，军事形势已变得极端险恶。11月8日，毛泽东等正式提出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并提出新的作战设想，其要点在于：第一步，为解决红军给养困难，将红军分南北两路军，一路由南向东，走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同官、耀县、宜君、洛川、鄜县、韩城、宜川、延长，达黄河东岸；一路由北向东，经灵武、盐池、安边、横山、榆林、瓦窑堡、延川，达黄河东岸。第二步，为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同时亦为解决西北生存发展困难，以一至两年为期，再度挥师东征，占领同蒲铁路，出至冀、豫、鲁之交，准备于可能时出至直、鲁、豫之交，再经皖、豫、鲁之交，鄂、豫、皖之交，鄂、豫、陕之交，尔后转回西北地区。在此期间，西渡黄河之徐向前、陈昌浩部组成西路军，以一年为期，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新疆，接取援助。（20）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红军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明确承认打宁夏本来就没有多大把握，现在必须要让蒋军停在西兰大道上，但这只能靠张学良、全国形势的变化与顺利解决粮食问题，而这些目前都不能解决。至于与蒋介石达成妥协更是没有把握，他不签字是不算数的，因此更是等不得。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或者向东南，经四川去京汉铁路一带；或者向东过黄河，逼阎锡山妥协，去河北方向。从反对内战和主张抗日的角度出发，向东过黄河是比较便利的。与会者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下一步“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当天中央书记处电告共产国际称：因宁夏战役被蒋军破坏，“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21）
不过有一点是应当特别提到的，这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已经在谈判条件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照广西办法解决，我们是同意的。”毛泽东指出：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焦点就在这里。最近他们要我们照广西的样子，服从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表面上是不同的。但是，表面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虽然穿件白军衣服，但更便于进行与白军接洽，便于改白为红。这一方针的确定很显然已经符合了蒋介石前此确定的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解决原则。然而，中共中央并不了解，张子华所带来的条件这时又被蒋介石给否定了。蒋的新条件正如他对张学良所说，就是要共产党“交枪受编”，否则统统消灭。
此时，新一轮国共谈判已经在上海开始。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会面。陈并不理睬潘汉年对中共关于两党合作条件的说明，直截了当地代表蒋介石提出了南京方面的具体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目前红军可暂时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的及政府干部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潘汉年当即质问：“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相信)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陈立夫也承认以目前条件，双方的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但他认为，如果中共方面能够派周恩来出来，或许蒋介石可以同意红军保留的军队数目由3000人扩大到1万人也未可知。总之，“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据陈诚对他人称：共党目前困难已极，如国军再给一严重打击，则将来妥协条件更低。因此，蒋介石内心的计划大概就是把红军全部赶过黄河以西去，赶到外蒙去由苏联来解决，否则便设法将红军困在宁夏边境苦捱，自趋灭亡，“那时看共产党还有什么条件可提”?（22）
由于潘汉年已经半个月左右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新的谈判指示，仍旧按照10月上旬所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有关条件与陈立夫谈判，因此，当13日中共中央收到潘汉年发回的电报之后，立即通过国民党方面的电台通知潘：
南京对红军究竟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据张子华谓，曾养甫先生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23）
11月17日，潘汉年来到南京，陈立夫已带着中共中央电报前去洛阳请示蒋介石，至19日始回。陈立夫回到南京当天，双方再谈。陈一上来就说明：“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声称：“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双方至此无法续谈，陈立夫坚持让潘把蒋介石的条件报告陕北中央，并请周恩来出来解决问题。当日晚，潘汉年用国民党方面的电台再将蒋介石的条件具体发了回去，电称：“蒋先生意见如下：一、红军可编至三千人，允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之官佐由宁遣送出洋考察，然后回国按才录用。三、可派员参加国民大会及军政各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次，由彼酌量任用。以上各点能达成，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等，当不成问题。”（24）
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这时事实上已经走入死胡同了。中共方面的让步可以说已到极限，而蒋介石突然将“改编”变为“收编”，使中共再无退路可寻。中共中央12日曾将张子华所带来的条件电告共产国际，提出“为一致对日，早停内战，我们觉得在不变更红军组织和领导的原则下，可以承认彼方要求”。可是，看上去共产国际反倒是认为，对目前与蒋介石的谈判不应抱以任何期望。其电报称：
陈果(立)夫、曾养甫与我们的谈判是否为国民党特务的一种手腕呢?如果蒋介石仍然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那么陈果(立)夫等实际上有什么办法呢?周恩来去见蒋介石有何意义，而且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应当向国民党要求以实际停止其进攻红军的军事行动作为其谈判诚意的第一步的表示。（25）
共产国际的指示毫无疑问距离两党关系这时的实际状况相差太远。在西北大联合计划取消之后，特别是接取苏联援助的宁夏战役失利之后，自身的生存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的红军究竟靠什么来要求蒋介石停战呢?在红军主力被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困在狭窄而且穷困的甘北地区之后，蒋介石还有什么必要去向共产党表示和平的诚意呢?当然，中共中央也同意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谈判原则。这一谈判原则11月20日共产国际就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
重要的为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指定蒋介石作总司令的总司令部，服从其指挥。且统一只是指在一定的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而服从统一的指挥这个意义以内而言的。（26）
但问题在于，目前第一位的是蒋介石根本不想和共产党谈判，除非共产党放弃自己的军队，“交枪受编”。至于保存领导、组织、在一定范围内服从指挥等等，他压根儿连谈都不谈。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们不能不怀疑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抗日反蒋”的决定是否正确。很明显，如果当初没有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政策的那个政治指示，这个时候西北大联合计划可能已经发动起来了，至少在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过程中，东北军可以公开地助一臂之力。甚至驻守兰州的于学忠部自己就可以直接前往新疆去接运苏联的军事援助物资。如果到那时候，即红军和东北军已经完成公开的大联合计划，并因得到苏联援助而在军事上变得异常强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渠、刘湘、李宗仁等等都趋之若鹜之际，再来与蒋介石谈判合作问题，情况必定与现在大不相同，不愁蒋介石不妥协。而如今的情况却变得如此糟糕。当叶剑英于11月上旬返回陕北保安，带去张之亲笔信件，再度提出共产国际是否同意西北发动和直接援助的问题时，中共中央虽不能明确回答，但仍然建议张学良：最好立即派于学忠“西行办货，且以愈快愈好”，同时再度就此电询共产国际。可是，中共中央也知道，张学良方面如果不能公开与红军的关系，是无法采取这一行动的。
中共中央这时确实是对否定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必要性充满了疑问。蒋介石决心消灭红军是内战，红军必欲突破重围，转战内地也是内战，何以西北大联合计划就不能实行呢？况且，一旦红军突围而去，一切友军及援助全不存在，孤军鏖战，成败胜负均未定在天，是否一定就对中国革命有利呢?因此，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提出：
甲、蒋下决心消灭苏区与红军，陈立夫告小开，蒋意红军留三千人，余遣散，师长以上出洋，一面令胡、王、毛各军向红军猛攻。
乙、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均盼望苏联援助与红军联合对日，蒋则极力破坏之。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因此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
丙、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均请探询见告。因蒋军现在已逼近定边、盐池，定、盐一失，我军主力在现地区即难于作战。（27）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有关谈判事，“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与之谈判”。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只能是从各方面想办法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迫使蒋介石先把剿共战争停下来。“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28）很显然，中共中央仍旧希望能够促成与南京的谈判。为此，它必须找到办法真正痛击中央军，才有可能。（29）
此时红军军事上之被动已极其明显。三个方面军，四方面军1．2万人，二方面军l万人，一方面军1.8万人，共计约4万人，全部被国民党军压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几乎无法周旋。而国民党方面，不仅胡宗南部节节进逼，王以哲部也被迫随胡部前进。只是国民党方面的每一行动均在中共中央的掌握之中，并且张学良也叮嘱部下不要过于冒进，红军暂时尚无严重危险。要想痛击中央军，更是非张学良和东北军密切配合不可。
张学良这时是想帮助红军的。他努力配合红军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对骑16团团长的处置。
10月底，红军在毫无防备下突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彭德怀迅速指挥反击，一举围歼了将近两团骑兵，事后方知为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骑6师第16、第17两个团，除第16团团长及少数人等走脱，该两团人马几乎全部被俘。彭德怀事后电告王以哲、刘多荃：“何军长不谅，逼人过甚，上月卅日敝军与骑六师冲突，事出意外，其人马来敝军者，拟令其归回骑六师，原队枪弹因敝部甚为缺乏，拟暂时借用，特此奉告。”张学良得知此事后，一面派车去接回俘虏，一面表示“全不介意”，正好以为对外宣传之用。10月8日，彭通知王以哲：已令16、17两团人马伪装逃脱，归还建制。然而等12日16团团长等将部队如数接回后，张学良却以渎职罪将该团长执行枪决，这其中固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惩戒之意也很明显。
张学良这时因无法公开与中共和红军的关系，因此在军事配合方面已经相当困难。而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张已表明希望停战和共的态度，南京行营方面事实上已经常越过代总司令的张学良直接以西北“剿匪”总部的名义向西北各路军队下达行动命令，张很大程度上难以确实掌握东北军的作战行动，虽再三叮嘱负责协同胡宗南部北进的王以哲部注意与红军切实保持你退我进的协商关系，却又不能不叮嘱王行动上务必小心听命，避免胡宗南及南京方面抓住破绽。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自然深感为难。故刘鼎屡有报告说：王以哲率6师北上，意欲与我军接近，张学良对此现特忧虑，恐我前进困难，并一面要求中共谅解，一面再三询问中共中央当“如何布置”。好在王以哲此时每日向彭德怀通报国民党甘北各部行动部署及其前进路线，其虽难以主动配合红军制造战机，但至少也为红军寻找战机，打击胡宗南部提供了较好的情报来源。
自10月下旬以来，红军在甘北节节后撤，千方百计捕捉战机。但将近一个月下来，只有两次较大的作战行动取得了胜利，一次击溃了马鸿宾、白凤翔冒进之一部，“俘获人枪马匹各千余”，一次就是打了东北军的骑6师两个团，而这两次最后为了统战关系都将人马放了回去。当然，此举确实发生了积极作用，据王以哲告诉彭德怀：此举已使马鸿宾受到教训，“马鸿宾已倾向我方”，不再与红军为难。可是，对于威胁最大的胡宗南，红军一直还没有找到有利的作战机会。且彭德怀认为：“目前战役已成一种正式决战形势，在地形、敌情与物质条件均无绝对胜利的把握”，必须“抓紧敌人一切矛盾，为持久的战略方针，疲惫敌人，寻求有利的战役坚决消灭敌人”，因此他早就决定“调胡、毛、关、王均北进中宁、中卫及金积南境，王以哲到以北时，我主力绕出突出之”。（30）故一路上，虽胡敌跟进较紧，但考虑到胡敌行动谨慎，部队齐头并进，很少孤立前突，加上王以哲几乎与胡并驾齐驱，对红军也有威胁，彭德怀始终没下攻击胡的决心。他特别强调：要想打击胡敌，首先必须做好王以哲的工作，使其主动缓进乃至不进。因王以哲毕竟只是过于担心暴露关系，适当劝说总会见效，加上王部始终与之协同前进，并通报胡敌情况，彭事实上并不担心没有作战机会。
11月10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怀：他奉令率5个师协同胡宗南部向豫旺堡前进，东北军在右翼，胡宗南部在左翼。彭德怀及周恩来11日复电表示欢迎，但说明豫旺堡一带战场适合作战，红军准备在此扼阻胡敌，希望王部暂停前进，以免误会。（31）王当日复电强调有军令在上，实在不能不进。其电报称：总部原令敝部于15日前进至灵武附近地区，且有违误即以军法论罪之语，但弟深知兄方困难，故一再托词延宕。但为不使他人猜疑计，又不得不稍行前进。相知在心，弟当尽可能范围极力延宕并停止。（32）
13日，王以哲通报，胡宗南本日已至同心城，经石峡口、石岗子分途前进。为避人耳目计，东北军将不得不相随同进，准备左路10日进至虎家山，16日进至豫旺堡，右路至15日进陈家堡。此举颇让彭德怀为难，考虑到胡部进速较快，战役准备不及，彭德怀次日复电表示同意，并很快部署了部队撤离豫旺堡的行动，于14日通知王以哲“速即进占”。不过，为便于下一步抓住时机狠打紧随其后的中央军，彭德怀也特别去电告诫王，红军此次并非不打，而是因毛泽东电令“勿使将军左右为难”，才被迫停止。唯对胡敌作战在所难免，务请兄部务必顾全大局，全力协助，尽量拖延前进。（33）
11月15日，彭德怀已着手具体部署对中央军胡宗南部丁德隆师的伏击战。他在给各部首长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敌胡(宗南)、王(均)、王(以哲)有分三路向东追击可能”，“豫旺县豫旺堡以东山城堡、环县、毛居井地域人烟稀少，土塞亦多，地图与实地区多不符，极有利于我军作战。我们应在上述区域威胁该敌二、三个师。”据此，彭命令少量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其他各部分别按照指定路线向该地区集中。对此，中共中央亦明确表示赞同，因而指示地方党及其武装给予配合。毛泽东亦特别提醒彭：应设法首先派一部钳制由萌城推进的敌人，并“速以二方面军有力一部或大部拒止王以哲东进”，如此则可集中1军团、15军团及31军首先消灭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推进的胡宗南部丁德隆师。（34）
拒止王以哲部推进整个作战的关键之一。故彭德怀除调派一部兵力向王以哲部示威外，特别去电强调：倘使红军受蒋军压迫至甚大不利之时，东北军处于孤立前途将受同样不利，故凡能赞助弟方者，务请委曲求设法。胡军本来轻视他军，兄部缓缓前进，彼亦未必见怪，务祈明察。（35）
由于这时蒋介石督战甚急且严，王以哲这时确实担心被胡宗南识破自己与红军的秘密关系，他之所以紧随红军其后，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王以哲也深知此举难免惹得红军不满，因此不得不再三说明自己的苦衷，以求彭德怀谅解。到17日，王以哲因再得命令，要其务必于20日进至山城堡、环县一带，并扬言违误即军法拿办。王以哲深感进退两难，不得不再电彭德怀告以不能不进的理由，称：为保存抗日力量，军职均不足惜，但兄我关系未明朗化前，耳目不能不避。即弟部只能缓进，不能不进，是不可能也。弟部于16日全部到豫旺堡，本拟即时前进，兹以兄嘱，特电令缓至19日由该处出发，勉副尊意。（36）
不过王同时告诉彭德怀，胡部惯不按指定路线行进，其必紧跟红军身后急进，不会因东北军滞后而停止推进。王担心红军与胡军作战很难有获胜可能，因此明确电告：“为保存抗日力量，亦似不必作无谓牺牲。”但此战红军等待已久，王部一下子缓进三天，使胡敌孤军暴露在红军的面前，是非打不可的。况且红军一方面军对国民党中央军也向无张国焘或王以哲那样的畏惧之感。
战机迅速被彭德怀、毛泽东捕捉到了。中共军委当即下令在山城堡一线进行战役准备，对胡敌三路，首先集中打击右路，由西家原进向山城堡的丁德隆师，然后再打中路之詹忠言旅。毛并告彭：“王以哲十九日开始从豫旺堡东进，计程三天可达。但我们必须阻滞之至七天以上”，以便红军主力能从容作战。（37）
20日，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迅速向定边、盐边推进，以丁德隆、周祥初两师侧后掩护，更为红军提供了作战条件。毛泽东于是再电彭德怀称：蒋介石令胡军向定盐急进，丁师不得不走山城堡、青岗峡之线到定边，如此最便于集中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了丁德隆，则对全局大为有利。彭德怀也注意到这千载难逢之机，当即通知王以哲，要其务必率部在李家悬岩、马家大山一线及其以西地区盘桓数日，以利红军作战。结果，不出所料，丁德隆师当日即突向山城堡，立即遭到红军将近两个军的打击，突前的廖旅首先中伏被歼，增援之第2旅亦被红军阻击部队击溃，丁师迅速全线败退萌城一带。此战开创了红军首次痛歼胡宗南一个旅的战绩，无疑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各部的士气，也挫了胡宗南的锐气。中共中央顿时感到压力骤减，相信再打一大仗即可基本稳定战局，使胡敌进攻停止。
对于红军的胜利，张学良也相当满意，当即发来贺电。不过在张看来，对胡宗南也不宜一味硬打，而应施以政治攻势。故他电报中强调：“对胡军勿结仇敌，应尽力争取一切政治工作，曾施之于何柱国及东北军之被俘者，合应施之于胡军。”如果胡宗南能够接受中共统战影响，中共何乐而不为?问题是要做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将领的工作，在军事优劣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几乎难以想象。周恩来、徐向前等已多次去信联络感情并说明主张，但毫无作用。（38）红军派代表前往胡军，更是屡屡被拒。因此，毛泽东非常清楚，对中央军的策略只能是先打后和，非消灭其一两个师，不能使其重视红军。当然，毛并非不同意张的看法，他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二个师，但打后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坦率地说，红军这时虽然仅仅打掉了胡宗南的一个旅，不能根本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不过这一仗对其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危机，仍然起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缓解作用。胡宗南吃惊地电告王以哲跟在红军后面要“小心”行事，据报蒋介石也“万分焦虑”。刚一得到中央军受挫的消息，蒋就急电胡宗南，要其将“丁师损伤实情速直接实报，但对其他各处不必详报或报并末损失亦可”，生恐会动摇进剿军之军心。（39）他严令胡宗南马上“鼓励士气，集中实力，勿使因此颓丧。丁师当留驻适当地点整理补充，其余部队前进时应集结一气，行进时对于左右两翼之搜索正面愈广愈安”。与此同时，蒋要求胡注意；“下午三时以后不准行军，必须于三时前集中宿营地内，一面构筑抵抗线工事严防夜袭”；“各部队就地深夜筑工(事)，严防匪来夜袭反攻。以后无论宿营追击，凡到达一地，非先筑成防御阵地不得休息”，“各师旅团指挥部必须在部队阵地中间，且要严密搜索，恐民房内住民通匪响应，切不可在后方被匪袭击”；“前进行军时对近匪侧之侧卫兵力应特加强时时准备临时应战，阵地免被匪意之侧袭”；“应令各在就地构筑阵地时时加强，无论如何勿得撤退，否则杀其主管”。（40）
终于，山城堡一战的效果开始在国共谈判问题上显现出来了。12月初，陈立夫再次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在9日的谈判中，陈立夫明确告潘，蒋先生已作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一定要收编红军以及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才录用等，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只是人数要限制在3万人以内。但中共中央此时已向潘通报了山城堡战役胜利的消息，并明令“我只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41）故对蒋介石刻意削减红军一半以上人数的做法，潘汉年当然不能接受。不仅如此，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中共中央10日得知谈判情况后，也明确地表示支持潘汉年的态度。毛泽东、周恩来并且进一步宣言：为达保存全部红军之目的，“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42）很显然，由于国共双方的战争局势出现了某些重要的变化，红军重新有了挫败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可能，事情的发展较前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微妙变化。
（1）蒋介石在东北沦陷后多次表示：“东北四省向有特殊情形，不是革命军势力所能达到。”“东北事变有其特殊之性质……盖百年来之东北，本为帝国主义者逐之场，其根深蒂固，久已构成一极复杂错综之关系，打破此种关系，断非如十七年之统一东北，一举而得者之简单而便易。东北问题，早成历史上国际问题。中正昔年上革命策略一书于总理，尝曰：‘东北问题，非东北之单纯问题，当留待东亚问题全部之解决。’意即如此。”分别引自蒋中正《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1933年5月8日；蒋中正《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1934年6月16日，见蒋总统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集》（一），624，722页，台北，国防研究院，1960。
（2）《刘鼎报告》，1936年9月；《刘象三报告》，1936年9月24日。
（3）《周恩来年谱》，326页。
（4）《张学良与英记者谈话》，见1936年10月5日《申报》。关于这次谈话的报道有两个版本，其中在关于对红军停战问题上的说法有所不同。《申报》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假如赤匪能觉悟自新而投诚，服从中央命令，使统一工作早日完成，少损一分元气，即增一分国力，当然亦所深望者也。”安危根据英文记录译出的报道稿则称：“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西南事变’一样得到和平解决。”见198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陈力：《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见《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179页。
（6）李蓼源：《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促阎谏蒋抗日的史料》，见1986年12月12日《山西政协报》。
（7）《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83页。
（8）《毛泽东年谱》（上），601页。
（9）《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0）《王明、康生、陈云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1）《张子华致周恩来电》，1936年10月17日，见杨奎松《关于国共两党1936年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1(1)。
（12）《潘汉年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19日。
（13）《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8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14）陈力：《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见《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179页。
（15）《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6）《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9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7）《王、陈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2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8）《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9）中共中央这时还曾从宋庆龄那里借款5万元以救急。
（20）《张、毛、周、博、林致朱、张、彭、任、贺五同志电》，1936年11月8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07页。
（21）《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22）《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载《党的文献》，1993(5)。
（23）《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载《党的文献》，1993(5)。
（24）《潘汉年致朱、毛、张、周电》，1936年11月19日，见《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
（25）《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26）《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27）《洛甫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28）《毛泽东年谱》(上)，612页。
（29）中共中央军委这时明示前方各负责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的指示》，1936年11月15日。
（30）《彭德怀致各首长并朱、张、毛、周电》，1936年11月7日。
（31）《彭德怀致王军长电》，1936年11月10日。
（32）《王以哲致彭德怀司令电》，1936年11月11日。
（33）《彭德怀致王军长电》，1936年11月14日。
（34）《彭德怀致各首长并朱、张、毛、周电》，1936年11月15日；《毛致彭电》，1936年11月17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663页。
（35）《彭德怀致王以哲军长电》，1936年11月15日。
（36）《王以哲致彭德怀电》，1936年11月16日。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11月17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663页。
（38）徐向前的去信实为毛泽东拟稿，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451——452页。
（39）据报，丁德隆师此战损失如下：“(1)四六三团官十五，兵四八六，步枪二一五，刺刀二五四，轻机关枪廿一，重机关枪五。(2)四六四团官十八，兵三九零，步枪一六八，刺刀二三九，轻机关枪十四，重机关枪二。(3)四六八团官四六，兵二六六，步枪—三九，刺刀一九七，轻机关枪十一，重机关枪三。(4)四六七团无损失。”《胡宗南致蒋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7日，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 293。
（40）《蒋介石致胡宗南电》，1936年11月22——23日，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 221。
（41）《毛泽东、张闻天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22日。
（42）《毛、周致李毅电》，1936年12月10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19——620页。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