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四章 逼蒋抗日政策和“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申伯纯
一 逼蒋抗日和五五通电
延安会谈以后，周恩来、李克农两同志回到中央，向中央报告了会谈内容。关于改“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这个重大政策问题，中央经过讨论，认为蒋介石虽然是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有他先天的软弱性，但是蒋介石集团主要是美英帝国主义豢养的工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与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发生矛盾，因此美英帝国主义有指使蒋介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与可能，蒋介石可能在其主子的命令下改变对日本的投降政策。这样，争取蒋介石抗日才有可能，从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可以把蒋介石包括在内。因此，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主张是正确的。当然，在逼蒋抗日进程中，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作用，以防止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投降和对革命的突然叛变。
在这以前，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号召和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并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发布《东征宣言》，说明“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是山西老军阀阎锡山动员其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于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所部，进出同蒲铁路，准备开向冀察地区和日本侵略军作战。蒋介石闻讯，于二月二十三日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共十几个精锐的师约二十余万人，迅速开入山西，占领太行山，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去路，又下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及陕甘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红军后方革命根据地，以牵制红军的行动。
在此种情势下，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党中央经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必将使中国国防力量受到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党在决定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以后，为了保存国防实力，就把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于五月五日联合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说明红军的回师河西是“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在这个通电中没有反蒋的口号，而且把蒋介石统治集团称为“南京政府诸公”，并郑重地提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同时，通电中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
九月一日，党中央又在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不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同等看待，不要用“抗日反蒋”的口号；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又指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上列这两个文件在党内外，在全国人民中和全国军队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他们率领下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
二 张杨关系的发展
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他们所率领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是经过一番发展过程的。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张杨之间和两军之间的关系是并不良好的，因为那时候他们之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般军阀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而且还有由于蒋介石的挑拨离间而产生的一些误会。到了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由于他们都有着一个相同的困难处境和力求摆脱这种困难处境、寻求出路的共同愿望，同时更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对他们多方面的争取工作，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一个联共抗日的共同政治方向。从此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误会才逐渐消除，他们之间的关系才由最初的互相猜疑、互不信任逐渐变为以后的亲密合作、充分互信，走上了团结一致、共同联共抗日的大路。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一方面，杨虎城因三个警备旅被红二十五军打垮，威信低落，地位动摇。另方面，东北军又大举进入陕西，并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以代总司令进驻西安。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名义上是为了“剿共”，但从当时东北军本身的利害看来，也存有借机占夺地盘，为东北军找一个存身之地的意图(当时于学忠已率东北军一个军进入甘肃，当了甘肃省主席)。当时西安对于东北军有一种“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传言。据传说王以哲当时向陕北进军，假如不是在劳山战役吃了大败仗而是打个小胜仗的话，那么他就有当上陕西省主席的希望。长期统治陕西的杨虎城对此自然是不能没有戒心的。所以对于那时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接连大受挫折，杨虎城是抱着观望态度的。张杨之间既已存在着这样的利害关系，又加上蒋介石有意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拨离间(据闻蒋曾对张说，只要东北军“剿共”能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同时蒋又使人向杨暗示，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思想，要杨注意)，使他们互相猜疑，互相牵制，这就更增加了张杨之间关系的紧张。
同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军之间那时也是互相轻视的。东北军看不起十七路军的那些土造枪；而十七路军也看不起这些装备虽然精良，但是不抵抗日本侵略而丢掉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因此，两军官兵常常因为一些细故发生过不少次小冲突。
另外，由于东北军大批开入陕西，东北军官的家属也就大批地拥进陕西来。当时西安和渭北各县城均挤满了东北军的家属，这就不免发生强住民房的事情。因此陕西人民为此对东北军也怀着极大的不满。
张杨之间的这种种矛盾，当时因为红军压境，“大敌”当前，而且相处时间还不长（只有半年），所以还没有表面化而酿成冲突。当时张学良为了缓和相互间的矛盾，曾先后派黎天才、张潜华等向杨虎城去作过一番解释，说东北军是“奉蒋委员长之命到西北来是专为剿共的，绝没有任何争权夺利的存心”等等。这样的口头解释，不可能取得杨虎城的相信，也不可能消除相互间的矛盾。
这种情形一直到了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从一九三六年一月开始，张学良、杨虎城因为都各自秘密地沟通同红军和共产党的关系，并与红军密订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从而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们当时虽然在政治上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合作的基础，不过他们的这种秘密活动，最初因为互不信任，都互相隐瞒，害怕被对方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泄露了这种秘密是极端危险的。但是，双方都把“剿共”军事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彼此都看得见的事实。因而他们又从这一事实出发，互相揣测，互相怀疑：张怀疑杨可能同共产党有秘密交往，杨也怀疑张可能要找新的出路。他们都很想知道一些对方的秘密，以便于自已大胆放心地去干。因此在那个时候，张杨两人见面时常互相带着试探口吻发这样的一些牢骚：“剿共真他妈的是无期徒刑！”“日本鬼子一步紧一步地进逼，全国都要亡了，还剿什么共！”“听说共产党也主张联合抗呢！”张杨两人所说的这些试探性的话，不论从谁的口中说出，对方都会有同情的反应。但是那时只能是这样心照不宣，谁也没有勇气爽直地说出自己的真心实话。后来，高崇民到了西安，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从此张杨互相了解到彼此的共同的心意，便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密切结合起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杜重远在上海与张学良接触以后，为了进一步帮助张学良进步，就同高祟民商量，要高去西安，一面经常影响张学良，阻止东北军的“剿共”内战；一面沟通张杨间的关系，促成张杨合作，共同联合抗日。杜重远还写了一封信，介绍高崇民去认识杜斌丞，以便通过杜斌丞去开展对杨虎城的工作。
说到杜斌丞，这里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他是陕西米脂人，在五四运动前后，任榆林中学校长达十年，曾聘请中共陕西党组织刘建人、魏野畴、李子洲等同志任教，宣传进步思想，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刘志丹、谢浩如(子长)等同志都是杜的学生。杜对杨虎城早期接受进步思想影响较大。杨在一九三〇年初当陕西省主席时，约杜到西安，先后任甘肃、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等要职。一九三三年，杜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尔后又积极促进杨虎城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动西安事变。杜一贯同情革命，曾掩护和支持许多同志进行革命活动。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九三一年冬，刘志丹同高岗路过邠县，该地有认识刘志丹的，报告当地驻军苏雨生部队逮捕刘。该部认为刘是“赤匪”大人物，钉了双镣，押在狱中。当时许多人不认识高岗，高乘机脱逃到西安，找杜斌丞设法营救。杜当即深夜找南汉宸秘书长，告以刘危急的情形。南立即写信连夜派人乘汽车送给苏雨生，要苏立即释放刘志丹。苏接信后即遵照释放刘，并向刘道歉，请刘吃饭。刘被释后也偷偷地到了西安，与高岗同住在社斌丞家里，然后才一同去陕北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三一年一天晚上，杜斌丞乘着骡轿车到王菊人家对王说：“我已同杨先生说好，要由你处拿四枝驳壳枪，二百元钱，做什么用，杨先生会告诉你。”因为杜亲自来，王认为不会有错，就拣出四枝新驳壳枪，每枪还配了一百粒子弹，和二百元钱一并交给杜。杜黑暗中拿着枪弹和钱放在他的骡车中就走了。第二天王菊人见杨，杨虎城问王说：“昨天晚上斌丞找你要的东西，你给了没有?”王答说：“照给了。”过了两天王见到杜问说：“你要那东西究竟干什么用？杨先生只问我给了你没有，并没对我细说。”杜小声对王说：“给谢浩如(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他们干事没有家伙，昨天汉民(张汉民)亲自坐车把他送走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在西安、重庆先后与林伯渠、董必武同志保持联系，从事进步活动。一九四二年以后，他从事民主党派活动，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六年去陕西筹组民主同盟西北总部。他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促成陕西进步报纸《工商日报》和《秦风日报》出联合版，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蒋妄想对他进行收买未遂，于一九四七年下令逮捕他，下狱不久于十月七日在西安遇害。毛主席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并在其遇害后亲题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同志曾赞扬他是“革命教育家”。林伯渠，董赞必武同志均作诗悼念他。
再说高崇民接受了通过杜斌丞对杨进行工作的任务后，便带着杜重远的信于一九三六年一月间到达西安。据高崇民回忆，他到西安先见到张学良并同张作了如下一番长谈。
高崇民首先向张学良指出：蒋介石派使东北军“剿共”是一个阴谋，因为蒋之“剿共”已近十年都未成功，他令东北军“剿共”，意在使之两败俱伤，即使不能，无论伤那一面，都是对他有利的。同时高更说明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能战胜的，“因为也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人民是一致的，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无论走到那个地方，都能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就象鱼入水中，能充分掌握我军(指东北军)的情况，据以制胜；而我军则因为与人民处于对立的地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常常挨打，常常吃败仗。所以我们对共产党按道理是不应‘剿’的，按力量我们也‘剿’不了的。况且副司令(指张)和东北军失掉东北故乡，不思设法收复东北失地，而连年跟着蒋介石打内战，名不正言不顺，士气当然不振。只仗恃我们武器比较精良，是不能战胜红军的。”高崇民这一席话说得张俯首沉思，默然无语。少顷，张说：“我们如不能剿共，怎能抗日呢?”高说：“不然，‘剿共’是打内战，毋论不能胜，就是胜了，其结果士兵并得不到什么好处，只不过是高级带兵官升官发财而已，所以士兵们自然不肯卖命。蒋介石虽然集中全部反动的力量‘剿共’近十年之久，仍不能取胜，其原因就在此。难道东北军就有把握吗?若是抗日的话，东北军不论军官和士兵至少都有回家的希望，而且是反抗侵略，是光荣的战争，他们当然都能奋勇前进，这与内战不可相提并论。”当时张在口头上虽还未表示以高之说为然，但可以看出他很高兴，内心似已首肯高的意见了。
随后张又召高谈话，告以杨虎城对东北军如何发生误会，他曾派黎天才、张潜华先后去作解释，反使误会加深，他希望高来担负这个消除误会的任务。他对高说：“你可以坦率地向杨虎城说，我张某人无论如何不肖，也不至不肖到这种程度，失掉自己的家乡而来占人家的地盘。”接着又说，“我从意大利回国以来，只认为国家必须统一，集中全国的力量才能抗日，故以忘我的精神拥护蒋委员长，希望能得到国家的统一，不料事与愿违，我内心实有说不出的痛苦。”言下唏嘘不已。
随后高就奉着张的使命，通过杜斌丞的介绍，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会客厅会见。高对杨的谈话，主要是先转达张学良对杨的诚恳表示，然后毫无顾忌地指出蒋介石命东北军“剿共”的阴谋，并揭露蒋介石唯恐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打成一片，密切合作，故有计划地制造谣言进行挑拨离间，以致彼此发生误会，等等。最后高又建议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必须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把西北、西南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走向共同抗日的道路，扭转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才是国家之福，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杨虎城听了高的谈话，觉得热烈恳挚，有政治见解，感到非常满意，当即表示同意高的主张，并表示愿在张学良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高崇民把同杨虎城谈话的情形又告诉了张学良。张也很满意，并告高以后要多多同杨和十七路军方面的上层人物接近。
过了两三天，杨虎城又特意约高崇民和申伯纯一同去参观武功农林专校和渭惠渠的引水工程，并到他在三原东里堡的别墅去共度一宿。当晚杨特别介绍高与申恳谈，并要他们以后密切联系。杨虎城为了加强同东北军的中上层的联络工作，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成立绥靖公署交际处，委申伯纯为交际处长，主要是做东北军的中上层联络工作，并秘密进行联共抗日的活动。高崇民也把在上海的孙达生和在西安的刘澜波(中共党员)约来一同从东北军方面作十七路军方面的联络工作。
由于张杨双方都有了联共抗日的共同政治目标，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上述活动，于是张杨间消除了误解，并逐步克服矛盾而发展为亲密合作，以致后来互相将自己同红军的关系，除各自与红军具体联络的情况外，都说了出来，彼此倾吐了真心实话，成了知心朋友。此后，他们又共同商定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准备抗日等一套做法，通力合作，积极实行。在中共中央决定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并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以后，张杨同红军的关系各自都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三 “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
党中央决定逼蒋抗日的方针以后，就电召刘鼎去陕北。刘鼎乘坐张学良的飞机到延安，然后由延安进入苏区，到达安塞，见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李克农同志。毛主席要刘鼎将中央决定“联蒋抗日”的方针转告张学良，请张今后大力劝蒋抗日。刘鼎还带回来张学良所提的一个新问题，就是“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合在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指出，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
刘鼎很快地就由陕北返回西安，向张学良传达了党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政策和毛主席对他的期望。张学良听了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中共虚心接受了他的意见，是中共对他最大的信任，并表示愿以最大的勇气和最有力的办法来劝蒋，今后一定以劝蒋联共抗日为己任。关于东北军万一与蒋决裂的问题，他也
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
从此以后，张学良的情绪更高了，对于联共、联蒋、抗日都非常积极。但是由于东北军内部的落后，这些方针执行起来不是没有困难的。他有时自己感到很伤脑筋，因为有些事他的主要将领与他意见尚不一致，有些话他还不敢对他的重要干部直说。如张的心腹大将王以哲是最先与高福源、李克农见面的，张与周恩来、李克农晤谈时，他也都曾参加。但是王以哲后来反对东北军进一步与红军合作，遇事扯张学良的腿。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联蒋抗日的主张以后，王更振振有词地反对说：“东北军原来就是蒋介石的部下，何用再联蒋?联蒋也不用通过共产党再去联蒋，或投降给共产党再去联蒋，这是说不通的道理。”刘鼎最初没有电台，要通过王的电台与红军联络，发报多一点，王就害怕，便拖延、耽搁。又如关于联共的问题，张就不敢对何柱国说，因为怕他向南京泄密。有一次何柱国自告奋勇要去进攻红军，并执意必胜，张力阻无效，只得说，丢了一人一枪都以你是问。及至何的骑兵为红军所击败，缴了他一个团的械，又复通过下边直接联系，何柱国同意联共抗日，才将缴获的枪马归还给何柱国，由此可见张学良的苦处。
八九月间，党中央又派叶剑英同志(朱理治同志等随同工作)到西安为红军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他们住在张学良的卫士营营长孙铭久家里，紧邻张公馆，保护得很严密。叶在西安住了两三个月，经常与张见面，凡是有关国内国际方面的重大问题，张无不找叶详谈。
十七路军那时同红军的关系是顺利发展的，因为十七路军同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官兵上下又都深知红军的威力。现在杨虎城采取与红军互不侵犯和联共抗日的方针，当然是十七路军全体官兵所一致拥护的。十七路军中当时还有不少进步分子，如在冯钦哉部的武士敏，孙蔚如部的赵寿山，他们都是进步的重要将领。参谋长李兴中那时也是赞成联共抗日的。此外，还有如杜斌丞、申伯纯、王菊人、米暂沉等进步人士，在十七路军集团中各有相当影响。所以杨虎城与红军订定互不侵犯的协议以后，他巧妙地通过进步分子用各种方法向下传达，下边也衷心接受。所以这个协议贯彻得很成功，下面执行得很好。自建立关系以后，前线部队从没有同红军发生过什么误会和冲突，交通站也办得很顺利。到了七八月间，党中央派张文彬同志来到西安为红军驻十七路军的正式代表，遇事由张文彬与杨虎城直接商谈解决。设立电台通讯的问题，在张文彬到后不久才解决了。因为双方协议执行得很好，双方的关系自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彼此都摸清楚了对方的政治倾向和做法，因此关系日益密切；张杨两人见面彼此倾吐真心实话，成为联共抗日的知心朋友。加之，又有许多人在两军中间广泛展开联系活动，双方的接触增多了，了解加深了，关系也更密切了。
由于张杨和红军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六月间两广事变发生时，张杨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图谋更具体化了。当时张杨曾共同拟出了一个组织西北抗日联军或援绥联军的计划，由他们二人分任联军总、副司令，与红军的抗日行动密切配合，并且还草拟了一个纲领性的通电宣言稿(西安事变时张杨所发的八项主张通电，其中内容有些就是来自这个宣言稿)。这个计划和宣言稿都是极端秘密的，两广事变陈济棠失败后，这个计划才暂时搁起来了。
当时有人把张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局面称作“三位一体”，并且成为一个表现这种局面的流行术语。所谓“三位一体”，实质上就是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张杨上述联共抗日的具体计划虽因形势的迅速变化而未能实现，但是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精神却以不可阻挡之势飞快地扩展着，成为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一股强有力的潜流。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