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三章 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申伯纯
一 最初的发动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过去同中国共产党或中共党员有过友好关系。自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不但在形势上有了可能，而且突趋重要。这个工作是由党的各方面组织分别进行的，有由中央派遣的，有由地方派遣的，而最初是由一个白区地下组织开始的。
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党在白区的工作由于白色恐怖的危害，机关不断被破坏，党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但是有一部分中央军委系统下的同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潜伏下来，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坚持了白区工作。一九三五年秋，这部分同志在王世英同志的领导下，采取了以下的工作方针，如：长期埋伏，利用合法掩护，进行秘密活动，利用矛盾尤其是各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开辟工作，争取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进行抗日活动，打破过去狭隘的工作面，扩大到高等学校教授中去，并特别着重扩大到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军队中去，工作方法灵活多样，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这部分同志在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以前，已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之中，他们不但工作特别艰难，而且因经费无着，生活也十分困苦。但是他们仍设法坚持下去，按上述工作方针开展活动。在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直到爆发西安事变这一段工作过程中，这一部分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南汉宸就是其中的得力成员，申伯纯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都与杨虎城有较深的关系，一九三一年杨虎城当陕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时，南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申任民政厅秘书主任。南是一九二六年的党员，一九三二年冬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在杨虎城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匿居日本，一九三三年返国后即在上述地下党的系统中，往返津沪地区，坚持地下活动，并与杨虎城保持着秘密联系。申在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时，充当杨虎城的驻北平代表，办理十七路军一部分军队参加华北抗战的联络工作。一九三四年春申与南汉宸也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并在党的外围作了一些收集情报和开展上层关系的工作。那时南秘密住在天津，申以合法身分公开住在北平，他们经常在天津秘密相晤。
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南汉宸又约申伯纯到天津密晤，给申传达了党的《八一宣言》内容，并研究如何为实现这个宣言的主张而努力工作。南对申说：“这次找你来，除了给你传达《八一宣言》以外，根据组织上的意见，主要是同你商量如何去开辟十七路部队的工作问题，”他们分析了杨虎城的经历和当前的处境(见下节)以后，南继续说；“听说杨先生(虎城)现在因处境困难而情绪消极，想竞选国民党下届中央委员，作为下台的退路。报载国民党要在十一月间召开五全大会，他已到南京。你可以趁此机会到南京去一趟，向他说明当前的形势和中共的主张，并向他建议与陕北红军建立抗日互不侵犯协定，用以鼓励他的抗日情绪，打消他的消极思想。我想这个工作你去做是适当的。”申表示愿意接受党所给的任务，并保证努力完成。于是申立即准备去南京见杨。
二 杨虎城的政治态度和处境
南汉宸和申伯纯当时对杨虎城的了解和分析如下：
杨虎城出身于陕西蒲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没读过书，因父亲被杀，愤而当了刀客(渭北的一种游民组织)。辛亥革命时，他在起义军当过兵，后来在地方办民团，掌握了约一个营的地方部队。一九一七年，杨率部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陕西靖国军，编为一个支队。靖国军失败后，他在陕西各地方实力派之间，坚持靖国军旗帜，继续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曾一度退兵陕北三边。一九二六年，杨曾以五千之众坚守西安，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与十倍以上的北洋豫系军阀刘镇华部苦战八个月，终于保住了西安，在大革命时期从西北方面配合了北伐战争的军事进展。
杨虎城一九二一年在陕北榆林就结识了共产党员魏野畴同志，受过一些共产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在一九二七年春夏间，因冯玉祥联苏联共，参加北伐，当时西安形成大革命高潮，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杨虎城在冯玉祥的领导下率部参加北伐，有一些共产党人在杨部工作。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部队中进行清党，杨仍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当时，共产党员魏野畸、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等均在杨部任要职。因此，杨不见容于蒋，而不得不以去日本考察为名一度离开军队。
一九二九年，杨虎城由日本归国，杨的军队受蒋介石改编。在新军阀混战中，杨助蒋作战有功，部队得以扩大，当了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并一度进军甘肃，取得了陕甘两省地盘，成为西北地方实力派的首脑。杨在这个时候有统一大西北的雄心，并想和苏联拉上关系，背靠苏联与蒋介石抗衡。因此，杨在这个时候也有些进步措施，如释放西安在押的政治犯，资送一批革命青年(如王炳南、潘自力、江隆基等)到国外留学，任用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部队中保留了部分革命分子(如张汉民、王泰吉、阎揆要等)，对陕北土地革命也暗中予以帮助和掩护等等。但杨的这种雄心逐渐被蒋介石所发觉，蒋就用各种手法对杨进行遏制，蒋杨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
自从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徐海东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进入秦岭山区以后，杨的两个主力师——孙蔚如的十七师、冯钦哉的四十二师分别驻防在汉中、陇东和渭北各地，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均借口防区任务，大部抽不出来。杨虎城在蒋介石的严厉督责下，不得已使用了自已的直属警备部队三个旅的兵力去同红二十五军周旋，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负伤，几年来自己专心经营的直属部队几乎全部被歼。这对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使杨的地位发生动摇。杨的直属部队被打垮后，蒋不但不关心杨部的损失，而是对杨更为轻视，一心想进一步并吞杨部。因此，蒋杨之间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东北军大举进入陕西以后，杨虎城在最初一个阶段怀疑张学良对他所据有的陕西省地盘有取而代之之意。蒋介石那时也确实在阴谋挑拨张杨互相摩擦，以坐收渔人之利，因此杨的内心更感不安。
杨自一九三〇年进入陕西后，虽有个人雄心，但他的部队基础太落后，大部分中上级军官贪污腐化，只图安逸享乐，而主力部队则又出现尾大不掉、难于驾驭之势。杨虽曾屡次设法整顿，但因部下阳奉阴违，都是不了了之。杨部不仅团结涣散，作战力量也大为削弱，真乃积重难返。杨睹此情形，曾愤慨地对那些贪污腐化的军官说：“我个人能去当共产党，可是你们能跟我走吗?”
由于上述内外环境困难重重，所以杨虎城当时表面上表示消极。为了表示对蒋政权的拥护，掩饰对蒋的不满，减少蒋对他的压力，他曾在国民党五全大会改选时，故意以重金收买选票竞选中委，并在杭州盖了房子，借以向蒋暗示他已无政治欲望，甘以西湖寓公生活来消磨岁月。但这只是在政治上处于困难时的作法。他本来是一个政治进取心很强的人，只要政治上还有出路，他是不甘心当西湖寓公的。
最后，杨虎城是有民族意识的，是主张抗日的。在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热河时，他就曾向蒋请求，愿率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并曾将所部四十二师开到华北参加抗日。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更加明显，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更加高涨，中共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联合抗日的主张的形势下，如果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给正在走投无路的杨虎城指出一条政治上的出路，他完全有可能接受中共的主张，同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关系。
三 联共抗日问题的初步提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申伯纯接受南汉宸交代的任务到了南京，在邓府巷二十八号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见到了杨虎城。申和杨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面，这次来又没有预先通知，因此杨在乍见时感到有些突然。申首先向杨说：“我这次来看你，是汉宸要我来的。汉宸有许多重要的话要向你说，因为他不便公开来见你，所以托我来转达。”杨听了这几句话，马上表现出又紧张又高兴的样子，立即出去吩咐他的随从副官说：“我现在有事，一两个钟头以内，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不要进来报告，也不许任何人进来。”然后回到屋里对申说：“听说汉宸在上海，他几时回到天津的?现在情形怎样?他有什么话叫你来谈?”申回答说：“汉宸今年八九月间已经从上海回到天津。几年来他都在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前几天他把我找到天津，同我密谈了两天。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在今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宣言，宣言中首先揭露了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各省步步进逼的情形和企图灭亡全中国的野心；其次分析了蒋介石卖国集团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理由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爱国运动的罪状；然后指出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战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宣言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当前的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在抗日的原则下，同一切军队(不管过去有过什么仇怨)联合抗日。汉宸说，这个宣言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适应当前形势的新政策和新的政治主张。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负责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了这件事。另外，我个人同你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也愿借此机会来看看你。”
杨虎城十分注意地听完了申伯纯的这番话后，对申说道：“汉宸这次让你来谈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正想找他们(指中共）的关系。你知道吗?江西的红军现在已经到了陕北。”申说；“这个消息我在天津时没有听见汉宸讲。”杨继续说：“西北今后的局势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做法。南京现在的情况太不象话了，不但毫无抗日的准备，而且内部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闹得很厉害，我到了南京就感到头痛。汉宸所提的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你现在就住在这里吧!我让办事处给你在中央饭店开个房间，表面上你就说帮助我办选举，真实的情况不要同任何人讲。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申伯纯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天，杨虎城没有找他单独谈过话，有一天（可能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杨忽然找申单独谈话。杨首先告诉申说；“今天早晨张汉卿非常焦急地告诉我说，昨天东北军一〇九师在直罗镇又被红军全部歼灭了，师长牛元峰阵亡，现在红军正与一〇六师沈克部队激战中，沈部先头部队已损失了四个连，详情尚不知道。”杨谈完这段话，又谈了些国民党五全大会闭幕的情况，然后又告诉申说：“我最近准备返回西安，你也随同我一起走，上次你来谈的那个问题，我们到车上再详细谈。”过了几天(约在十二月初旬)，申伯纯随杨虎城乘专车由南京返西安。等到专车开上了轮渡之后，杨开始对申说道：“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了。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灭亡全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次国民党开五全大会，虽然有人打了亲日头子汪精卫一枪，但是我看那是内部的斗争，还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抗日的决心和准备。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接着，他又提到东北军最近所受的损失和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种种冷淡的情形，并且说：“我看张汉卿迟早也要另打主意的。现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中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上次你转述的汉宸那些话，只是一些原则，究竟具体怎样办，他谈过没有?”申回答说：“汉宸没有谈。”杨于是说：“那么你现在就可从徐州转车去天津，找汉宸问问具体办法，问清楚以后，你赶紧去西安找我。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可以告诉汉宸。”
专车到达徐州车站后，申伯纯就转车北上直达天津，找到南汉宸，详细地报告了此行的经过，并转述了杨虎城要南提出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南对申的这一次工作表示满意，并告诉申说，具体办法须待和组织商量之后才能提出，嘱申先回北平家中休息，三天以后再来天津面谈。
三天以后，申又到天津找南，南交给申一封亲笔信，信中简单地写了六条：
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
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
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
四、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
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药用品和其他物资；
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来往交通。
为了保守秘密，信上没写上款，只写了下款“南汉宸手上”几个字。这是给申口述时备忘之用的，同时也是给杨的信证。最后，南嘱咐申说，“有些话你对杨可只作传达，不作解释，要注意利用你有利的身份(申当时尚未入党)，以便将来继续在杨处做公开的工作。天津方面的党组织也需要派人去陕北同中央联
系，因此你对杨可以说明，假如他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
关于“在适当地点设立秘密交通站”的问题，南建议交通站设在蒲城或韩城，由申去作县长，同时负责秘密交通站的工作。
申于十二月十六日(即北平学生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那天)由北平去西安，见到杨虎城，把南汉宸的亲笔信念给他听，并把南要另派专人来商谈具体条件和沟通陕北的关系以及建立秘密交通站等具体意见，详细地告诉了他。杨虎城表示基本上都同意，但还要再考虑考虑，再作具体决定。
四 毛主席亲派汪锋到西安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陕西长武县城外的大路上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由一个老乡带路，从北向南而来。那个人身材不高，黑黑的，胖胖的，身穿一件不大合体的青布大棉袄，头戴毡帽，腰间系着一条布腰带，把大棉袄的前大襟反掖在腰带上，肩上搭着一个捎马子，捎马子一头装着一架算盘，一头装着一本旧帐簿，手里拄着一根木棍。他被长武民团的两个便衣(土特务)拦住，盘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商人。两个便衣看他有些不象，就围上来搜查他的腰身，在他的棉袄里搜查出几封信皮上写着“杨主任”、“邓宝珊先生”等名字的信件。那个人在被搜查时神情显得很镇静，并且说话的态度很有气派。他不许民团拆看信件，声言他是“杨主任的部下”，有重要公干，民团不能过问。民团一看他那副气派，恐怕有些来历，于是不敢多问，就把他押送往长武县政府去。
这个人就是汪锋同志。那时他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兼军委成员，又兼红二十六军的政委，十七路军中的地下党员曾由他领导。他这次由陕北出来，是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派遣，代表红军去西安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当时正是直罗镇战役以后，毛主席和前总住在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毛主席为了开辟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特由瓦窑堡调汪锋同志到前总驻地，当面向他交代了这项任务，并且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西北军(十七路军)的情况。主席说，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于蒋介石力图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杨虎城先生和他的中下级军官多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提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方针，一定会在这些部队中发生影响。我们的口号应当是“西北大联合”。主席指出，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谈得不好，也是有一定危险的，要汪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汪锋完全同意主席的分析，并向主席汇报了他所了解的十七路军的情况。汪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了工作，中下层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在杨虎城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和一些曾经参加过我党的脱党分子。因此，他认为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确实是很大的。他还向主席表示，他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十七路军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最后，他向主席表示了决心，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他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谈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各方面都想到了，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
汪锋同毛主席谈了两个多钟头，回到住处还很兴奋，反复考虑如何胜利完成这个光荣任务。他在前总又住了几天，待毛主席把写给杨虎城和杜斌丞、邓宝珊的信交给他以后，便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到达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又经过一番化装和研究外出路线和找向导的准备工作，然后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取道邠县、长武之间走出苏区，向关中大路进发。他原来打算化装到西安，先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然后再相机进行杨虎城、邓宝珊的工作；随身携带的毛主席的几封亲笔信，也是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才用的。不料一出陕北苏区，就被民团查住，更没有料到经过这番风险，事情反而更加顺利。
汪锋被两个便衣押着，一路之上一直在考虑着如何应付眼前这个困难的处境。先是担心长武县长是邵力子的人，后来打听到长武县长名叫党伯弧，是十七路军的人，他的心里便有了把握。因为他知道党伯弧曾参加过共青团，曾受过他的领导。当时长武县城驻有中央军，他恐怕进城出问题，就停在城外，写好一封信叫押送的便衣送给党县长，说请党县长到城外有要事相谈。党伯弧接到信后，立即出城与汪相见。汪于是就明白告诉他说：“我现负有重要使命要去见杨主任，请你派妥人送我到西安去。”党伯弧本就知道汪锋的来历，自然不敢怠慢，留汪在城内县署住了一夜，就派人把他一直送到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那里。张依中在十七路军中也算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西安事变中被冯钦哉杀害)，那时是给杨虎城暗地里做特情工作的，和各县县长多有联系。汪锋见到张依中，就照实说他是毛主席派来见杨主任的，并带有毛主席致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的三封亲笔信。张依中据实报告给杨虎城。杨要张依中在军法处妥为招待，张请汪洗澡更衣，安排食宿，但不让他随便出门，如出门时都派便衣保护。
过了几天，某晚杨虎城秘密通知张依中约见汪锋。张依中就派车将汪送到新城大楼。汪到新城大楼时，杨已在门口等候，引他到大楼的西客厅谈话，没有别人参加。汪首先代表毛主席向杨致侯，杨也很有礼貌地问候了毛主席，并询及红军的近况。汪随即向杨表明来意，说明当前形势和红军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杨对汪所谈十分注意，并向汪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红二十五军所俘虏的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为什么红军对这个被俘的共产党员还要杀害?
二、川陕边区红军第四方面军与驻汉中的孙蔚如已有联系，但是为什么正在彼此联系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突然袭击孙蔚如的部队?
三、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实现抗日?
对于杨所提出的问题，汪锋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张汉民被杀确是出于误会，对红军来说，不但错杀了一个同志，而且对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现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但是对杨来说，这件事情的结果反倒可以消除蒋介石对十七路军内部的怀疑，并无不利。
二、川陕红军袭击驻汉中孙蔚如的部队，是为了借此调动胡宗南在川北封锁嘉陵江的部队，以便于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北上。
三、共产党和红军主张抗日大联合，在“八一宣言”和毛主席的信中都已说得很明白。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能保全实力，这对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的发展，也是蒋介石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红军今后愿意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成长发展，防止损失，准备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杨虎城对汪锋的回答表示同意，但因与汪素不相识，对汪的来历总还有些不敢深信。于是他一面要张依中好好地招待汪锋，一面又秘密地派崔孟博(省府科长)到天津找南汉宸和党的负责人来西安面谈，并问南汉宸是否知道汪锋这样一个人。
汪锋临来西安时，周恩来同志曾同他谈话，特别指出，你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虎城的思想动向，要找杜斌丞先生。因此，汪锋住在军法处看守所时，曾设法会见了杜斌丞，同他恳切交谈。杜对汪很热情，问了许多陕北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虎城的态度和性格。杜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杜又说，杨对红军有些害怕，不敢得罪，宜多作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汪便老老实实地叙述了张被杀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党中央已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听了以后，认为党处理得很适当。关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汪锋那次在西安也曾与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接触过，王向来是本着杨的意旨办事的，而且当时对汪的来历突然，在中途又出事故，心中不免有所警惕，因此王对汪的态度表现冷淡，不敢多讲什么话。
五 王世英秘密会见杨虎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王世英同志由天津随同崔孟博化装秘密来到西安，住在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金敏生的家里(王过去也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王世英这次到西安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应杨虎城的邀请来商谈红军与十七路军抗日合作问题；一方面是要趁此机会到陕北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向党中央报告几年来在白区的工作情况。
王世英和杨虎城见面的地点是九府街新建的杨公馆(即止园，尚无人住)。因为要绝对保持秘密，杨的秘书王菊人在事前做了周密的布置。他先陪送王世英来到九府街杨公馆大楼下面客厅东边一间小房子里，备好烟茶和一暖壶开水，反锁房门，然后回到新城把钥匙交给杨虎城。杨虎城随即照平时一样带着副官卫士们到了新公馆，在院子周围看了一遭以后，对随从佯称要到大楼里休息睡午觉。然后他进到大厅西边一间房子里，脱掉衣服睡起觉来。此时，卫士、副官们都乐得借这个间空儿出去休息玩耍，就关上楼门，一个个走了出去。杨等他们走后，起来穿好衣服，走过客厅，轻轻地用钥匙打开那间小屋子的门锁，进去同王世英见了面。两人寒暄以后，王首先对杨说明了几点：一、中共对十七路军的关心以及对杨的希望；二、目前中国的民族危机，南京政府政治威信的低落，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情绪的高涨，杨过去的光荣历史以及一般人目前对他的希望；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愿意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四、王自己和南汉宸个人对他的几点建议：1.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实力，加紧团结内部，培养青年干部，充实自己；2.与红军保持友谊关系，与其他反蒋派联合一致，发动反蒋抗日战争；3.争取东北军共同联共抗日；在西北发动一个联共反蒋抗日的大起义，以便推动全国形成反蒋抗日的新局面。
听完王的谈话后，杨表示他对目前形势很清楚，并且说明他的革命愿望以及吃苦耐劳不避艰险的精神。他还提出过去对刘子华(刘仲华)、魏野畴等在十七路军搞暴动的意见，又谈到十七路军内部的问题，并且说孙蔚如思想已有进步。对环境问题杨顾虑较多，因为驻在陕甘的东北军及驻在陇南的蒋系中央军胡宗南部实力都很强，蒋调动军队打他很容易，使他感到威胁。所以杨的做法是：1.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作合法运动，到适当时机再变为不合法运动；2.整顿内部；3.与红军的关系是：(甲)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乙)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予以帮助；(丙)不要策动他的部队哗变；(丁)绝对保守秘密，可建立电台联系，但以后不要给他写信或随便派人来(指汪锋而言)，以防泄密；(戊)希望陕北红军对井岳秀保持与他同样的关系。
王世英表示个人同意杨虎城的意见，并允即日去陕北向中央报告。
最后，王世英证明汪锋是自己的同志，杨虎城当即答应将汪锋交给王世英，并允设法送他们去陕北。
谈话完了，杨离开那间小屋子，把门锁上，回到他睡觉的屋里，故作初醒的样子，招呼随从卫士们离开九府街回到新城，然后把钥匙交还给王菊人。王菊人才跑到九府街把房门打开，送王世英回寓所休息。过了一天，杨虎城送给王世英、汪锋等五百元路费，派军法处军法官庞志杰(中共地下党员)雇了一辆骡轿车送他们到了淳化，交给阎揆要(十七路军的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转送到陕北苏区去。这时已是二月二十日左右，当时他们已听到陕北红军大举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消息(红军是二月十七日渡河的)。
六 双方商定的几项原则和交通站的设立
王世英、汪锋两同志由淳化进入陕北苏区，走了十来天崎岖的山沟小路，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才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这时红军已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半个月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去了山西，瓦窑堡由罗迈(李维汉)同志留守。罗迈将王世英到瓦窑堡的消息电告前方，回电要王即日过河到石楼见面，因那时党中央正在那里开会。王世英立即赶往前方，到石楼会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并报告几年来坚持白区工作的情况和开辟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经过。中央当时决定：关于与十七路军建立统战关系问题，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以下各项原则：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由于外边工作的重要，中央决定王世英同志即日返回华北，于路过西安时将上述中央同意的各原则转告杨虎城，特别请杨提前建立交通站，愈快愈好，并请杨注意搞好同东北军的关系。适值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同志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延安与张学良秘密晤谈，王世英乃随同周、李一路到延安城外，后经介绍，通过东北军的交通关系返回西安。因等候汽车和沿途的耽搁，王世英到达西安，已是四月底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这时杨虎城驻在韩城，表面上是北上督师，进扰红军后方。王世英当即由王菊人陪同去韩城再度与杨虎城密谈。王向杨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完全同意上述的原则，并允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大约是六七月间，杨虎城密令驻防鄜县的王劲哉旅，在鄜县城以旅部名义开设一个军用合作社，调田静忱(康华)去当合作社主任，并投了一部分资金，还拨给了一部大卡车。这样，很快就把合作社建立起来了。这个合作社就是十七路军与红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站。
除了鄜县合作社之外，西安还设有两个交通站：
一个是以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设立的，在甜水井街，派副官原润泉带兵一班保卫。这里也是一个招待所，招待一般去苏区的人，除了供给食宿之外，还备有化装用的军衣、十七路军的臂章、符号和路条等，以供去苏区的人使用。这里经常有许多自苏区出来的和由白区去苏区的人来往住宿。这个机构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后才结束。
另一个交通站设在城隍庙西道院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住宅，同时也是一个招待所，但只招待需要特别保护和严格保密的客人，由该营营长负保卫之责。
鄜县合作社设有交通员，经常出入陕北苏区。合作社的大卡车专门跑西安，有时也跑延安(在八月以后延安城防由王旅接管)。苏区有人出去，可以由合作社的交通员引导，先到合作社换上十七路军的军衣，填好十七路军的护照，即可乘上汽车到西安的交通站或到其他外地，通行无阻。由外边进苏区的人，也可以经过西安交通站介绍，由西安乘汽车先到鄜县合作社，然后由合作社的交通员送进苏区，好在出鄜县城几里地就是苏区，苏区也专设有交通站，所以出入往来都很方便。
合作社的大卡车经常跑西安，主要是运输物资。当时苏区迫切需要的物资如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和文具纸张等，都由合作社从西安大量购买，用汽车运到鄜县或延安，再由苏区派牲口到合作社驮运到安塞、保安，瓦窑堡等红军驻地。
这个交通站建立将近半年，来往的人和运输的物资都相当多，没有什么暴露，也没有出过什么大事故。只有一次，田静忱主任从陕北苏区归来，所乘汽车经过红军在山上的岗哨时，哨兵在山头喝令停车，司机疏忽大意，没有听清，仍继续前进，因而哨兵开枪打中了田的腿部。红军领导闻讯，还特派医生给田医治。双方关系搞得很融洽。这个交通站一直保留到西安事变以后，因不再需要，才撤销了。
七 王炳南由国外归来
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任务。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国内形势，对于如何进行相应的工作作了研究。如前所述，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西北局势的重要性随之呈现突出，从而争取西北地方实力派杨虎城联合抗日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因此派遣王炳南同志回国，向杨提出关于反蒋抗日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争取他联合抗日。
王炳南在一九二五年参加共青团，不久即转党。杨虎城因为同王炳南的父亲是好友，同时也知道王是个革命青年，所以他在一九二九年资送王炳南出国留学。王炳南先到日本留学，后又转赴德国。他接受回国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的使命后，在莫斯科由中共代表团对他此行的任务作了一些研究，并同王炳南约定了通信方法，以吴老(玉章)在巴黎所办的《救国时报》为通信联络、收转电报的地点。
王炳南启程回国后，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初到达西安，当即向杨虎城坦率地说明他这次回国的使命，并且把欧洲局势和整个国际形势作了一番详尽的分析。王炳南所说的这一功，杨虎城都很重视，特地邀他到三原东里堡别墅谈了一整天。杨谈话时表示愿意同红军联合抗日。事实上，当时杨虎城已经同陕北红军打通了关系，有了来往，不过王炳南回来以后，他的联共抗日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了。
王炳南除了将与杨虎城联系的结果通过巴黎送出情况报告外(王当时还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还到上海会见了杜重远。他取得了杜的介绍信，又回西安见了张学良，谈得十分投契。
杨虎城本想让王炳南担任对部队干部进行抗日教育的工作，后因王得了严重的关节炎症，一病几个月，到了九十月间才逐渐痊愈。因此，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王炳南才参加了各方面的活动。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