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五章 张杨的抗日准备活动
申伯纯
一 王曲军官训练团
自从一九三六年五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以后，张杨合作共同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的局面已经确定，他们的行动也更加积极。为了准备抗日，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他们一方面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来着手整顿内部，培养抗日力量，一方面又派出代表，与各地方实力派系进行联络，以便配合。同时，他们对于党在西安所领导和发动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也加以有力的支持。
这里先写王曲军官训练团。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在西安市南郊的王曲镇，成立的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启发杨同意合作联共抗日的第一个象征。
王曲军官训练团团长、副团长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附为孙蔚如，教育长为王以哲(后期改为黄显声)。训练团的学员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的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现任军官，前后共办了三期。第一期分三个队，共约五百人，主要是东北军的军官，约占五分之四强，十七路军的军官只占五分之一弱。训练的期间是两个月。训练内容有军事课、政治课和精神讲话等。
训练团向蒋介石呈报立案时，表面上说一切仿照庐山军训团办理，实际上张杨的目的是灌输联共抗日的思想。张学良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首先即以“披甲还乡，打回老家去”相号召。杨虎城的讲话内容，也是有关抗日的问题。及至开学以后，正是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以全力对付广东陈济棠，无暇他顾的时候，也是在西北方面张杨均跃跃欲试，企图联合红军，三位一体地共同组织西北抗日联军东出抗日的时候。所以王曲军官训练团在这种形势下，也就公开地提出抗日的问题，同时秘密地提出联共的问题，并在小组会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张学良有时还住在王曲的窑洞里，亲自领导各种活动。刘鼎就在这里与张常有接触，刘澜波、万毅、苗剑秋、孙铭久、应德田等积极分子，除以教员、队长等名义领导各小组展开讨论外，他们还常同许多学员分别谈话，交换意见，进行抗日教育的有组织活动。刘澜波、应德田还教学员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进步的歌曲，以鼓舞学员们的抗日情绪，张学良当时最爱听义勇军进行曲，当第一期毕业时，他还同大家一齐唱了这支悲壮激昂的歌。号称疯子的苗剑秋讲起课来，更是激昂慷慨，毫无顾忌。东北军的军官们因为东北沦亡，满腔抗日热情，更因为与红军接触，吃过败仗，受了教育，所以对联共抗日的主张无不双手赞成，何况再加上张学良的领导和提倡。因此，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期间虽只有两个月，但对于改造思想、灌输联共抗日的主张却收效很大。
当时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只许“剿共”，不准抗日，谈抗日者罪在不赦的反动政策之下，王曲军官训练团竟敢公开谈抗日，并且在小组会上还讨论联合共产党的问题，这在国民党特务分子(军训团中也有特务分子)看来，是何等大逆不道的事情。于是国民党在西安的特务机关都纷纷向蒋介石告密。但是那时侯蒋介石正在以全力对付广东，对西安的事情大有鞭长莫及之感，所以也只好暂时置之不理。
二 抗日同志会
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方面的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核心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同志，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以求达到披甲还乡、收复东北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
这个组织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末，创立时参加者共十五人，计有张学良、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刘澜波、刘鼎、苗勃然、车向忱、卢广绩、何镜华、贾国辅、关思润、杨心梅等；成立以后陆续参加的有七十余人，其中将级干部军师旅长有黄显声、董英斌、常恩多、霍守义、刘桂五、刘启文、张政枋、吴克仁、赵毅、高福源、唐君尧、董彦平等；校级干部团营长有昌正操、万毅、解如川、陈大章、乌庆麟、赵龙韬、唐述吉、康鸿泰、张学文、顾惠全、周锟、王甲昌等；尉级干部总部职员和连排长有荣敬庵，林士权、孙国任、高光玉、苏庆伟、商亚东、于唯则、贾风林、张哲、华国璋等。此外，马占山、杜重远、孙东园和东北大学秘书长周鲸文、东北大学工学院长金锡如、东北中学校长孙一民、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马绍周等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
抗日同志会由张学良自任主席，其主要负责人员为书记应德田，行动部长孙铭久，理论部长苗剑秋，组织部长刘澜波，宣传部长苗勃然，都是成立时选出的。
这个组织自成立起至西安事变这四个月期间，主要工作为发展组织和宣传教育。刘澜波曾领导开过不少次小组会。应德田写了一篇《抗日的理论与实际》的文章，并与刘鼎共同主办了《文化周刊》。孙铭久创办了学兵队，并将《抗日的理论与实际》这篇文章印成小册子分发给东北军的许多干部。苗剑秋也做了些突击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尤其是在张学良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以后，同志会负责干部孙铭久、刘澜波、苗剑秋、刘鼎、应德田等都在那里参加活动。同志会组织也日益发展，在各师团中逐渐建立了组织，于是东北军各部队中联共抗日运动的气氛更加强烈了。
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还掌管张学良的各项机密工作：
一、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动，如军官抗日教育，东北救亡总会的抗日活动，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东北大学学生的收容等等；
二、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如接待红军代表叶剑英、刘鼎等人，掌握与红军联络的电报，掩护红军的来往人员等等；
三、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调配全军青年抗日军官代替老年军官的计划)；
四、其他有关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机密事项。
这个组织由于时间短，干部虽有一股热情闯劲，但政治水平不高，缺乏工作经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发展组织不够大胆放手，有许多应该参加的人没有参加；在各部队中的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连排级干部参加的更少，因而基础不够广厚。又如中心领导薄弱，加之很少开会研究讨论，对重大问题未能作全面的安排和深入的考虑，谈不上民主和集中，因此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满足不了张学良政治上、军事上更广泛的需要。
这个组织也被人称为少壮派，因为掌大权的都是比较年轻的人，他们与东北军中的所谓元老派有矛盾。“二二”事件以后，这个组织就无形消灭了。
三 学兵队
成立学兵队是张学良培养新的抗日干部的重要措施。
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学兵队开始成立。队长是孙铭久。当时孙铭久是张学良的卫士营第二营营长，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兵队也就设在那里。学兵队共有队员三百余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都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秘密介绍去的积极抗日的分子，有大学生，也有社会青年，其中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且加入了“一二九”运动后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也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些人从北平到西安时，是坐的东北军的运兵专车，沿途各站都不下车，到达西安后，就一直住在东城门楼上，不论平日或星期日休假，没有队部的特别允许是不能下城门楼的。因此，当时在西安的蒋介石的特务们虽然大概也晓得有这样一批人在城楼上训练，但他们对于实际情形是无从探悉的。
学兵队训练的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采用的体制大致与红军后来举办的抗日大学的体制相类似。学兵队的主要干部除孙铭久外，还有康鸿泰、商亚东、于唯则、关思润等，刘鼎、应德田、刘澜波、苗剑秋等人都在那里兼课或讲过话。刘鼎连续讲了军队必须干预政治，抗日军必须有抗日的政治工作等问题。张学良有时也到那里去讲话，训勉大家为抗日救国做好准备。
学兵队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就改组为“东北军政治大队”，队员们都分发到孙铭久的特务团和各军师中去工作。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到“七七”事变这一时期，因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东调，原学兵队队员很多脱离了东北军，投入陕北的“陕公”或“抗大”。
以上几项改造部队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在东北军中实行的。十七路军除部分军官参加王曲军官训练团，以及有一个步兵训练班和一个教导营对下级军官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以外，没有象东北军那样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杨虎城对于在十七路军内建立核心进步组织问题，是有顾虑的。他曾对他的亲信干部说：“在我们团体内，组织起来就要分裂。”因为他深知十七路军内部问题很多，已是积重难返。有一些人所以也同意他的联共抗日主张，主要是为了保全实力，若在军队内部建立新的进步的组织，他们是不会同意的，这就会出现斗争，而且可能导致分裂。但是不改造，不求进步，不注入新血液，又怎样能使得十七路军走上新生之路呢?这是个最难解决的矛盾。杨虎城考虑结果，认为部队必须改造，新的力量还要培植，但不成立任何组织，一切都由他个人控制和领导，以避免内部发生直接冲突。他曾计划要王炳南邀请一些进步人士，在十七路军部队中成立政治训练班，对中下级军事干部普遍给以抗日救亡教育，后因王炳南在一九三六年生了几个月的大病，这个计划被搁置下来，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尚未实现。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张杨两人不同的特点：张追求进步，比较勇敢、痛快，在我党影响下说干就干；杨比较老练深沉，顾虑较多，考虑问题更多从现实利害出发。
四 与各地方实力派系的联络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后，当时蒋介石所有在华北和西北的嫡系军队几乎全部南调，集中两湖。这次事变迁延达四个月之久，蒋介石一直在江西、广东指挥军事，全神贯注，无暇他顾。后来蒋介石用分化收买的方法，搞垮了陈济棠，两广形势才稍见缓和。但到了八月间，日伪军又向绥东进犯，绥远抗战爆发，随之掀起了全国人民声援绥远抗战运动的高潮。
这个时候，张学良、杨虎城除在内部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以外，还曾派出代表，分向各地方实力派系进行抗日联络工作，并了解各有关方面的真实情况。当时张杨共同商定，秘密地派出以下各路代表：
1．张学良派解如川到广西去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任务是代表张学良向李、白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并调查两广事变的真象。
2．张学良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盛世才，任务是联合盛世才共同抗日，并商谈如何沟通国际路线问题。
3．杨虎城派蒲子政到太原、北平、济南去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任务是代表杨虎城向他们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借以探询阎、宋、韩对抗日问题的态度。
4．杨虎城派傅剑目到四川去联系刘湘，探询刘湘对抗日问题的态度。
各路代表派出以后，在西安事变时，除了去新疆的栗又文因路远未能返回以外，其他代表均先后返回西安。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联络的结果大致如下：
1．关于两广方面的情况，据解如川由广西回来反映，两广事变是国民党反蒋派胡汉民等策动，名为抗日，实际上是反蒋。他们暗中勾结日寇，并通过日寇策动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在必要时响应。不料胡汉民在五月间脑溢血猝然病故，而两广军阀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因内部不团结，被蒋介石用分化收买的手段收买了余汉谋，以致失败。广西方面的李、白和陈济棠也是同床异梦，各怀二心。到八月间，两广的军事行动已遭受挫折，陈济棠垮了台，李、白和蒋还处在对抗形势。解如川在八九月间到广西见了李、自，表示张学良希望能够联合起来，共同逼蒋抗日，并转达张学良在必要时愿意支持广西坚持抗日的主张。李、白当时表示坚决抗日到底，决不与蒋介石妥协，希望东北军能有所响应。及至解返回西安时，广西的问题也被蒋介石用妥协的方法解决了。当时李、白对西北的情形也有些风闻，他们为了明了西北的情况，派刘仲容当代表去访问张杨，刘仲容到西安，正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几天。
2．阎锡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军阀，老奸巨滑，诡诈多端。当蒲子政代表杨虎城提出联合抗日和逼蒋抗日的主张，向他征求意见时，他不肯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只是狡猾地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3．以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这个军阀集团，自从勾结日寇，占据平津以后，他们抱定了“名利双收”主义，就是：尽量抢官做，尽量搂钱，尽量过骄奢淫佚的生活，这就是“利”；到了日寇赶他们走，不要他们在平津混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同日寇拼一下，借以博得抗日荣誉，这就是“名”。蒲子政拿着杨虎城的介绍信向宋哲元述明来意后，宋哲元表示，他处在抗日的最前线，他的方针是有限度地避免同日本人冲突，但是他决不当汉奸，日本人逼他无路走时，他一定抗日。
4．以韩复榘为首的第三路军这个军阀集团，是以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起家的。他们颇以被蒋介石重价收买而自鸣得意，常常向人夸耀说：“我们现在吃的鱼翅比从前吃的粉条还多！”以表示叛冯之得计。他们表面上尽管装腔作势地还穿着蓝布制服，标榜所谓“西北军传统的朴素作风”，实际上却过着荒淫奢侈，糜烂透顶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事情是只求不丢掉现有的地盘和保持经常“吃鱼翅”，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韩复榘见蒲子政时说，西北主张联合抗日，他赞成，但是山东处境特殊，如公开抗日，将首先挨打。因此他不主张公开说抗日，但可讲抵御外侮。韩还表示，他对反蒋比抗日更有兴趣。
5．傅剑目代表杨虎城去四川见刘湘时，刘湘就去问他的顾问刘神仙(刘湘是靠着这位“神仙”决定大计的)，据说刘神仙特为此事夜观天象，说西北有“旺气”，“将成大事”。刘湘于是表示赞成逼蒋抗日，西北如有行动，他愿意附骥尾。他还派了他的参议黄慕颜来回拜杨虎城。
这次张杨派出去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敢谈联共的问题，同时对为什么和怎样逼蒋抗日的问题，也没有一套言之成理的道理和具体的方案。因此他们只能空谈联合抗日和逼蒋抗日，效果自然是不大的。而且张杨这次派代表和各方面联系，本来带有窥察试探各方面态度的性质，缺乏诚恳而有充分说服力的说辞，因此得来的反映也只是一般的应付，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
五 对群众抗日运动的支持
陕西人民曾经受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育和影响，社会各阶层中有不少革命分子和进步人士。自一九三〇年杨虎城主持陕西政权以后，他对陕西的进步力量不是采用国民党的摧残和镇压政策，而是尽可能地予以掩护和适当安置。十七路军的宪兵营由于长期是由进步分子领导的，也不同于蒋介石用来作为镇压革命的血腥工具的宪兵，它对西安的革命和进步力量是起了保护作用的。因此，陕西(特别是西安)保存了一些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影响和革命分子。
由一九三五年开始，一些外来的革命分子，如谢华(湖南)、徐彬如(江苏)、李木庵(湖南)等同志，那时都因其他地方不能存身而潜来西安隐蔽在十七路军宪兵营内。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以后，由于张杨的政治态度均倾向于联共抗日，西安政治形势好转，谢华、徐彬如等同志又奉上级指示，组织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开展群众抗日活动。于是谢、徐等乃出头在西安开展社会统战活动和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在社会统战工作方面，他们以抗日作中心，联络西安的社会上层人士，与刘文伯、杨明轩、韩兆鹗、李自立、戴鸣九、张翔初、李象九、苏资深等都发生关系，对其他许多较有声望的老年人士也都作了工作，商会方面也进行过工作。但是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在于组织、发动各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且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有力支持。
“一二九”运动以后，西安即发生了西安师范学生驱逐特务校长田杰生的运动。当时张杨和西安的社会人士对这次运动均表示支持。所以田杰生当时虽有国民党省党部的支持，仍不能不离开西师。
一九三六年三月，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西北抗日救国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之后，由于张杨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进行工作的结果，西安各学校均先后成立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和学生救国联合会，并领导教职员和学生进行了各种斗争。如一九三六年五月，西安各界举行了上海爱国工人梅世钧的追悼会，刊发宣言，并举行抗日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因预先布置不周密，致被国民党特务捕去了二三十人(以后的示威游行均有十七路军宪兵营暗中保护)。一九三六年五月下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于上海，通过“抗日救国初步纲领”，同年六月西北抗日救国会也改名为“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同时东北旅陕人士方面由车向沈、宋黎、刘澜波等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在西安组织“东北救亡会”(简称“东救”)，以旅陕的东北同乡和东北军人为基础，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国工作。
由于张杨合作，所以“西救”和“东救”当时在西安群众工作中也密切合作。“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西救”、“东救”联合发动群众召开大会，刊发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驳斥国民党亲日派的唯武器论，并游行示威。十月十日，“西救”、“东救”又组织群众大会，发出宣言，驳斥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廖论和批判亲日媚日畏日等思想，并游行示威。十月下旬，“西救”、“东救”发起组织各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国民党当局派大批武装警察进入会场，蛮横干涉，禁止到会群众入场。“西救”、“东救”支持学生坚决抵抗，相持竟日，最后因得到张杨武装部队的支持，警察终于解禁，学生集会得以胜利进行。从此以后，各中小学校扩大成立救国会，并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同月下旬，西安举行坚守西安胜利纪念大会，“西救”亦发动群众热烈参加。当时日寇已进攻绥远东部，因距陕北较近，形势紧张。“西救”、“东救”和学生联合会发动召开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布宣言，主张国共两党速将内战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民气益为激昂。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变前夕，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并请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救”、“东救”又发动万余人的大请愿示威游行，从而促成“双十二”事变的爆发。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