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六章 在西安的蒋系势力和特务活动
申伯纯
一 在西安的蒋系势力
西安事变爆发以前，西安虽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本营，但是蒋介石在西安的嫡系势力也是不容轻视的。当时西安的蒋系势力大致如下：
1．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在某些问题上(如警备部队的供给和行政人员的使用等)，虽然需要征求杨虎城的意见，但他究竟是与蒋介石有相当的历史关系的人，是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他在陕西有一定的影响。
2．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掌握在CC系统的手中，实际上是中统特务系统的情报机关。它设有专用电台，经常直接向蒋介石发送情报，并设有特务行动队，可以直接捕人，径送南京。CC系统除了掌握省党部之外，在陕西教育界也有一定的控制力量。
3．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是黄埔学生，军统分子，他除了掌握全城的警察之外，另有武装警察大队约四五百人。
4．西安“剿匪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是蒋介石的亲信，他的实际任务是负责监视张学良的行动，在西安的军统特务系统的力量归他指挥。
5．“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是蒋的嫡系，复兴社的骨干。政训处派有政训工作人员在东北军各部队中，进行特务监视活动；十七路军总部内也有两个政训工作人员，名为联络，实际上也是做情报工作的。
6．“剿总”二处(情报处)处长江雄风是军统在西安实际负责的重要分子。他兼任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在特务系统上归他领导，而他则受晏道刚领导。
7．中央宪兵一团全团驻西安，团长杨镇亚是军统特务分子，受晏道刚领导。蒋介石来西安时，该团对蒋负内卫责任。
从以上所列举的情况看来，当时在西安的蒋系势力盘据着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地位，力量不能不算大，分布不能不算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力量除邵力子外，全部都是特务方面的势力。有人会发生疑问，既然蒋介石在西安有这样多的耳目爪牙，为什么还弄不清张杨联共抗日的密谋呢?为什么还不能防止西安事变的爆发呢?首先，这是由于张杨本人和张杨双方从事联共抗日的进步分子认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和重要性，对特务们的警惕性特别高，尤其注意保密，加以张杨双方的部队也或明或暗地对特务们进行斗争(如东北军卫士营在东城门楼营部掩护抗日学兵队受训，十七路军宪兵营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暗中保护群众运动等)，使蒋系的特务们不易取得真实情报，行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则，是由于邵力子在西安也还想缓和蒋同张杨的矛盾，企图当个和事佬，不愿走极端。至于负责监视张学良的晏道刚，是一个昏庸的典型官僚，他每天只是糊糊涂涂，吃吃喝喝，打打麻将，他瞪着眼睛也看不清张杨日益显露的联共抗日的活动。而一般特务们都是些没有灵魂的混饭吃的家伙，他们欺软怕硬，为非作歹，实际上并不认真替他们的主子卖力气。同时他们有一个主观错觉，以为西安的革命活动就是“东救”、“西救”和学生运动。所以在西安的蒋系势力尽管那样多，他们对张杨的联共抗日活动虽然也闻到一些气味，听到一些风声，也曾捕风捉影地向蒋介石送了一些情报，但是他们对于当时联共抗日运动的真实情况是弄不清楚的，因此也就无法阻止西安事变的爆发。况且联共抗日是当时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在这股历史洪流面前，这些特务势力即使再猖狂一些，也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从当时总的形势来看，虽然张杨联共抗日的行动极端秘密，虽然蒋系特务势力颟顸无能，双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日趋尖锐化的。这从以下所举的两个事件——《活路》事件和围抄省党部事件之中，就可以概见。
二 《活路》事件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张杨两方面联共抗日的思想酝酿日益成熟，联共抗日的行动表现也日益具体。当时为了加强东北军抗日的思想教育，曾由高崇民计划编印一种不定期的小型秘密刊物，定名叫《活路》，意思是指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是活路。这个刊物第一期，由高崇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抗日对话》，并且还约了一两位同志写了两篇有关抗日联共和批判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出抗日的文章，所有笔名都用化名。刊物编好后因为没有适当地方排印，高崇民就托杨虎城帮助解决。杨慷慨应允，替他交给十七路军印刷厂排印。这个印刷厂设在新城里边，平时专给十七路军参谋处、军需处印些图表和部队的材料，杨认为可以保密，不致出危险。不料就在这个印刷厂的工人中出了问题。
原来新城印刷厂的工人中有两个坏分子为江雄风特务系统所收买，平时专门供给特务系统一些情报材料。《活路》的稿子交到新城印刷厂时，杨虎城还特别交代给王菊人，要他关照印刷厂的主管单位军需处注意保密。这样一来，反而引起这两个被特务收买的坏分子的注意。他们在排好版以后，就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秘密送给江雄风。江雄风一看是那样重要的“反动文件”，如获至宝，一面奖给这两个坏分子每人六十元大洋，一面拿着那份清样向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报告并研究处理办法。晏道刚也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立即召集江雄风、马志超和曾扩情等军统系统的特务头子们秘密研究这个小册子的内容和究竟是由谁编写的。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当然也是十七路军的人编的；但是从小册子的内容看来，又都是东北人的口气，而且宣传的对象有许多地方也指明是东北军，因而又好象是东北方面的人写的。这样就使他们感到为难了。他们猜来猜去，最后断定编写《活路》的人一定是郭增恺。为什么他们断定是郭增恺呢?当然有他们的理由。
原来郭增恺曾当过杨虎城的幕宾，后经杨虎城介绍结识宋子文。宋子文给了郭增恺一个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的名义，表面上是表示拉拢杨虎城，实际是企图通过郭了解杨的情况。郭对联共抗日的酝酿和张杨日益接近的情况，一无所知。但郭在人前曾夸说他同冯玉祥、杨虎城的关系如何密切，并写过什么文章。加之他的言论平时就被特务注意，现在发生了十七路军印刷厂印刷“反动”宣传品的案子，特务们因为既对十七路军内部情况茫然无知，而又急于报功邀赏，便想当然地认为《活动》是郭编的。特务们根据主观想象所得的这个结论，打电报向蒋介石报告并主张逮捕郭增恺。蒋介石当即于五月十日复电批准，并令“着即将郭增恺逮捕送南京”。晏道刚即于十二日亲自打电话请郭到总部，说有要事相商。郭听说晏参谋长有要事相邀，便坐着汽车到南苑门总部前去拜会，谁知刚进“剿总”客厅，就被特务包围。晏道刚宣读了蒋介石的逮捕电令，不容分说，马上给郭带上手铐，拥上预先准备好的汽车，由一排宪兵坐了四辆卡车，押解到临潼上火车(因恐怕在西安上火车被十七路军发觉出问题)，直解南京。
逮捕郭增恺的时候，正值张学良不在西安；杨虎城虽在西安，可是得知郭被捕的消息，火车早已开出潼关了。
郭增恺被押解到南京后，很快就受到特务们的秘密审讯。审问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他为什么要编印《活路》那个小册子；一个是杨虎城和张学良怎样密谋联共抗日。这两个问题都是郭增恺所完全不知道的，虽然经过特务们的种种威胁利诱，经过多次审讯，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后来还是西安方面的特务从东北军内部调查清楚《活路》是高崇民编写的，并且高崇民已秘密离开了西安，特务们才知道逮捕郭增恺是搞错了，于是对郭的审讯也放松下来。但是特务们本着“有错捉无错放”的原则，一直把郭押禁在南京不放。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才把郭保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
郭增恺的被捕是一幕滑稽戏，但对张杨也是一个重大威胁，特别是杨虎城更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他们确是在干着联共抗日的秘密活动。这一事件特务们虽然错捕了郭增恺，但是《活路》这个小册子毕竟是被特务抓住了。所以事件发生后，张杨便决定要编写《活路》的高崇民暂时离开陕西，避居天津，躲一躲这一场风波的浪头。高崇民在五月下旬秘密去天津，直到九十月间才又秘密返回西安。
三 围抄省党部事件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拂晓，西安市发生了张学良派军队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这个不平凡的事件具体地表现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斗争的尖锐。
中共地下党员宋黎自从以东北大学学生代表的身分来到西安晤见张学良，被张留在西安进行抗日活动以后，他便积极展开活动。他以全国学联会代表的名义推动西安各学校学生组织学生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东北救亡总会成立时，他是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在西安领导了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进行迁校运动。他也同杨虎城谈过话，杨虎城介绍他在绥靖公署的纪念周上作过东北沦亡惨状和北平学生运动的报告。宋黎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在西安作了不少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对他的注意。他们对宋黎和他的同伴马绍周(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投机分子)的活动侦察了许久，断定他们是替张学良搞联共抗日活动的共产党人。特务们据以向蒋介石报告，并主张逮捕宋黎等解京审讯。
那时张杨合作，密谋联共抗日的形迹日益显著，蒋介石也因两广事变已基本解决，开始把他的凶恶眼光转移到西北的局势。他企图从逮捕宋黎入手，一方面给张学良一个警告，另方面也想获得宋黎等的口供，以从中了解张杨的秘密活动实况。于是蒋介石就电令陕西省党部将宋黎、马绍周等逮捕解往南京审讯。省党部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立即布置它的特务行动队进行逮捕。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七八点钟，马绍周刚由他们所住的西北饭店出门,突然被两个便衣特务用手枪逼着，不许声张，一下子就被拖进省党部。马绍周被捕后，宋黎也在西北饭店被捕。两个特务拿着手枪挟着宋黎，拚命拖着他往外走。宋黎不象马绍周那样驯服易制，他一面挣扎抗拒，一面大喊“土匪绑票”。但是特务们在西北饭店里里外外都已早有布置，宋黎虽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敢出来过问。两个特务把宋黎拉到西北饭店门外，一直拖着他向省党部走去。西北饭店和省党部同在一条东大街上，相距还不到半里路，眼看着宋黎就要被拖到省党部门前了。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的巡逻队在大街上巡逻，正迎面走来。十七路军宪兵营那时汇集了一批进步分子，宪兵多是学生出身，受过相当的抗日教育，还有些共产党员隐蔽在里边工作，这种情况宋黎平日是知道的。这时他看到了宪兵营的巡逻队，就大声呼喊“土匪!土匪!救人!救人!”巡逻队立即围拢过来，进行干涉。两个特务马上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请你们不要管。”巡逻队一听说是行动队“逮捕共产党”，立即就把宋黎由特务手中夺了过来，然后向特务们说：“拿出你们的逮捕证看看。”恰好特务都没有带逮捕证，而用威胁的口吻指着省党部门口说：“我们就在这里，你们要看逮捕证，可一同进去看。”巡逻队的小队长见特务们如此蛮横，就厉声喝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没有证明就敢逮捕人!”随即下命令叫宪兵把他们一齐带走。于是七八个宪兵不容分说，把两个特务和宋黎一齐带到西北饭店对面端履门宪兵营的连部。宪兵营的营附兼一连连长解晋生认识宋黎。他马上命令把宋黎同特务分开，让到连长室中，把那两个特务押在另一间房子内。
宋黎进入连长室，首先由裤袋中掏出秘密文件和秘密名单，交给解连长保存，然后就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被捕情形。张学良既担心宋黎被捕可能会暴露机密；同时对于省党部竟敢不向他打招呼，就径自逮捕他的人，更觉愤怒。于是他立即派副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看看情况。关沛苍一到西北饭店宋黎的房间，就被早在那里窝底等人的特务逮捕起来，押到省党部。
宪兵营解连长一面安置宋黎，一面故意对两个特务进行盘查。特务再三说明身份，并要求将宋黎带走，都被解连长以没有省党部的正式文件为理由，加以拒绝。特务们最后要求放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并恐吓解连长说，逮捕宋黎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不许让宋黎跑掉，也不许交给任何人。解连长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那时已到夜半十二时，杨已睡觉，副官们不给传达。解连长无法，只得一面先放两个特务回去取公文，一面打电话给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告知此事，因为解知道申是进步的，又是张杨两方面的联系人。
申伯纯认为此事关系重大，立即起身到端履门宪兵连部与解连长和宋黎共商对策。在宋黎要求之下，申伯纯以电话告诉张学良说，如张要宋回去，他可以作主放宋。张立即派孙铭久带了卫队乘汽车来到宪兵营连部，由申负责将宋黎交给他接走。申随后告解说，省党部如再来要人，就说宋黎被张副司令派军队提走了。
张学良在深夜把宋黎接回去问明情况后，又从其他方面知道了马绍周和关沛苍两人也被捉进省党部，并听说第二天早晨就要用飞机解进南京。张学良听了这些消息，勃然大怒，立即把邵力子找了去，拍桌子大骂说：“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的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么这样大胆，他们是何居心!”邵力子从来没有看见过张学良发过这样大的脾气，也没有见过张学良对他那样不客气，只得低声下气地连忙向张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还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报告。”邵辞去后，张学良怒气未息，立即打电话调驻在王曲的一个团的部队，全副武装，跑步进城，同时命令驻在城内的卫士营紧急集合，一齐把陕西省党部围住，打开省党部，抢救马绍周和关沛苍，并查抄省党部的电台密码和一切档案。张学良并特别下令捉拿特务行动队的队长，捉住后就地枪决。他恐怕晏道刚走漏消息，把他找到公馆，关在客厅里，不见面也不许他回去。
二十九日凌晨四时，邵力子向省党部负责人问明逮捕宋黎等的情况后，向张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四个共产党分子。省党部逮捕这四个人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如何办理?”张立即反驳邵说：“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蒋委员长命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自有对待他们的办法。”邵去后，清晨六时许，东北军即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卫士营打开省党部的大门，冲进去后首先救出正在受刑讯的马绍周和关沛苍，然后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特务档案等等，在特务档案中查出许多给蒋介石的密报底稿和东北军中大批抗日分子的名单。那些密报只是一些中统系统从东北救亡总会的活动和西安学生运动中了解到的一些关于亲共抗日活动的情报，其中还有关于邵力子的一些材料，但是从这些情报中可以看出，关于张杨联共抗日的真实密谋，他们是弄不清楚的。三天后张又把邵找去，见面时颇客气，并说：“我起初以为你同他们一气，现在查阅了档案，才知道你同我一样，也是他们报告的对象！”
八月三十日清晨，西安的特务头子曾扩情乘飞机直飞广州，向蒋介石陈诉张学良与共产党勾结，围攻省党部，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逆迹已著，请蒋早下决心，消弭隐患。但张学良在围抄省党部以后，也立即以急电向蒋介石报告，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和关沛苍均系总司令部的职员，如有不法情事，应通知总司令部依法处理；现在陕西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随便派遣便衣，不持证件，黑夜逮捕总司令部职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群情愤激，迫得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卒，未能事先呈报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处严加审讯”等语。
蒋介石听了曾扩情的陈诉，又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当即下定决心要收拾张学良，但是考虑到：当前两广事变虽告平定，但广西的善后尚待处理，他一时还不能马上腾出手去镇压西北的抗日局势。为了稳住张学良，他只好暂时隐忍不发。同时蒋又接到邵力子报告此事经过的电报，并说张确有心抗日，但他的抗日必听蒋的命令。于是他批复张学良的电报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马绍周等的审理，准如所拟办理。”蒋介石对张学良表面上装出一副家长训诫子弟的口吻了却此案，实际上他却暗中积极布置，调兵遣将，准备掉转头来用全力解决西北的问题。所以在一个多月以后，他就由南方调了几十万大军杀向西北，他自己也就在十月下旬杀气腾腾地亲自到了西安。
因为十七路军的宪兵队把宋黎从特务手中截夺下来，又经十七路军交际处长申伯纯负责将宋黎交给了孙铭九，张学良深表满意，第二天他就亲自向杨虎城致谢。因此，张杨的关系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