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七章 蒋介石压迫张杨继续“剿共”
申伯纯
一 蒋介石的决心
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面前是驯服的奴才，而在人民面前却是最凶恶的魔王。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日寇又在平津和察北增兵，进攻绥东，并先后在成都、北海、汉口、上海、丰台等地制造事件，进行挑衅。这种种迹象表明，日寇正在开始对我国发动一个新的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在这种形势之下，一贯对日寇采取退让投降政策的蒋介石，他所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来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而是如何压抑全国人民抗日的新高潮和如何继续进行最不得人心的“剿共”内战。因此，蒋介石认为当时最严重的不是在日寇虎视眈眈之下的华北局势，而是在内战战场上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的西北局势。首先是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力量不断扩大，并且连获胜仗。其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与红军打通关系，实行停战，张学良、杨虎城并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这个事实，蒋介石也早有所闻。特别是在八月二十九日张学良派军队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发生，曾扩情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张杨密谋联共抗日以后，蒋介石更感到西北局势的严重性。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假若张杨和红军的密谋得以实现，将使他的“剿共”前功废于一旦，亦即使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部垮台，这是一个关系他一生成败的关键问题。所以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就席不暇暖地于十月二十二日匆匆忙忙飞赴西安，积极着手镇压高涨的西北革命局势。
蒋介石在去西安之前，已经下了决心，坚决继续“剿共”内战，厉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罪恶主张。当时他估计“匪共残余窜抵陕北”以后，虽然经过休整和补充，但至多不过三万人。他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只须再努一把力，调集三十万大军和一百架战斗轰炸机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毒气弹，就可以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将“匪共残余”大部分歼灭在陕北地区，一小部分可能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那时他将以重兵控制黄河，对“匪共残余”相机行事，或予围歼，或予收编，收编数额最多不能超过五千人。这是蒋介石唯心主义的估计和反动透顶的计划。至于蒋介石对于张杨的估计，则以为只要他亲自到了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是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的。他准备向张杨宣布他的最后“剿匪”计划，强迫他们执行。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决定第一步将他们都调离西北，免为“剿共”的肘腋之患，然后再找机会解决他们。在蒋介石看来，解决张杨是易如反掌的。
二 来到西安
蒋介石这次来到西安，本是带着满身杀气的，但是他初到的两天却装作若无其事，要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等陪着，攀登华岳，遨游终南，表现出一付闲情逸致的样子。在游山赏景当中，蒋介石有一次问到张学良近来看什么书，张坦率地说：“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唯物辩证法，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听了以后就正颜厉色、象老子教训儿子似地对张学良说：“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这种书，这些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看了是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你以后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张学良听了只笑了一下，没有同他争辩。
过了两天，蒋介石分别对张学良、杨虎城宣布他的继续大举“剿共”的计划，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张学良的性情比较爽朗，他同蒋的关系又不同于一般部属的关系，他敢于向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也敢于当面与蒋争辩。张对蒋的继续大举“剿共”计划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同时说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杨虎城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人，又因为地位的关系，他对蒋不敢公开表示不同的意见。他委婉地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有问题，但是部队抗日的情绪高涨，“剿匪”士气低落，是值得忧虑的问题。蒋介石听了张杨的意见以后，重申他决心彻底“剿共”，势在必行，绝不动摇。至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队的“剿共”士气低落问题，他决定以领袖的身分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一次话。
三 王曲训话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由临潼华清池(蒋在西安的临时行辕)乘汽车，到西安城南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除训练团的全体学员外，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的上校以上的军官佐和驻在西安的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一律参加听训。会场在王曲训练团团部所在的一个大庙内，那天收拾得特别清洁。由西安去王曲的马路上还特别泼了水，垫了黄土。训练团的学员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们共有五六百人，在上午十时以前就齐集在庙内戏台前的空院里。
蒋介石身穿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蓝呢军礼服，帽子前竖着五六寸长的一支白旄，腰悬三四尺长的一柄指挥刀，手带白手套，迈着舞台的步子，由张杨陪着，慢慢地一步一步由休息室走到会场。军乐队奏乐，有人喊口令，大家一齐向他行军礼致敬。蒋介石一面点头，一面举手还礼。这时大家看见蒋介石的面容枯瘦，却涂着一层化装油膏，显得贼亮贼亮的，活象一具服装店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他登上戏台，就挺直了伛楼的身子，用满口宁波官话，咧开嘴结结巴巴地训起话来。他说：“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蒋介石讲到最后几句，故意提高嗓门，加重语气，挥拳攘臂，尖声怪叫。接着他又讲了一些他对“剿灭匪共残余”的“决心”与“信心”，充分显示出他这个“内战英雄”的凶恶本质。
蒋介石一边讲，一边好象口吃似的“这个”、“这个”地夹杂着许多口头语。台下的军官们听了蒋介石讲出这样不伦不类、荒谬绝伦的训话，都十分愤慨，一时咳嗽声、跺脚声、用脚擦地声，不约而同地响成一片。蒋介石的讲话大约有半个多钟头就收场了。本来张杨还想陪着蒋到台下同站在前排的高级军官握握手，打个招呼，可是张杨看到会场秩序不大妙，就临时免了。散会后，大家在等着照相的当儿，就悄悄地议论开了：“这讲的是什么话！”“简直是胡说！”“简直是混账!”甚至有的激烈分子当时就要掏出手枪来打他一枪。特务走狗们在墙上贴的“安内攘外”的反动标语，也被人涂改为“按内让外”，以示讽刺反抗。
蒋介石讲话的第二天，绰号“疯子”的苗剑秋在黄显声的鼓动下跑到军训团向学员们讲话。他大声疾呼地说：“昨天有人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要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我们东北让日本侵占了，我们东北军人变成了亡省亡家的人。这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样的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苗剑秋的这番激烈言论被军训团中特务们报告了他们的上级。晏道刚根据报告去找张学良，要求惩办苗剑秋。张学良无奈，一面偷着把苗剑秋送到天津，一面告诉晏道刚说苗剑秋已畏罪潜逃。这时张杨部下少数联共抗日的积极分子就秘密筹商，企图设计把蒋介石扣起来。这些情况蒋介石当然都一概不知，他还以为他训了这次话以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剿共”士气就会“振作”起来呢。
四 大举“剿共”的部署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躲避五十大寿为名，由西安到了洛阳，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为着手解决张杨和在西北大举“剿共”，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和部署。这时蒋介石自以为两年以来，南方各省的苏区被他摧毁了，全国红军的主力被他击溃了，西南川、滇、黔各省已经在他直接控制之下了，最近又顺利地解决了两广事变，因此他十分踌躇满志，狂妄地认为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可以解决当前西北的问题并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于是蒋介石在洛阳干了下面几件事：
l．接受国民党强迫全国人民出钱购买而美其名为祝寿捐献的飞机，并且在洛阳大做其寿，借机向各方面来祝寿的人说明他即将在西北大举“剿共”的计划和决心。
2．调兵遣将：把调到湖南、湖北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军队一齐调回来，摆在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共约有三十个师左右，集结待命，进行彻底“剿共”的“精神教育”和开入陕甘的各项准备。他所以要这些军队集中待命，主要是因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否还留在陕甘“剿共”的问题还未得到最后的解决。同时下命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地飞机场，要有能容一百架战斗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并命令空军地勤人员先到现场进行工作。他还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等人也都是一个方面的总指挥。
3．镇压救国运动：蒋介石为了献媚日本帝国主义，取缔上海救国会的救亡工作，同时也为了在大打内战之前对国内抗日救国的舆论进行一次大镇压，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并查封了十四种国内著名的刊物。张学良对此事极为不满，曾乘军用飞机到洛阳单独去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七君子，被蒋介石悍然拒绝。张愤然对蒋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也厉声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两人争吵了一阵，不欢而散。
4．制止绥东抗日和压抑华北反蒋的活动：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乘飞机到太原，本想把傅作义叫来当面制止他在绥东进行抗战，后因绥东战事正紧，傅在前方指挥作战，不能来太原，蒋乃委托阎锡山转告傅作义，现在不是大举抗战的时候，不许绥东抗战再继续扩大，并要设法把战事停止下来。他并保证要南京政府从外交方面设法缓和日伪的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阎锡山立即派人向傅作义传达蒋的指示，果然绥东抗战在收复百灵庙以后就停止了。
蒋介石制止了绥东抗战以后，十一月十八日由太原飞返洛阳，第二天又飞往济南，同韩复榘晤谈。他在这时候去见韩复榘，据说是因为日本鼓动宋哲元、韩复榘在华北酝酿反蒋，借以使华北进一步伪化，韩、宋不久前曾为此事在南宫秘密会谈。蒋介石得到了这个情报，就亲自飞到济南去见韩复榘，说他如何信任韩、宋，如何倚重他们支撑华北的危局等等，借以安抚韩、宋，以免他们趁他在西北大打内战的时候捣他的乱。韩复榘是个老粗，并且是仗着投降蒋介石起家的，他见到蒋亲自去同他说好话，自然有些受宠若惊，就满口连声答应：“一定听从委员长的吩咐，一定听从委员长的吩咐。”
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上述一系列的准备以后，就在十二月四日杀气腾腾地返回西安，着手按照他的既定计划，先解决张杨，后消灭“匪共”。当时时局很严重，在西安的红军代表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行前，张学良见陕北地区经济困难，即以现款四万元托红军代表带回，作为赠礼。
五 张杨的对策
当蒋介石在洛阳进行上述种种准备和部署的时候，他压迫张杨“剿共”的意图非常清楚。对此，张杨极为气愤。于是两人也在西安秘密研究对策。他们经过缜密考虑，共同确定了以下方针：
第一，关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行动问题，他们下定决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决不再打内战；除抗日作战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决不调到南方去，两军决不分开。
第二，关于对待蒋介石的办法问题，他们下定决心尽力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这样“善说”无效，就只好逼着他抗日了；如果前两步都失败了，第三步就上山——跟着共产党红军去打游击，去抗日。他们笼统地考虑了一些对策，但尚无具体计划。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