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八章 事变的前夜
申伯纯
一 逼上梁山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由洛阳乘专车再度去西安，当日晚九时到达临潼。张学良因先到洛阳迎接，也与蒋同车回来。杨虎城、邵力子等都到临潼车站迎接，蒋介石下车后仍住临潼华清池，以华清池作为临时行辕。
这时蒋系的高级将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也都先后到了西安。蒋的嫡系军队也纷纷开进潼关，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一队一队地飞到西安机场降落，整天价机声震耳，隆隆不绝。这种种杀气腾腾、山雨欲来的迹象表明，西安事变已经到了暴风雨前夕的阶段了。
蒋介石一到临潼，就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分别进行谈话，要他们听从他的命令，继续彻底“剿共”。这些高级军官们表面上都唯唯诺诺，口称服从命令，谁也没有同时也不敢把他们内心里真正的意见说出来。蒋介石因此又产生了错觉，以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是可以供他驱使，为“剿共”内战卖命的。于是他就最后对张杨实行摊牌，向他们提出两个办法，逼迫他们明确表示态度。第一个办法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已“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照第一个办法，不但张杨不能接受，就是两军广大官兵也是反对的，因为他们与红军长期友好的接触和抗日教育的影响，已经使他们再也不愿意去替蒋介石打内战了。如果照第二个办法，张杨深知两军一旦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两军又分开，必将为蒋介石所消灭，那无异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但是蒋介石只让张杨在这两个办法中选择，并气势汹汹地逼迫着张杨作最后的抉择，毫无其他通融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之下，张杨除了逼上梁山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二 “哭谏”后的密谋和部署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再作一次“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天下午，他到了华清池见蒋，蒋屏退左右，张便痛切陈述共产觉现在的政策是民族抗日第一，红军的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并表示他个人对蒋一贯忠诚，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不在这种重大问题上誓死力争。蒋介石又听到张学良要求抗日的议论，并涉及部队的情绪，比以往更生气，竟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则紧顶着争辩、“苦谏”，“苦谏”不行，继之以声泪俱下的“哭谏”；“哭谏”无效，则又继之以激烈的争辩。两军交锋，互不相让，这个紧张场面一直持续了三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当晚回到西安，把杨虎城找了去，一见面就说；“失败了!”他们两人见“善说”不成，于是就密谋“硬干”。开始他们打算设法将蒋诱骗到王曲或西安城内，然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蒋软禁起来；进而又想以请蒋再次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为名，在中途没伏，劫蒋入城。但当时事机紧急，这两个办法都仓卒难以实行，并且西安蒋系势力众多，问题也不那样简单。他们最后考虑，认为干脆把蒋捉起来还是以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的办法较有把握。他们决心已定，就拟定了如下的计划：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所有军政大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武装，扣留西郊飞机场停留的几十架新式轰炸机和监视北门火车站蒋系过路的部队。
跟着，张杨就按照计划进行紧急部署。
东北军方面的具体部署，张学良决定以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负总责，调该师旅长唐君尧指挥原担任华清池外围警戒的一个团包围华清池；至于进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除派卫士营营长孙铭久率一连亲信卫士担任外，还特别挑选了两位绿林出身的军官白凤翔师长、刘桂五团长亲自下手，并且严令只许活捉，不准伤害。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以派他们两人赴热河发展敌后游击战争谒蒋请训示为名，带着他们到华清池进入蒋的住屋见了蒋介石，实际上是让他们事先摸清华清池的道路和地形，以便于届时行动。
十七路军方面的具体部署。杨虎城决定以宪兵营长宋文梅率一营宪兵负搜捕城内特别是集中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所有蒋系军政要人的责任，以警备二旅三个团扣押西郊飞机场的飞机，并解除城内蒋系部队武装，另派炮兵团在北门火车站监视和解除蒋系过路军队的武装。
十二月八日这一天，上述种种部署都大致确定了，但什么时候动手，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张杨对这个密谋计划，保持了最高机密，决意干起来再说。他们对红军方面及中共当地人员亦丝毫没有透露。
三 虚 惊
张杨的这次部署都是极端秘密的，只有极少数参加行动的军事负责人知道。他们对部队下达的命令，也只是告以作某种必要的准备，真正的意图丝毫没有泄露。他们在暗中积极准备，但在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显得若无其事。张学良为了稳住蒋介石，不使他有所怀疑，这两天对蒋介石相当恭顺，显示出最后还是要服从他的命令的样子。但是，尽管如此，张杨的内心却十分紧张，而且险些儿惹出了大乱子。下面所举的两件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张杨的密谋确定以后，为了探察一下蒋方的动静，杨虎城在十二月八日去找邵力子闲谈，并且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导到当前西北“剿共”的局势问题。邵说：“我对于当前剿共局势感到忧虑。”杨问邵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如日本的‘二二六’事件。”杨听了这句话，不禁一阵震颤，不知不觉把手指夹着的纸烟都震落在地板上。他以为邵已经知道他们的秘密，急着追问邵这话的意思。邵解释说：“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不愿剿共，情绪非常不满，这样下去，可能演出如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对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不利。”杨听了邵的解释，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他当时虽然连声说“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极力把他可能引起怀疑的那种紧张神情遮盖过去，可是对于邵力子这句出自无心的话，他却听之有意，回去后，便把邵的话告诉了张学良，彼此相戒小心，因而密谋发动更急。后来知道，杨虎城那种震惊失常的表情和举动，邵力子在事变后回想起来才有所觉察，但当时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十二月九日晚，张杨在易俗社请南京的文武大员们看地方戏。杨的宪兵营营长宋文梅在当晚九时到东城门楼去看张的卫士营营长孙铭久，这两个人此时都已经亲自接受秘密行动的命令，都在待命行动。来到东城门楼时，正值孙铭久率领他的卫士营一部分士兵上大卡车出发。宋问孙到哪里去，孙向东一指说：“到临潼去。”宋文梅误认为孙铭久到临潼是去捉蒋，他便急急忙忙跑回新城，报告给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王菊人也不加细问，马上打电话把杨虎城由易俗社找回，告以东北军已开始行动，孙铭久已率队去临潼捉蒋。那晚恰值张学良因学生请愿的事情，往返临潼、西安，到易俗社去得较晚。杨虎城听了王菊人、宋文梅的报告，而且在易俗社又没有看见张学良，便也信以为真。他立刻要王菊人替他下命令调兵遣将，先派他的卫士队把易俗社包围起来，并在易俗社到新城的路上满布岗哨，又调孔从周的炮兵出动，将炮布置在北门城墙上，对火车站实行警戒监视，并按原计划要宪兵营、警二旅准备出动。布置既妥，杨又到易俗社去察看动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张学良不但在场看戏，并正同陈诚、朱绍良等有说有笑，品评戏的好坏。这时已到夜十二时，应该是散戏的时候了。杨看见这种情况，心中大疑，不知张是否已有行动，又不便当着许多人去问他。杨于是一面要在场看戏的陕西老士绅寇遐等继续点戏，借以拖延时间，一面赶紧回到新城查问虚实。当宋文梅奉令再到东城门楼去看孙铭久的时候，只见孙铭久正在床上蒙头酣睡。宋文梅立刻叫醒孙铭久问明原委，这才弄清楚是一场误会。原来孙铭久因为当天白天学生请愿，恐怕夜晚路上仍不安静，所以当晚带着一排人坐了三辆大卡车到临潼路上去查路，并不是宋文梅所想象的那件非常举动。宋弄清楚这个情况，赶紧又跑回新城向杨报告。杨吓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骂王菊人、宋文梅，马上让王菊人先下达收兵的命令，随即又赶到易俗社假装去看戏，周旋了一番，才停戏散场，这时已到深夜一点多钟了。
由于宋文梅、王菊人的冒失张皇，以致兴师动众闹了大半夜，险些儿出了大乱子；也幸亏由于特务老爷们十足的官僚草包，才没有被发觉。杨派去包围易俗社的卫士队，虽然有不少人看见，但都以为是来为看戏的大员们作警卫的，因而也没有引起怀疑。
第二天，杨虎城向张学良说明了昨夜的误会，并要处罚王菊人和宋文梅。张学良对他们不但不加责怪，反而温语安慰了一番。
四 群众怒潮
十二月九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冒着凛冽的气候和怒吼的狂风举行示威大游行。当游行队伍在清晨集合的时候，特务警察竟然在东大街向东北旅陕同乡所办的竞存小学学生开枪射击，并打伤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游行群众的愤怒，于是整队向“剿匪”总部、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惩办枪杀爱国小学生的特务警察，沿途高呼口号，愤慨激昂。那天的情形真象征着“天怒人怨”的极致。最后游行大队决定要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在华清池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让钱大钧(蒋的侍从室主任)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的“胡闹”，不准到华清池来；如果学生不服制止，就派军队去镇压，并连说；“要格杀勿论！”张学良接电话后，亲自驾汽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学生群众怀着满腔悲愤，痛哭流涕地向张请愿。慷慨激昂、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救亡意志使张学良深深受到感染，使他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和勇气。他激动地对学生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你们现在回去吧！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学生才整队回归。
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并乘势又向蒋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但蒋不但丝毫不加考虑，反而怒气冲冲地指着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呢?你到底是学生的立场呢，还是国家大员的立场呢?”争论到深夜，张学良愤愤而归。过了三天，他就以惊天动地的非常举动实践了他对群众的诺言。
五 暴风雨的前夕
张杨自从十二月八日秘密商定采取军事行动，并且部署就绪以后，因为这几天接连出了些事故，他们深恐夜长梦多，会出大变故，就在十二月十一日那天下了决心，定于第二天上午六时在临潼、西安同时开始行动。紧接着，张杨便暗地里按照原定计划积极进行各种军事行动的准备，而在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一切如常。张学良在十一日那天仍照例到华清池与蒋介石周旋，又定在当晚和杨虎城联名宴请来陕的南京各文武大员。那晚因为蒋介石要最后决定“剿共”军事计划，留着张学良和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人一同吃晚饭。饭后，张同陈诚、卫立煌等人一齐到新城大楼赴宴，他们到时已经开席，大家谈笑畅饮，一直正常进行到十时才散席。接着张杨作了最后决定，东北军、西北军联合行动，捉蒋抗日。杨虎城郑重表示，坚决拥护，服从张副司令指挥。张学良表示，成功了大家共享，失败了我个人承担，并对杨作了一番诚挚的鼓励和抚慰说：“我总指挥，你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新城”。
午夜十二点前，张学良回公馆与等候多时的他的亲信干部举行紧急会议，武的有于学忠、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孙铭久等，文的有黎天才、卢广绩、洪钫、应德田等。
张在会上当众宣布“兵谏”计划。他用沉痛而严肃的语气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抗日？‘九一八’的时候，就是蒋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的。最近我去洛阳祝寿的时候，我也曾痛切陈词，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然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是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我曾向他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这些请求不但一个也不准，反而挨了几顿臭骂。他说什么‘我是革命的，违反我就是反革命’，‘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战’，‘共产党不要祖国，你也不要祖国，共产党不要父母，你也不要父母’等等血口喷人的话。最后在临潼我又一再同他谈，他的肝火很盛，动不动就拍桌子骂人，弄得我连话也不能讲。现在他反而要死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把我们调开消灭掉，我们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今天清晨六时开始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我的指挥部就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
张讲完这段话，大家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有于学忠问道：“捉蒋以后，第二步怎样办?”张简单回答说：“第二步怎么办?捉了以后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战，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随即请刘鼎立即电告陕北，说我已发动捉蒋，正在行动，请予支持。刘鼎十二月十二日零时三十分发出电报。这是中共中央
和红军最早得知西安事变发动的唯一的一份电报。
张说完以后，留缪澂流在公馆坐镇，谭海参谋长及其余的人部随着他乘车到了新城杨公馆。这时杨已经把他的公馆腾出，作为行动总指挥部。
杨这时也把孙蔚如、李兴中等人找了来，告以行动的企图。当时高崇民还秘密住在杨的军需处长王维之家里，张到新城后，请杨派人把高也接到新城来。
大家到了新城以后，张杨除指挥军事行动外，还组织了一个临时秘书处，指定由洪钫负责，专管各方来往机要文电；又临时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等人起草一个八项主张的通电稿，准备捉蒋后发出。
诸事安排就绪，随着天色黎明，于是震动世界的、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西安事变揭幕了。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