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十一章 国内外对事变的反映
申伯纯
一 南京的分歧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内部立刻引起了一片混乱。一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不管蒋介石死活，明令讨伐张杨，并用飞机先把西安炸平。这是因为何想趁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另一派是以宋美龄为首，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设法派人到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设法营救蒋介石。这两派明争暗斗，非常激烈。何应钦骂宋美龄说：“你妇人家懂得什么，国家的事，不许你管！”宋美龄也指着何应钦大哭着说：“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他们两人各不相下，各行其是。一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讨伐，一方面宋美龄也在设法进行营救活动。
十二月十三日，何应钦利用政府名义，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命令原文如下：
据报张学良十二日通电叛国，殊深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凛遵无违，切切此令。
十六日，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并特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令如次：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集中西安，负嵎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此令。
何应钦下了讨伐令以后，除指挥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外，并于十六日派大批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间，死伤居民数百人，局势突转紧张。
与此同时，宋美龄一面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宋美龄是当时航空委员会主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求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一面又会同宋子文、孔祥熙和一些亲英美人士积极主张缓和局势，抵抗亲日派，营救蒋介石，并央请以前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当时充蒋介石的顾问的英国人端纳飞往西安，探明情况，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
二 国际反映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于西安事变的意见分歧，除反映个人或派系利害冲突外，也反映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机扩大中国内战，它对事变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在最初的一个阶段，它表面上好象抱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静观”、“等待”的态度，暗地里却积极支持何应钦打内战，并通过韩复榘、宋哲元以及托匪、汉奸等主张杀蒋，同时勾结希特勒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织亲日卖国政府。及至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一传出，它就赤裸裸地露出凶恶的面目，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说：“南京政府如果联共，日本是不能容忍的。”
法西斯德国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的，它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那时正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同时接到何应钦让他回国的电报，他立即求见希特勒，表示德国、日本如能支持他回中国执政，他愿代表中国加入轴心集团。希特勒对于汪精卫的卖身投靠当然表示欢迎，并与日本阴谋共同支持汪精卫、何应钦在中国组织亲日反共的汉奸政府。这种阴谋在当时是世人共晓的。汪与德、日法西斯取得默契并与何应钦勾结好了以后，即兼程回国。孰知他在未抵国境之前，蒋介石已先回到南京了。这样，才使这个国际大阴谋没有能够实现。
拥有一百多人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团长法肯豪森元帅的率领下，亦积极活动，反对西安赤化，怂恿何应钦下令讨伐。
英美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对中国无止境的侵略，已经直接危害到它们在中图的利益；同时它们也看到，蒋介石被扣以后，南京政权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因此，为了使蒋介石能继续统治下去，以便在它们的继续操纵下对日本作某种抵制，所以它们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西安事变一发生，英美大使馆即与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这些买办头子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支持宋美龄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并对西安联共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情。端纳当时以调停使者的身份出面活动，表面上虽是出于宋美龄的央请，实际上却是本着英美帝国主义一些人的意旨行事的。当时英国政界正处在法西斯与民主尖锐斗争之中，既有大量民主派，又有占统治地位的绥靖派(如张伯伦)。在中国的英使馆也有他们的民主派，当时的英大使和端纳都偏于民主派。这个力量一时活跃，但未得其政府支持。
苏联当时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设法争取蒋介石抗日，对西安事变的局势十分关心。苏联《真理报》、《消息报》都曾连续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并且指出这次事变可能引起内战，这样将无异为侵略者开了一条康庄大道。
三 各地方实力派的动态
事变爆发后，不仅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由于个人或派系利害冲突和不同的帝国主义主子的矛盾而发生了分歧，各个地方实力派系头目，也因为他们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的不同以及他们本身利害之各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由反蒋立场出发，对西安表示同情、支持的态度，他们给张杨的电文中说：“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四川刘湘也表示愿意追随。而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这两个亲日的地方实力派却在其主子的指使和影响下，采取了两面态度，他们一方面公开来电表示“万请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一方面又在暗地里派反动分子徐维烈到西安进行破坏活动。至于山西阎锡山在这次事变前后所耍弄的手法，更充分表现出他的老奸巨猾、投机取巧的本质。
当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的时候，正是红军进入山西东征的时候，也正是阎锡山惊慌失措，亟图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设法解决与红军的关系的时候。张知道阎的心意并为争取阎为同路人起见，曾在与红军建立协定以后，亲自飞太原，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出兵山西的企图，以及他当时的“只有抗日，才能统一”的看法，和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做法等等，都告诉了阎锡山。阎当时表示同意张的看法和做法，并愿与张配合共同行动。
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第一次到西安的时候，阎锡山因要了解蒋介石到西安的情况，便于蒋离西安去洛阳“避寿”的第二日（十月三十一日)乘飞机到了西安。阎了解了蒋在西安压迫张杨进行“剿共”的情况后，又同张学良一起到洛阳，名为祝寿，实为窥察蒋的动向。张学良在洛阳曾上书给蒋介石，力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在纪念周上的痛骂。张听了之后，面色惨白。阎见此情况，在旁边无人时，拍着张的肩膀低声说：“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张当时听了阎的话颇为感动，认为阎是可靠的同路人和知心的朋友。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除十二日的通电外，张十三日又专给阎一电①，催问阎的意见。不料阎在十四日复张一电②，文中满口官腔，一派责备，张看了极为不悦。阎把他给张的电报告诉了南京并在报上发表，想借此讨好南京，从中取利。张从此认为阎锡山这个人靠不住，不够朋友。以后阎又想以居间调停为词，主张将蒋介石送到太原，其目的是想投西安事变之机，把蒋介石掌握在手，作为由他操纵摆布的一张王牌。张学良洞烛其居心所在，当予以坚决拒绝。
绥远傅作义当时是受全国人民支持的抗日将军，张学良与傅作义私交甚善，相知极深，傅当绥远主席还是经张保荐充任的。傅在绥远抗战，张也竭力予以声援。西安事变后，张杨立即组织援绥联军，企图与傅打成一片。蒋在西安被扣后，张与傅密电往还。傅作义当时的态度是抗日、拥蒋、拥张。傅为了与张共商抗日援绥和放蒋等问题，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乘飞机由绥远去西安，不意飞机中途迷失方向，被迫降落在易县。次日傅乘火车到太原，再拟换飞机飞西安，但张已送蒋回南京了。
四 中共对事变的分析和主张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所出现的危疑震撼的局势之中，中国共产党象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一样，指引着这只飘摇不定的事变航船穿过了惊涛骇浪，绕过了危险的暗礁，胜利地到达了团结抗日的目的地。
西安事变的消息在十二日夜间在陕北红军中就普遍传开了。那时共产党和红军所有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都在半夜里起了床，高兴得不得了。有的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有的就不自觉地跳起舞来，唱起歌来，一直热闹了多半夜没有睡觉。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兴奋，同时很快就冷静地开会讨论。毛主席在会上做了极重要的发言，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发展前途和对蒋介石的处理等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会上除张国焘主张杀蒋外，大家的意见很快就趋于一致，都同意毛主席的科学分析。党中央对于西安事变的正确分析如下：
首先，党认为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党对事变的发展，估计有两个可能的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使之实现的。
根据以上分析，为了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党决定了如下的基本方针：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以上分析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关于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党中央当时认为蒋介石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出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侵略行为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英美是会指使蒋介石抗日的。因此，蒋介石的抗日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现在全国主要的地区和军事力量仍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应该设法运用这个力量去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党中央在分析了局势并决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以后，就推定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三同志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十二月十五日和十九日，党中央又先后发出两次通电给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集和平会议，同时准备将红军主力开向西安附近，以便与张杨部队共同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注：
①太原阎副委员长赐鉴：西安十二日之变，数电报告，谅已均悉。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张学良叩元。
②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杨主任虎城兄勋鉴：两兄震机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笫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保证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天兄等是否更以救图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弟阎锡山寒印。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