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十章 张杨的军政措施和向群众宣传
申伯纯
一 军政措施
(1)成立设计委员会
事变当天下午，设计委员会就根据张学良的指示组织成立。经张杨批准，参加设计委员会的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卢广绩、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南汉宸、苗剑秋二人是在年底由天津来到西安以后才参加的)，以高崇民为召集人。依照张的指示，设计委员会是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对张杨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
设计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事变爆发以后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摆在设计委员会面前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次把蒋介石捉起来，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应该叫个什么名称?这个问题必须马上确定下来，以便对内对外宣传统一使用。
会上，除了对于事变的性质问题没有什么讨论外，对于事变的名称的问题，讨论了半天。有人主张叫作“兵谏”，但多数人不同意，认为这个名称太封建了。有人认为可以叫作“事变”，但大家又嫌这个名称太一般化，不能表明事变的性质。也有人提议叫作“抗日救亡运动”，这种说法虽比较能够表明问题的性质，但不能表明事变的特点。会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以后还是听其自然，叫成“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处置蒋介石?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很慎重地进行了讨论。因为“西安事变”来得很突然，捉蒋以后究竟怎样处置，张杨事前没有商量，而且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张杨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张杨的部下当然更难一致。在开始讨论时，一种主张认为“擒虎容易纵虎难”，蒋介石对外卖国，对内残杀同胞，罪大恶极，现在既是把他捉住了，就应该杀了他。另一种主张虽然也认为蒋介石是肯定应该杀的，但由谁来杀，值得考虑，因为张杨究竟是蒋的部下，而共产党与蒋介石是血海深仇，与其由张杨动手，不如把蒋介石送给红军，借红军之手杀了他，这样作比较名正言顺。还有一种主张是认为杀了不好，不如把他送到苏联去。另外还有一种意见是不主张杀，理由是：“张副司令说了，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我们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作领袖呢!”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现在已经打电报给中共了，要中共马上派代表团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共产党在政治上比我们高明，这样大的问题，还是听听共产党的主张再做决定吧。
第三个问题是，捉蒋以后，对群众和军队应如何宣传，如何交代?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蒋介石罪大恶极，现既落在人民手中，除对外宣传以八项主张为主外，对内宣传(包括群众和军队)应该数说蒋介石的罪恶，主张交付人民公审。
事变以后，除了立即成立设计委员会之外，张杨在军事政治上采取了不少应兴应革的措施，就记忆所及，还有以下各事：
(2)撤销“西北剿总”和成立抗日联军军事组织：十四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宣布取消，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组织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张杨即日到会视事，并发出通电。
(3)组织抗日援绥军：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即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集结待命出发，并由张杨通电全国，原文如下：
(衔略)日人驱使伪匪侵扰绥疆，虽前锋迭报捷音，而后应仍不容稍缓。学良等爰在西北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讐，光复失地。特电奉达，诸希祭（下面的‘示’换成‘言’）鉴。张学良、杨虎城同叩筱。
(4)组织参谋团：以双方的军事将领和幕僚长组成，计有孙蔚如、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等人，秉承张杨意旨，办理一切军事问题的研究策划事宜，以何柱国为召集人。
(5)集中军队：将东北军的王以哲军、缪澂流军和刘多荃师均集中西安一带待命，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师亦由陕北移驻关中，一方面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攻。
(6)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东北军原来的政治处改组，以应德田为处长；十七路军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
(7)改组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长彭昭贤、财政厅长朱镜宙、教育厅长周学昌辞职均照准，以王一山为民政厅长并暂代主席，续式甫为财政厅长，李百龄为教育厅长，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
(8)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
(9)释放政治犯：西安各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多系历年来与红军作战的俘虏，共约三百余人，在事变的次日即全部释放。
(10)清除内部坏分子：张学良检查出东北军的军事仓库中有大量交通器材均是废品，交通处蒋斌又有故意扣押西安事变通电的罪行，当即将蒋斌逮捕。十七路军的交通处长兼西安电报局长黄念堂，是军统分子，有泄露军情的罪行，杨虎城也立即枪决了他。此外，还有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坏分子也都作了清洗。
(11)严格封存中、中、交、农四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一千五百余万元，暂时不准作任何挪用。
二 群众宣传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西安各界在南苑门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两千多人，主要是学生和有组织的群众，由申伯纯出席作报告。报告根据设计委员会讨论的提纲，首先列举蒋介石的十大罪状(卖国不抗日，坚持打内战，残杀爱国人士，摧残抗日运动，拘禁救国领袖，破坏上海抗战，破坏华北抗战，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背弃总理遗嘱)，和他如何拒绝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以及张杨发动这次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最后提出应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到会群众对于这个处置蒋介石的办法表示了热烈的支持。
申伯纯还曾向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连排级以上官佐作过几次同样的报告。
十六日上午十时，西安民众大会在革命公园举行，到会群众两万余人，情绪高昂热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都亲自到会作了讲演，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作了诚恳的说明，并勉励群众一致奋起，共同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兹将当时西安报纸登载张杨的原讲词录后：
张学良的讲演词：
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对双十二事件的原委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在“一二九”那天，我曾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双十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简单地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信争谏，请他放弃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更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围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实，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和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双十二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于全国民众的面前。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和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已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的情绪。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胜利，还赖于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
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
杨虎城的讲演词：
今天开市民大会，我受到热烈的欢迎，觉得非常惭愧！我们应该知道，十二日的举动是一个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伟举。所有经过，方才张主任委员已报告的很清楚了，不再重述。我所要说的有以下几点：1．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开市民大会(下面群众一致答：革命公园)，就应该知道革命公园这个地方是许多人的鲜血头颅换来的，死难的先烈都是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我们唯一要认识清楚的就是我们国家民族今天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更扩大了向我们的进攻，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就不应忘记先烈伟大的革命精神。我们要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为实现我们所提出的救国主张而奋斗。2．今天会场的热烈情况，使我非常感动，我们记得过去在这里开会时，每次所听到的都是“安内攘外”、“敦交睦邻”这些口号，群众受到环境的压迫，丝毫不能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若干年来，就在这样口号下，几乎把中华民国断送完了。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真实地表示我们的意见，坦率地提出我们的主张，这才叫民众大会!双十二的义举是真正民意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己起来抗日救国热忱的发现。我们的主张就是要抗日。因为蒋委员长的主张有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于万不得已中，才举行了兵谏。所以这次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在过去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是抗日的后方，自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绥远以来，西北也就跟着形势的转变而变为抗日前线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就应该认清我们的责任，就应该团结起来，巩固西北国防，就应该准备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拚命，以保全国家民族。我相信西北民众是认清了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会场群众高呼：不怕牺牲)。革命不只是理论和口号所能成功，必须拿热血与头颅硬干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张主任委员很坦白地表明了他的爱国赤诚，并了解西北民众革命的伟大精神，极力帮助我们，我们要拥护我们的领袖张主任委员，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牺牲精神，在他的领导下，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更应知道，双十二义举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更应当扩大一步团结全国同胞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而努力。(完)
以上两篇讲演词，是西安事变后张杨对群众仅有的两篇公开讲演词，所以把它照录下来，作为历史的资料。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