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十二章 南京的营救和西安的决策
申伯纯
一 宋美龄的营救活动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四时，西安上空发现一架飞机绕城盘旋，并在西郊飞机场投下了一个掷信筒，筒内装有一封端纳给张学良的信。那封信是用英文写的，大意是说：他受蒋夫人的委托，乘飞机来见少帅，如少帅同意接见，请立即饬人在飞机场烧起一堆烟火作为信号，以便指示飞机降落。张看信后，马上叫人在飞机场点了烟火，飞机当即降落。这时已是下午五时，天色已经昏黑了。
端纳下机后，检查出他带来的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
宋致张的信，大意是希望张就他与蒋的公私关系和国家大局前途慎重考虑。
宋给蒋的信大意如下：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能好好地倾听你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出外，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暗指何应钦的阴谋)。
这封信当时被抄录下来，经张学良看过后，仍送还给端纳。张和端纳晤谈时，首先告以蒋的安全情形，接着说明他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张杨)还要拥护他作领袖。端纳表示同意张的主张，并愿竭力去说服蒋。张又将请蒋搬家被蒋误会的情形告诉端纳，请端纳在见蒋时帮助解释，劝蒋搬家。端纳也答应了。
当晚，张陪同端纳一起去见蒋介石。端纳讲英语，也夹杂着几句中国话，由张任翻译。端纳首先与蒋握手问好，并将宋美龄的信交给蒋。蒋看到信上“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这句话时，当着端纳和张学良就咧着嘴哭起来了。蒋抽噎了一阵，端纳即开始向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也俯着身子用手在地下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蒋介石在这几天当中本已逐渐了解了张杨对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既听了端纳这一段话，又看到了宋美龄的信，他的态度转变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啊！啊！”连声，似乎很有所感动的样子。
端纳见蒋的态度已有转变，就趁势提出，请他搬到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地方去住。蒋至此才了解请他搬家是出于好意，便欣然答应了。张便马上和端纳一起陪着蒋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当夜，端纳就和蒋介石同住在一起。
十五日下午，端纳乘飞机离西安去洛阳。他拟十六日晨由洛阳飞南京，临时因气候关系，飞机不能起飞，乃改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在西安会晤张、蒋的详细经过，并强调张的善意以及和平解决的愿望。宋美龄听了端纳的报告，营救蒋出险之心更切，同时因为南京方面又没有人能够制止何应钦，唯恐飞机乱炸，危及蒋的安全，乃央请端纳当日再飞返西安，请蒋亲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以便进行政治协商和救蒋出险。端纳受了宋美龄之重托，当日下午再飞西安，向张说明宋美龄的意图。张杨均表示同意。端纳乃由张学良陪同见蒋，请蒋下手令停战。张当时也用比较强硬的口吻向蒋表示说：“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蒋当时对下令停战表示可以考虑，并与张商定，明天写好信，出蒋鼎文持往南京面交何应钦。
蒋介石自从搬家以后，情绪已大大好转。他既然已经了解张杨对他的真实意图，知道自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不但盼望和平解决，早日返回南京，而且反倒担心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使问题恶化。但是他一方面虽然怕何应钦打仗，可是一方面却还要抓住何应钦的武力讨伐这张牌作为向张杨讨价还价的本钱。十七日早晨，他一面写了一个手令，要何应钦停战三日，一面又向张学良提出以停战三日作为条件，要求在三天之内让他返回南京。张学良虽然表示两三天的时间不够，许多问题来不及解决，但蒋仍照他自己的意见写，手令原文如下：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蒋介石又写了一封给宋美龄的信，连同手令一并交蒋鼎文带到南京分送何应钦和宋美龄。蒋鼎文十七日午间乘军用机离西安，当晚宿洛阳，十八日上午飞抵南京。
蒋介石的手令对何应钦果然发生效力，以后数天飞机就停止轰炸了。
二 红军代表团的决策作用
西安事变发动的那天早晨，张学良、杨虎城就打电报给陕北红军，请中共和红军即日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告可以派飞机到延安去迎接。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五日由瓦窑堡出发，十六日赶到延安。张学良得讯，派刘鼎乘张的专机于十七日中午到延安迎接。当日下午，代表团抵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
在代表团未到以前，张杨方面对事变以来一切大的方针问题，并没有确定。如对蒋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虽然张学良曾屡次向人表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还可以拥护他做领袖，但这也只是张个人的口头表示，张杨二人之间，以及和他们部下之间，都并没有取得这样的共同认识，更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要听取共产党方面的主张。因此，在代表团未到以前，自然不便遽行作出决定。
代表团到了西安之后，首先了解西安的实际情况，并征询张杨的意见，然后根据党中央的分析和决定，就西安事变的认识和处理方针等问题，分别先对张后对杨作了科学的分析和精辟的说明，给张杨以深刻的但有所不同的影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下记述当时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谈话的情形。
代表团一到西安，张学良把他们安置在他的公馆住下以后，当晚即设宴欢迎。张学良和周恩来是延安会谈的熟人，那时周尚蓄有长须。这次周来到西安，把长须剪去了。张一见面，首先就问周：“你的胡子怎么没有了?”周笑着说：“刚刚剪掉。”张也笑着说：“那样长，那样的美髯，剪掉可惜了。”宴后张、周即进行正式谈话，谈话的要点概列如下：
一、首先由张叙述蒋在被扣以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映，然后张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的意见是，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以符合逼蒋抗日的方针。他问周的意见怎样和对事变如何看法。
二、周对张所谈的主张表示同意，并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处理方针的问题代表党发表意见，大意如下：
第一，西安事变的性质问题：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但是蒋介石的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它既非革命(没有群众暴动)，又非战胜(蒋的实力原封未动)，而是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军事阴谋的手段把他捉起来。
第二，西安事变在目前存在着两个可能的前途：一个前途可使中国更好，一个前途可使中国更坏。怎样会使中国更好呢?就是现在最有可能说服蒋介石，争取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样就会使中国更好。怎样使中国更坏呢?就是宣布蒋介石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了。这样不但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的内战；不但不能抗日，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那不是使中国更坏吗？!
第三，处理的方针：我们当然要争取实现使中国走向更好的前途，同时要竭力避免使中国走向更坏的前途。争取实现使中国走向更好的前途，现在只能是说服蒋介石，使他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条路，只要他答应我们的这种要求，我们应当把他释放回去，并且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
三、张听了周的这一段话，表示衷心悦服，因为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周讲的更清楚，更完满，更有道理，更有说服力。当即决定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处理方针，并由周在第二天再向杨虎城作详细的说明。张当时估计，认为杨也会同意这个方针的。
四、那时蒋鼎文已放走，持蒋信令何应钦停止进攻，朱子文一二日内可来西安谈判。和平解决的方针确定以后，张、周又讨论了具体的条件。他们商定以下五个条件：
1．立即停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2．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3．成立抗日联军；
4．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
5．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五、张、周又讨论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和部署如下：
1．南京政府已下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何指挥刘峙以五个师闯进潼关(因冯钦哉叛变，没有堵住潼关)，围华县、逼渭南。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仓卒未能集中，蒋军如急进，应战无把握，西安有被围攻的危险。
2．张以杨部控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备战。另以东北军一部主力集结固原、平凉，监视胡宗南军。张意决战必须红军参加，要求红军立即接防肤施、甘泉，以便南下渭北，侧击蒋军。周当即应允。
3．张、周共同商定，为缓和蒋军进攻，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攻，挑起内战，蒋的安全就完全无望。
4．张同意结成西北三角同盟，作为推动全国的中坚，成立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红军参加。
张、周十七日晚谈话内容大致如此，直至深夜始结束。
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同志由张文彬(红军驻杨处的代表)陪同前往九府街杨公馆同杨虎城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一，因杨虎城与中共有长期友谊关系，周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杨问候，并对最近一年来红军与十七路军间的关系表示满意。
杨也说了一些他过去同中共的关系和他对中共一贯保持友好态度的做法，并问候中共中央各同志好。
二，周向杨说明昨日夜间与张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并阐述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对发展前途的估计和和平解决的方针，内容与前记对张谈话大致相同，不再重述。
杨听了周的谈话，感到惊异，因为照杨原来估计，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现在蒋既被捉，中共一定会借机报复的。同时，近一年来他所接触的中共党员如王世英、汪锋、王炳南等，他们所讲的都是“反蒋抗日”，从来没有讲过“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张文彬虽曾向他简单讲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当时因为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所以并未注意到这是中共政策方针的转变。现在周的这番谈话，特别是周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因而内心自然不免产生惊疑和顾虑。他首先向周表示态度说，他这次追随张发动西安事变，完全以张的意旨为意旨，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只要张和中共方面意见一致，他是无不乐从的。接着他向周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共方面完全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党派历史的恩怨于不顾，这是令人极端佩服的!但是蒋介石将来是否能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施行报复，他不能不感到怀疑，不能不有所顾虑。
周对杨所谈的这种怀疑和顾虑表示同情，并作了解释，大意是说：现在不但全国人民用极大的压力压迫蒋介石抗日，就是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力量争取他抗日。英美等国是从自身利益和他们与日本的矛盾出发，极力怂恿蒋抗日；而苏联为了抵制法西斯的反动力量，也努力争取蒋介石抗日。蒋现在除了抗日这条大路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了。因此，蒋介石的抗日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的抗日可能性更增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的问题，这并不完全决定于蒋，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和有强大力量，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再则，这次如果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把他放走。
杨当时表示同意周的看法。
三，周说到昨晚与张商谈的军事部署问题，杨表示完全同意。
四，周向杨提出，电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杨表示完全同意。
五，杨向周提出，他的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对红二十五军又曾取得联系并有所帮助，为什么被俘后，一定还要杀他?这件事是他一两年来想不通的一个问题，过去虽曾向王世英、汪锋提出过，但他们的解释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
对于这个问题，周当时答复得很坦白，承认这是中共关门主义“左”倾路线的错误。周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还提到在闽变时中共所犯的也是这种性质的错误(因杨也曾秘密派代表参加过闽变)。周并说明自从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如何纠正了这种错误路线以及现在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杨虎城听了周的解释以后，才消除了他一两年来内心中的疙瘩，感到十分满意。
杨还向周提出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分裂的问题。周也详细地说明了一、四两方面军在草地分家的情形和张国焘所犯的错误问题。杨感到周说话诚恳坦白，印象极深。
周、杨第一次谈话大致如此。
三 张学良的主张和杨虎城的顾虑
张学良为人心地坦白，作风爽快，可是他考虑问题太简单太重感情，不够实际，不够全面。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国际舆论(包括苏联)对他颇有责备，国内实力派(特别是阎锡山)的反应又没有表示支持，这就使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太重，希望从速解决事变。中共代表团来了以后，他听到代表团对于西安事变的分析和主张，非常高兴，除了对于“军事阴谋”的字眼感到有点刺耳外，其余一切都表示衷心佩服和完全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是同他原来的主张基本相同的。他知道杨对这种主张是有疑虑的，但是杨也表示过只要东北军和中共两方面意见一致，杨是可以牺牲自己的意见而坚决随着走的。张杨两方的主要干部对于代表团的主张，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思想认识还很不一致。对于这种情况，他也是了解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只是一心一意地想早点解决，早点让蒋走，早点卸下这付重担，免得夜长梦多，横生枝节。因此，他这时对于如何消除杨的顾虑，如何对有不同意见的部下进行说服解释，却很少考虑。同时由于张过去帮了蒋的大忙，立过大功，一度是蒋家密切往来的座上宾，似乎深得蒋的宠爱，因此张把过去同蒋的密切关系这个因素估计过高了。他对蒋也是太天真了。他总觉得事变让蒋吃了苦头、伤了感情，现在只要抗日问题能够解决，就应尽量让蒋吃点甜头，以挽回感情。所以他对提高警惕防止蒋的背信弃义与反悔报复，竟不加考虑。
张根据他的这种想法，同时又因为蒋介石的脊骨跌伤了，每天只是躺在床上，有时火气还很大，不能冷静地谈问题，于是就赶紧给南京打电报，约宋子文来西安商谈和平解决的方案。
但是，杨虎城却另有他的想法。
杨虎城对释放蒋介石的确是有顾虑的。他顾虑什么呢?首先是顾虑蒋是不是能抗日，但最主要的顾虑还是怕蒋报复。杨是一个出身农民、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地方实力派的首脑。他的政治经验丰寓，对政治问题相当敏感，看问题有时有独到之处。多少年来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搞不好。蒋对于他这个地方实力派在西北的扩张雄心，处处加以遏制和压迫，发生过不少摩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看到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把国家弄到最危险的地步，感到痛心。在抗日和“剿共”的问题上，蒋介石置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他同蒋的意见是对立的。在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的时候，他曾向蒋请缨抗日，受到蒋的阻遏；在一九三五年被迫与红军作战失利时，又遭蒋的斥责和轻视，甚至仅有的陕西地盘也有难保之势。他因此感到苦闷，但他是不甘心的。他既不甘心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下做一个牺牲者，也不甘心随着蒋介石走亡国的路，可能的时候，他还是想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因而发生西安事变。在发动事变的过程中，为了国家，为了自己，他是愿意同共产党和张学良合作的。在他说来，干好了，国家得救；干不好，失败了，也落得个轰轰烈烈的下场，总比绵羊似的受蒋介石折磨好些。捉蒋，他和张学良是一致的，但捉蒋以后，他和张学良的想法就不完全一致了。他对蒋是不信任的。捉住蒋介石以后，张学良一再对人表示，只要蒋答应我们抗日的要求，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杨对这种说法表面上虽不置可否，但是他的内心总以为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是不会完全同意张的主张的。及至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以后，他才了解到他们的主张不但同张一致，并且表示更坚定，说法更有道理。这是大出杨的意料以外的。论大道理，杨也承认他们说得对，可是一想到他个人和团体的利害，就不免有所疑虑。他深知蒋的为人狭隘偏私，毫无信义，睚眦必报。他过去同蒋的关系本来就搞不好，又加上这次事变蒋一定最恨他，饶了谁也不会饶了他。放了蒋，他今后怎样同蒋共事呢?不放蒋，他自己的想法又行不通。张学良同周恩来已经意见一致了，讲道理他们讲得对，论力量他们比自己大得多。但使他感到苦恼的是，如果照着他们的意见办，自己实在太危险。杨想来想去，心乱如麻，因此曾向王炳南发过脾气。王炳南把情况向代表团汇报。代表团很注意，认为需要向杨作更多的解释，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合作。当时，周恩来同志向杨作过多次解释和说明。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