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报复和西安的对策
申伯纯
一 蒋介石背信弃义蓄谋报复
蒋介石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张杨所提的条件，但是他是极不甘心的。他坐上飞机后，就打定主意，趁张学良送他回到南京的机会，把张学良扣起来，派遣大军威胁西安，以搞垮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一洗被扣之恨。当他在西安临上飞机时，口头上还劝张学良不必同去，他的内心其实是求之不得的。因此，他一到洛阳，马上就写了一个手谕给张学良，要张立即拍电报给杨虎城，立即释放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四个人和几十架被扣的新式战斗机。因为卫立煌、陈诚等是他的主要的打手，假如他到了南京把张学良扣留起来而陈、卫等尚未被释放，他们就会被西安方面作为人质。同时他要派大军压迫西安，也必须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人去统率。这是蒋介石急忙下这个手谕的动机所在。可是张学良在一片好意和那种“送人情送到家”的天真想法支配下，也就不加怀疑，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
杨虎城在二十五日夜接到张的来电以后，二十六日早晨就同王以哲、周恩来等人商量。他们一致认为既然把蒋介石放走了，再扣着陈、卫等人已经没有意义，不如索兴把被扣的人一齐都放了。当时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二十六日下午，杨虎城就分别拜访了所有被扣的大员，表示道歉，并在当晚在新城大楼大摆酒席，宴请他们。二十七日上午下午，就把这些被扣的人和飞机分批放走了。当时西安方面曾有一些人主张不执行张学良的电令，被扣的蒋方大员和几十架新式飞机一定要等到张学良由南京回来后才能释放，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得到采纳。这个问题也成为以后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的原因之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何应钦顿时失势，一切都由蒋作主。蒋一方面急急忙忙，叫陈布雷替他杜撰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所谓“对张杨训话”在报纸上发表，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由于他的“伟大人格”的“感召”；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背信弃义的手段实行报复。他依靠中统、军统这两大特务系统的力量，亲自导演了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一套把戏，同时亲自调兵遣将，作出了进逼西安的部署。
二 张学良被扣的一套把戏
张学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后二时抵南京后，一下飞机即被蒋介石软禁于鸡鸣寺宋子文公馆，警卫森严，不许他与外人见面。蒋并通过宋子文暗示张应有来京请罪的书面表示。张学良当日就亲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来京待罪的信，原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的大罪。兹靦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二十六日
蒋介石拿到张学良的请罪书以后，就演出了一套预定的“审张”、“判张”、“赦张”、“管束张”的既恶毒又滑稽的四幕把戏。第一幕：十二月三十日，高等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第二幕：十二月三十一日，高等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第三幕：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第四幕：一月四日，国府特赦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现在先将国民党报纸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和登载的几个有关文件照录如下：
1．审：
关于西安“叛变”一案，国民政府根据蒋委员长呈送张学良请罪书，令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后，即由军事委员会任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锺麟为审判官，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于三十日开庭审理，当即审理判决，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其判决书全文如下：
判决：被告张学良，右列被告，因对上官暴行胁迫案，经本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上官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事实：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日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侍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事变之初，奉国民政府令交本会严办，兹又奉交张学良请罪书到会，经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终结，认定事实如上。
理由：本案被告张学良率部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有该被告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下之行动，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核其所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百〇二条第二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仍系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援陆海空刑法第十五条、刑法第五十五条，依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项前段，从一重处断。惟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并依刑法第五十九条及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十年。并依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褫夺公权五年，特为判决如主文。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李烈钧、审判官朱培德、审判官鹿锺麟，军法官陈恩普、军法官邱毓桢、书记官袁祖宪，书记官郭作民。
2．请赦：
蒋委员长得悉军法会审对张学良案判决结果后，特即具呈国府，请求特赦，并请责令戴罪图功自赎，该呈于午后二时送达国府，兹录原呈如下：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安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干国纪，躬踏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府，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容。中正负疚在假，本不该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国家设刑典所以儆凶顽，立赦条所以待悛悔。此次该员中干荧惑，大触刑章，变讯传播，举国骇愤，若其遂过怙恶，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固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其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折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事多艰，抉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昔我总理惩乱嫉恶，执法必严，而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恶嫌，贡其愚谬，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谨呈国民政府主席林。蒋中正谨呈。
3．特赦并严加“管束”：
国府四日晨开委员会议，到林森主席，委员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经亨颐、陈立夫、叶楚伧、宋子文、李烈钧、张继、冯玉祥、王正廷。列席居正、戴传贤、魏怀、吕超、陈其采、许静芝、朱文中等。由林主席报告张学良案交司法院核议结果后，各委员及各院长均充分发挥意见，旋经一致决议通过，准予特赦。
国府四日晚并已明令发表，兹志国府此项特赦令如下：
国民政府四日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在这个“严加管束”的名义下，蒋介石就把张学良无限期地“管束”起来了!
据当时担任审判官的鹿锺麟说，审张、赦张、管束张，完全是蒋介石导演的一套把戏，就连那份判决书也是蒋介石亲自交下的。据鹿所说，张学良受审的情形大致如下：
张学良是由宋子文陪同来到军事法庭的，鹿锺麟因为同张学良是换帖的把兄弟，在开庭以前曾到候审室去看张学良，略事寒喧，并问张是否带着武器。张说没有，鹿即返回法庭。
军事法庭布置得很简单，审判长李烈钧坐在法庭公案后的中间，审判官朱培德、鹿锺麟坐在两旁。旁听席上只有宋子文一个人。张学良被带进法庭，站在法庭公案前听审。他身着军便服，态度很从容镇定。审判长按照审判程序和事先拟定的几个问题如是否劫持了统帅，是否伤害了中央人员，是否拘禁了中央大员等等进行审问。张学良都逐项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十分钟，就审问完毕了。审判长正要宣告审问终结的时候，张学良却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指出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抗日表示不满。刚说到这里，审判长制止他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是你不抗日，失掉东北，现在没问你这些问题，你不要讲了!”张很愤激地说：“我一定要讲这些问题，现在是我最后讲话的时候，我一定要讲！”说到这里，他又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皮包，把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的那份电报拿出来，当庭宣读，并且说：“究竟是谁不抗日，现在我在法庭上要说清楚。”审判长恐怕张学良讲出更多的话，就制止他再讲下去，并宣告审问终结，听候判决，随即退庭。审问的全过程大概用了约二十分钟。
退庭后，张学良即交军事管制，由宪兵押送陵园孔祥熙别墅看管。这种措施，当时不但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甚至连宋子文在事前也没料到，他曾因此而溜去了上海。
三 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布置扣留张学良，一面调派了三、四十个师的大军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杨虎城与东北军。他认为只要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搞垮了，那么红军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处理，否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团结在一起，在他看来，真就如同给老虎添了翅膀一样，更加可怕。所以蒋介石不顾一切，下决心调了那样多的军队去。他以为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内部一定起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也将不能保持团结，再加上绝对优势的中央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威胁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绝对招架不住的。
当时对付西安的中央军分为五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在二华(华阴、华县)正面，有九个师的兵力，以顾祝同兼总司令；第四集团军在渭河以北，有九个师的兵力，以陈诚任总司令；第五集团军在商雒方面，有四个师的兵力，以卫立煌任总司令；第二、三两集团军是在甘肃和宁夏方面，有十五个师的兵力，以蒋鼎文、朱绍良分任总司令。另派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名义代蒋指挥全军。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回到奉化之前，曾召集顾祝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五路大军的总司令开会，向他们说，军队要赶快推进，占领阵地，一切准备好，但不能随便开火打仗，必须先得到他的同意。蒋介石当时对西安的策略是一面用军事压迫，一面用政治分化，企图用不战而胜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因为那时西南的李白、华北的韩宋都不稳，阎锡山也想做投机生意；尤其是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真正打起来是会有问题的。加以东北军、十七路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问题就更不简单。况且张学良既然亲自把他送回南京，假如他真要打起来，在政治上对他自己也是不利的。
因此，蒋介石除了用军事压迫以外，还想更多地用政治分化的办法，从内部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团结，便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如下的八道命令：
1．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着即裁撤，此令。
2．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并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于此次西安事变，显有附和情事。现据来电请罪，应即一并撤职，借昭炯戒。惟查陕甘地方匪氛未靖，庶政待理，该员等宜力有年，姑予仍留原任，分别暂饬所属，尽力绥缉，以赎前愆，此令。
3．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此令。
4．陕西省委员兼主席劭力子呈请辞职，劭力子准免本兼各职，此令。
5．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此令。
6。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呈请辞职，朱绍良准免本职，此
令。
7．驻甘肃绥靖公署着即裁撤，此令。
8．特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此令。
四 西安的对策
西安方面多数人对于无保证地放蒋，本来是不赞成的，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更为绝大多数人所反对。但是张学良既然已经悄悄地把蒋介石送走了，大家当然也就无可奈何了。张临走的时候，曾对杨虎城说，如无其它变化，争取三天之内回来，最迟也不超过五天。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本是抱着“送人情要送到家”的思想去做的，既然这样，在张学良把蒋送走以后，西安方面以杨虎城为首的领导人当然也还要本着他这种精神去做。所以蒋在洛阳要求释放陈诚、卫立煌等人，西安方面就慷慨地把所有被扣的人一齐都放了；他要求释放被扣的飞机，也毫无保留地照办了。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杜撰的“对张杨训话”，西安方面明知不是事实，但对外也默不作声，只是自相私下说：“让他说吧，好给他撑一撑面子。”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三天到五天以内，张学良能够安全地回来。
可是三天过去了，张学良没有回来，还听说他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时大家心里就焦急起来了，但总还抱着五天以内能回来的希望。五天又过去了，张不但仍然没有回来，而且又听说他还要受军法会审。这个消息给西安方面以极大的震动，真如所谓“奔走骇告，莫知所措”了。到了第六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一面听到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同时又听到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这就使得大家在绝望之中又有了一线希望。大家想，蒋既呈请特赦，张学良一定会被赦免，回到西安，这样看来，蒋介石也还算有点良心。但是因为特赦还没有下文，所以大家还是提心吊胆地度过了新年。在元旦的那一天，西安还举行了一次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大检阅，进行示威。新年三天假期过了以后，到了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的明令发表了，但是后边却留了一个“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恶毒尾巴。同时就在这一周以内，西安方面又接连得到情报，南京已调派几十个师向西安推进。到了这时，西安方面才知道张学良是不能回来了，才了解蒋介石真是丧尽天良，悍然违背他的诺言了。在这样情况之下，西安方面上上下下的愤怒的心情真是笔难尽述，于是立刻起草了一个措辞委婉、立意严正而态度又十分强硬的通电，质问南京调兵西进，是何居心。该电于一月五日发出，原文如下：
(衔略)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荷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深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备具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何幸我蒋委员长熟审国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唯恕其冒渎，且更采及葱荛，此诚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的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爱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则其它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们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莫不额手称庆，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匪惟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〇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抗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追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居心?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赐教言，尤所企盼!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同叩歌。
这个通电，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以大军压迫西安的一套背信弃义的做法，是一个有力的回击。通电发出以后，摆在西安方面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要确定应付蒋介石的根本对策。当时经过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高级负责人的共同协商，确定了如下的正确方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但应争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根据这个方针，在一月五日到十二日约一周的时间内，三方面联军就积极地进行了如下的军事准备。
首先就是红军开到关中地区。一月五日通电发出后，杨虎城即代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向红军代表团提出要求，请红军立即派大部队开到关中地区，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代表团慨然应允，立即电调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全部从陕北和甘宁边区开到关中泾河以北地区集中。一月中旬，红军的大部队即相继开到三原一带，并有一部开到南山蓝田一带，以威胁中央军的侧翼。红军的开到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感到有所倚恃，极为兴奋。同时，红军开到关中的消息传出以后，虽然在宣传上给国民党中央社以更多的造谣机会，但在军事上却给蒋介石和中央军以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关中的老百姓见到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良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家都以惊奇的眼光奔走相告说：“真正老百姓的军队来了！”甚至一些读旧书的老先生也见了人就说：“这真是王者之师！”
以下是当时联军所拟的作战纲领：
联军为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起见，在不得巳时决拟一部钳制西线胡(宗南)、关(麟徵)、毛(炳文)、曾(万钟)、李(家钰)、万(耀煌)各敌，集中主力首先消灭东线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巩固西北，开展时局。其作战纲领：
(子)东线一带：
一、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
二、集中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地区，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以抗击并迟滞该敌及冯(钦哉)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
三、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向渭南方面，突击该敌；
四、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经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1)或参加渭北决战；(2)或经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
(丑)西线：
一、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
二、以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风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
(寅)北线：以孙(蔚如)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鄜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
(卯)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财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县输送。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