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十六章 和战分歧与内部矛盾
申伯纯
一 西安内部的和战分歧
如前所述，蒋介石一面扣留了张学良，一面又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的手段来搞垮西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合作局面；西安方面也针锋相对，一面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又进行和谈试探，摆好了一个可战可和的机动阵势。但是，西安方面由于张学良被扣，突然失去了维系“三位一体”团结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东北军本来是一个以张学良做唯一首领的军阀集团，张被扣后有如群龙无首，内部发生了混乱。张临送蒋走时，虽要于学忠领导东北军，但于在东北军内不是嫡系，能力又弱，实际上难以担当领导责任。加以，自一九三六年以来张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建抗日同志会，以抗日为中心，提拔青年军官，改造部队，东北军内部形成了新老两派，以王以哲、何柱国为代表的老派和以应德田、孙铭久等为首的少壮派。两派间的矛盾和斗争，因张的被扣而愈形表面化。至于西北军，在西安事变后，冯钦哉公开叛变，内部问题不少，也不那么容易领导。因此，张临走时要杨指挥东北军，维持“三位一体”这个复杂局面，困难就更大了。至于中共代表团对于西安事变及东北西北两军的内部问题，究竟是客体，有些事帮不上忙。
在这种艰难复杂，或战或和的局面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围绕着到底是和是战的问题，终于发生了日益激剧的分歧和斗争，情况如下：
东北军主和的有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为首的高级将领和高崇民等。主战的有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
十七路军主和的有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南汉宸、申伯纯、王炳南等。主战的有李兴中、宋文梅等。
当时西安面对南京的军事进逼和政治分化，西安一般人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都异常愤慨。这是容易同情主战的客观原因。东北军和西北军主战派主战的原因，都是为了营救张学良，同时也是由于顾虑蒋介石报复。不过东北军方面更多的出于激愤，而西北军方面则更为担心蒋的报复，怕中央军进
了西安，十七路军无容身之地。
东北军主和的一派以王以哲、高崇民为首，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对逼蒋抗日，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因此反对主战。至于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他们认为也可以用和平办法去做，只要在西北的“三位一体”的力量好好团结，张学良是可以得到营救的。但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主和是为了向南京投降和想取张而代之。另一派主和的以何柱国、于学忠为首，则是一心想离开红军，离开西北，投靠蒋介石，以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如何柱国想当安徽省主席，于学忠在张被扣后，即秘密派代表向南京输诚。
十七路军中主和的赵寿山、南汉宸、申伯纯、王炳南等，也是认为和平解决有利于迫蒋抗日,有利于国家民族，因而主和的。
这时主战派的应德田、孙铭久等发起签名运动，他们以搭救张学良为理由，写了一个缘启，主张为了营救张学良不惜对南京中央军作战，征求签名。他们先从各军团长开始，并由少壮派带头签名。师长们见好多部下都签了名，觉得如果自己不签，就会被部下认为不拥护张副司令，被他们看成是怕打仗的“孬种”，虽然心里不愿意也跟着签了名。据说签名的团级以上军官就有一百多人，甚至有的军长也只好跟着签了名。少壮主战派拿到这个签名簿，作为根据，说主战是东北军上下一致的主张。这大概是一月二十日左右的事情。此后，一些人的行动更以为“理直气壮”，无所顾忌，进而开列对象名单，密谋杀害主和派的王以哲、何柱国、孙蔚如等。
以上情况使西安本来已紧张的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再加上敌特和托派分子的阴谋破坏和挑拨离间，使情况更为严重、复杂。
二 托派汉奸分子的破坏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托派分子张慕陶与徐维烈、张子奇，先后到西安。
张慕陶原名张金印，陕西栒邑人，大革命时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开除党籍，后改名冒充党员混入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张是个政治骗子和个人野心家。西安事变前，他依附阎锡山反动统治，勾结日寇汉奸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次来西安，是给阎锡山搞情报，同时窥测方向以便混水摸鱼，从中捞一把。
徐维烈是冯玉祥的旧部属，与杨虎城过去也相识，一贯反动，与托派汉奸都有关系。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宋哲元那里鬼混。事变的消息一传到北平，宋哲元从他当时半伪化的立场和旧西北军反蒋的立场出发，表示很高兴，主张立刻把蒋介石杀掉。但是他这个主张不好明说，同时对于西安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于是他就让徐维烈以个人名义去西安，力主杀蒋并弄清楚西安方面的情况。徐维烈本来同敌伪都有勾结，这时日本人也急于了解西安的情况，于是就让敌特张子奇同徐一起来西安。
张子奇是山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那时他当天津电话局局长，是日本兼戴笠系统的特务，他和西安方面的李兴中、西北饭店老板张德枢等人相识。他来西安替日本人搞情报，需要特别隐蔽，他住在张德枢家里，白天不常出门，不公开活动，因此很少人知道他。
张慕陶、徐维烈、张子奇三人过去在华北彼此很相熟，这次与日伪勾结，有着共同的任务和企图。他们到西安时，蒋介石已经被放走了，于是他们就针对西安“三位一体”团结抗日的局面和对蒋介石的和战问题，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抗日。
徐维烈以宋哲元及他个人的名义去见杨虎城。杨最初不了解他的真实意图，还邀他参加过一次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他以两面派手法进行煽动，偷偷摸摸地策动东北军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叛变。他和张子奇在西安住了十几天，就急急忙忙地返回平津，分别向他们的主子报功领赏去了。
张慕陶在西安事变的后期，使用种种反革命伎俩，在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影响极坏。那时西安方面正是和战争论激烈、莫衷一是的时候，于是他乘机大肆活动，反对共产党，制造混乱，破坏团结一致抗日。他狡猾地利用西安各界对蒋背信弃义的愤慨，进行煽动，极力破坏共产党的威信，反对党的主张。他在一些人面前公开辱骂共产党，而对另一些人则用隐晦迂回的说法挑拨他们同党的关系。他用一套套极左的谬论，恶毒地进行造谣诬蔑，胡说：
“共产党主张放蒋，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它的严重性是带有出卖革命的罪恶性质。共产党主张放蒋的理由是说蒋可以抗日，这是鬼话，共产党犯了错误，张杨跟着上了当，这是历史的悲剧!蒋介石是一个反动透顶和毫无信义的人，张汉卿亲自送蒋回南京，这是多么仁至义尽的事情，但是蒋介石还把他扣起来，不让他回来，并且把自己接受的条件一脚踢翻，还派大军来压迫你们，你们还不接受这个现实教训，还相信蒋介石能抗日吗?张杨捉起蒋介石，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共产党错误政策出卖了。为今之计，万不能再听共产党的话。现在蒋介石威信还没有恢复，内部还不一致，军心还不安定，华北的韩、宋，西南的李、白，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都在跃跃欲试地想倒蒋。我们只有趁着这个时候以营救张汉卿为名，坚决打一下。只有打仗，才能救回张汉卿，也只有打仗，才能保得住西安。不但要发动东北军、十七路军打仗，并且还要压迫红军一齐打仗，不能让红军光拣便宜。要红军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坚决打一仗，起码把中央军赶出潼关，碰巧还会打出一个大局面来。到那时候，什么事都好办了。”
张慕陶还阴谋挑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间的关系。他曾诡秘地向杨虎城说：
“如果你接受甲案，中央军在陇海路潼关、西安一线驻十二个团，这是一把尖刀插进你的胸膛。
“张学良做得太漂亮，捉蒋由他，放蒋由他，送蒋又由他，什么风头都让他出了，你(指杨)杀人连两手血都没落上。蒋介石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饶谁也不能饶你的。你想想，这样‘和’下去，将怎么得了。现在的事情很明显，很简单，‘和’就是牺牲你。
“打一下再和，打是由东北军和红军去打，十七路军坐镇西安。打胜了，把中央军打出潼关去，拔去胸中的尖刀，那时再和，安全就有了保证。打败了，东北军必崩溃，那时东北军必定一部分投红军，一部分投中央军，你也可趁机收容一部分，扩大自己的力量。只要有力量，那时把一切责任推给东北军，你还可以‘和’，因为蒋介石也是不能长此打下去。”
张慕陶以“打一下再和”为借口，阴谋挑动内战，破坏抗日。他向李兴中，宋文梅等进行宣传，目的在于使本来已经紧张的战和分歧火上加油，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大捞一把。
红军代表团对张慕陶的反革命活动很警惕。周恩来同志曾找张慕陶谈过话，严厉制止他的活动，并让南汉宸设法把张管束起来，不让他出门。
三 中共代表团的活动
一月二十日以后，和战两派的分歧愈演愈烈。主战派的调子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主战派表面上压倒了主和派，使主和派不敢公开讲话。中共代表团进行说服、说服、再说服，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恰在这时，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等同志到了西安。他们与杨虎城、王以哲等重要将领晤谈以后，了解到形势的严重，于是他们会同原来代表团周、叶、博古等同志在张公馆的大会客厅开了一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说服会，当时参加的人东北方面有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久、苗剑秋、应德田等人，西北方面有南汉宸、申伯纯、杜斌丞、王炳南等人。会议开始后主要由彭德怀、任弼时两同志讲话，讲话的大意如下：
1．从国际形势分析，日、德、意三国法西斯军事侵略集团是站在一条侵略战线的，它们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瓜分殖民地。英美对日本侵略中国虽有矛盾，但英美尚无决心和实力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际行动。只有苏联是坚决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但苏联与德国法西斯是近邻，它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西边。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自“九一八”以后，一步紧似一步，按照田中奏折的狂妄计划，它是要灭亡全中国的，中国实在是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必须团结全国人民，争取国际援助，共同抗日。
2．中国现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因此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鉴于这一根本形势，愿意同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基本政策，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一点。
3．蒋介石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但他更接近于英美帝国主义。英美因日本要独吞中国，与日本发生矛盾，蒋介石受英美的影响，抗日的可能还是存在的。西安事变放蒋走是对的，争取和逼迫蒋介石抗日，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可能性都大。只要我们好好团结，配合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对蒋介石施以压力，张汉卿先生是能够回来的，蒋介石是可以抗日的。
4．目前形势不宜用战争求得问题的解决，因为打仗并不利于张先生回来，打仗可能引起更混乱的局面，那样，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
彭、任两同志谈了一两个钟头，他们谈完以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不发言，座谈会就结束了。
大家不说话，并不是没有意见。当时有些人完全同意，有的被说服了，也有的还没有想通，但当面不说。当时情势发展已相当严重，这次座谈会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东北军、西北军仍然面临内部分裂的局面。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